二十九敢说真话的溥仪 　　 　　 　　6月16日下午5时，全国政协李金德副秘书长来到专员办公室宣布了几项决定：一、原来专员不参加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形势发展，现在也要参加了；二、因为群众对文史部门意见大，给申伯纯贴了很多大字报，机关党委决定派工作组进驻，把文史部门彻底搞一下；三、要求文史专员要协助工作组工作，可以揭发自己，也可以揭发别人。 　　 　　在此之前专员们学习文件，讨论一下，发发言，也就行了，连机关群众贴大字报都不让他们看到，真可谓“隔岸观火”。这本来是被故意设置的一层保护膜，这层膜现在被揭破了。 　　 　　第二天，溥仪和其他专员们一起走进了集中贴大字报的第三会议室，看到了批判王述曾《卧薪尝胆的故事》并要求他交待“黑线”的大字报，而批判申伯纯的大字报里恰恰包含着“包庇溥仪”等内容，下午讨论的时候，溥仪发言说，他对大字报牵连自己表示欢迎，其实他的思想负担很重。 　　 　　这时专员们的业务工作已被停止了，文史资料全部封存，专员每天上班除了学习讨论，就是参加劳动，而且不论老弱病残。据溥杰说，造反派对他们也有“区别对待”：溥仪、溥杰、杜聿明、宋希濂4人可以干些轻活儿，而像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虽然有病也得干重活，因为他是“特务头子”。 　　 　　中国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曾回忆与溥仪一起劳动的情景。有一次她和中国评剧院的老郝被派往政协大院参加移花劳动，恰好与溥仪分在一个小组，任务是给十几盆五颜六色的玫瑰和月季花换土。先要准备好新土筛细，把疙瘩块块都挑出去，并把每一盆花土都倒出来，垫上新土加好底肥，再把花放进好盆，培好土，但培土不能太满，留有浇水的空间。新风霞回忆溥仪参加劳动的场面又传神，又形象： 　　 　　沈醉很会干活，杜建时也因年岁大了，干活很细致，筛土倒盆都慢慢来。“皇帝”一定要去帮忙，他不帮不忙，一帮就是倒忙。“皇帝”看见杜建时把土换好了，就把盆都搬到太阳下去晒，他边闻香边放在阳光下。可是刚刚换了盆的花不能晒，应当先放在阴凉地，浇上水，过一两天才能见光吹风。每盆花晒了一两小时眼看着全都不行了，花头叶子都搭拉下来。“皇帝”惊说：“这么好看的花，怎么全要死?我说过不能换土啊，这也是小生命啊……”我看着害怕，这些花都死了就糟了!我找来管花的师傅，师傅说：“不要紧，把每盆都搬到阴凉地，慢慢就会好。”总算花又慢慢地缓过来了，有几朵掉下的花瓣，“皇帝”心疼地捡起来，他说：“太可惜了，放在口袋里闻香。”他对花的喜欢传染了我们，我们也都捡起来装进口袋留着闻香。 　　 　　劳动休息时，大家拿出自带的干粮来吃，还有人带来了佐餐的“臭豆腐”和辣椒油，并故意逗趣说：“今天干的活是闻香的，现在我给大伙来点臭的。”说着，打开了饭盒，一阵臭气放出来了!溥仪特别讨厌这个臭味儿，他说刚刚闻到的是香花味儿，怎么一阵臭气，真叫人……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上海臭豆腐干，天津王致和臭豆腐，都是美食。”还有的说：“你就是臭豆腐，大家不是批那些专家名人是臭豆腐，闻着臭吃起来香吗?”这时，溥仪也拿着馒头凑过来说：“我吃一点尝尝。”他夹一小块“臭豆腐”，送到嘴边咬了一口，脸上的神情顿由紧张变得高兴起来：“真好吃!”接着又摇头晃脑说：“美味!”他向大家行礼并挑起大拇指：“谢谢大家教我知道，我就是臭豆腐。” 　　 　　新风霞谈到的这次劳动是确实有过的，文史专员董益三的日记上明确地记载着1966年6月19日专员们的活动内容：“上午，搞清洁扫除、移花，下午，学习报纸，移花。”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溥仪面临的问题主要还是针对别人的，形势所迫，专员们也不得不拿起笔来写大字报，批判平时很受他们尊敬的老领导申伯纯，批判他的“超阶级的认识论”、“史料独立论”、“专家思想”等等。据一位专员的日记所载，6月17日以后一个多月内，专员们多次开会检查文史工作中的问题，集体拟稿写了《申伯纯为大军阀刘文辉树立记功碑》等多张大字报，还连续召开了批判申伯纯大会。其间，虽然溥仪也不得不在以全体专员名义写的一张大字报《批判申伯纯的文史资料工作的指导思想》上签下名字，也不得不按分配的份额，仔细检查《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的有关文章，但是，在他的思想深处，良心并未泯灭，他的真情实感终于在申伯纯及几位中央统战部领导被游斗以后发泄出来了。 　　 　　沈醉向溥仪讲述游斗的情况说，这些首长被红卫兵押在一辆大卡车上，让他们每人口中咬住几根稻草或一只破鞋子，不断地加以污辱和殴打。溥仪闻此便大哭起来，还不停地说，他们都是好人，给国家做了那么多好事，为什么要遭到如此非人的待遇?对当时时髦的口号——“造反有理”也完全不能理解。他拉着沈醉的手，一边哭一边问：“老沈，究竟为了什么要这样干?好端端的国家弄成这个样子，是谁的主意?”沈醉当时既不理解，也很怕惹事，只是劝他不要讲这些，好好养病，他却不停地大发牢骚，认为这样做是不应该的。 　　 　　沈醉说，溥仪平时在学习会上总是“跟着报上和文件上的内容来发言，很少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或意见”，大家都认为他不肯联系思想，对他表示过不满，还准备批评他呢。政协领导人也为此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溥仪虽然当过皇帝，但从来没有亲自处理过什么问题，所以自己提不出对问题的看法，并不是不敢暴露思想，更不是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所以不应该批评他。实在说，他在学习时是相当勤奋的，他摘抄文件和报纸比谁都多，笔记本一大堆。这种认真终于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发挥了作用，沈醉对此发表了感想： 　　 　　那天他却敢说出那么多的看法，不同意搞由下而上的“夺权”，这在当时是会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帽子，甚至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他却毫无顾忌，一个劲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不但不主张批斗他认为是好人的许多首长，还敢于同情他们，直到为他们被斗而哭泣。当时我们这些平日自命敢大胆暴露思想的人，却连一句真话也不敢说，更谈不到为那些不应该受到批斗的人而流泪了。 　　 　　今天，我回忆那次溥仪和我谈的话，他那次的哭，我认为他的那些举动是真实的、正义的，也是十分大胆的，溥仪确实是敢于提出自己意见的人。我常常感到有责任把他那天说的话写出来，肯定他是从思想上得到改造的，更是应当受到表扬的人。因为在那场暴风骤雨中，许多人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却提出了那些不同的意见。回想起来，当时我和许多过去自命敢大胆提意见的同事们，都是噤若寒蝉，只求得自己平安无事就感到万幸的人，今天都应感到愧对溥大哥。过去我们误会他，还准备批评他，真正应当受到批评的却是我和其他专员们。 　　 　　从7月下旬起，专员们又恢复了在北京府右街附近北京低压电器厂的每月一次的劳动。在这里，溥仪恰与藏传佛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分在同一个小组里，面对面干活儿，活佛头戴鸭舌帽，“皇帝”身着蓝色制服，两人都很认真地跟着工人师傅穿螺丝、装元件，不时地也可聊上几句。因为他们也是旧识。原来班禅自1964年被错误地批判以后，所担任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也被撤销了。周恩来担心班禅会发生意外，便把他全家迁来北京居住，并在1965年11月24日安排溥仪与班禅会面，目的是让活佛能从“皇帝”身上得到启发，看到光明的前途。当时他们曾经长谈并共进午餐，数月后当两人又在一起劳动的时候，不能没有重逢的喜悦。然而这已经是非常短暂的平静了。 　　 　　当震撼全国的“红八月”到来时，政协大院内也发生了杜聿明、沈醉被干部家属中的孩子们斥骂为“大坏蛋”的人身侮辱事件，甚至遭到黄泥团的袭击，有一次竟把沈醉身穿的白衬衫变成了满布黄点的“花衬衫”。这虽然只是一帮十几岁的孩子所为，但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就连仍然担负文史部门领导职责的沈德纯也无可奈何!沈老善意地提醒各位专员说，目前各学校正流传“爸爸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因此专员子女也有可能受到株连。这使专员们感到形势严重，人人自危，怕如此发展下去无法作人。作为中国的最末一个封建君主，溥仪在那些日子里更是提心吊胆，思想上的负担很重。回到家里，他常常拿起条帚就扫院子、扫胡同，端起脏土箱就倒垃圾，还跟我商量说，用保姆也有剥削之嫌，还是辞了吧，从此我们自己做家务，而溥仪是病人，我不能不照顾他，真是够难的。 　　 　　8月8日晚间，溥仪收听了中央公布的“文革”运动“十六条”，心情一度转为兴奋，专员们座谈时，他说前一段运动有些乱套，这回有了“规矩”，希望能够扭转局面。然而，事实不等于想象，著名的“八一八接见”之后，法令、制度和纪律，一概不复存在了，各式各样的暴力行动出现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新街口的理发店、缝纫社门前贴出了“最后通牒”，命令不准再理“港式头”，不准再做“奇装异服”。全市的商店牌匾，凡有“四旧”成分者一律砸烂。从六必居酱园到全聚德烤鸭店，从同仁堂药店到瑞蚨祥绸布店，一律遭劫，甚至连历史悠久、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荣宝斋也被“彻底砸烂”了。随之而来的是，从东四到西四，到处贴出了这样那样的“命令”、“勒令”；从东单到西单，到处是“警告”和“通牒”。不许浴池为顾客搓澡，不许饮食店卖高级食品，不许商店在出售的商品上贴商标，更不许售卖香水、胭脂等化妆品。一时间，腥风血雨，弥漫京华。 　　 　　动乱的凶涛险浪眼看着冲击过来了。随着拿定息的资本家遭劫，甚至“勒令各民主党派一律立即解散”的通令也贴上街头。与此同时，在政协机关里也出现了命令全体文史专员参加劳动、降低工资的大字报。鉴于廖耀湘夫人张瀛毓、王耀武夫人吴伯伦被中学生“小将”们围攻、辱骂，以及宋希濂目击某青年妇女被“红卫兵”剃光头等事，全体文史专员们对大字报中的“指示”无不服从遵命。 　　 　　8月25日那天，专员们开会讨论降低工资问题。“造反派”规定：政协委员一级降薪百分之五十，专员一级降薪百分之三十。那些具有一定政治经验的前国民党将军们都懂得，对于这个规定，本来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他们二话不说。溥仪却不懂这一点，他十分认真地考虑起来，自1964年11月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时起月薪为200元，如按规定取消一半工资，只剩100元，这对两个病弱之人来讲怕很难维持，于是，他就诚实地要求“保留150元”。可是，他又觉得这太特殊了，就咬咬牙在“本人申请”一栏内填上“保留130元”字样，满以为“造反派”会采纳他的合理要求哪! 　　 　　就在讨论降低工资的次日，专员们被强令在政协大院内劳动。他们扫院庭、拔草，为伙房劈柴、收拾煤堆，还要清除那些被“小将”们砸得粉碎的石兽头之类。溥仪有病，蒙“造反派”略有照顾，允许他不必按时来参加这种劳动，可溥仪还是经常出现在清扫人员中间。 　　 　　新风霞还记得与溥仪一起给政协伙房劈劈柴的情形，她说，劳动过程是先由木工用电锯把大圆木头锯成一节一节的，等电锯一停，就让参加劳动的人去把圆木墩搬到一个地方，然后坐到小马扎上，抡起大板斧把圆木墩劈成一条条的柴条，点火生炉子就好烧了。溥仪没见过这场面，电锯“咔咔”的响声就把他吓得躲在墙边一动不敢动，抱木墩时别人一次抱两三个连跑带颠，溥仪一次只搬一个还累，常常累得靠在墙边喘气，劈柴时更是被斧子震得难以忍受，劈一下甩甩手，很可怜。木工心肠好，主动提出再把圆木墩锯成四块，这样就好劈多了，溥仪对着那位木工不住地鞠躬。内乱的继续扩大对专员们越来越不利了，正是8月下旬的最末几天，不知从哪儿来的“小将”先后闯进杜聿明、宋希濂和董益三的家中，他们不出示任何证件，也不说明任何理由，就问罪抄家，甚至在董益三家抄检时竟带走了其妻宋伯兰的退职金和全部积蓄。幸运的是，在那个难熬的“红八月”中，末代皇帝溥仪竟没有遭受抄家之祸。 　　 　　有人说，溥仪在内乱之初未受大骚扰的原因是溥仪的群众关系好，人们自觉地保护他。自从搬到东观音寺胡同后，他和附近的街坊邻居都相处得很好。附近的老人、小孩以及青年学生和机关职员、工厂工人，见了他都打招呼，他也总是爱和这些人扯上几句，特别是一些老人、孩子对他更有兴趣。然而，显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红卫兵”最初只是出现在青少年的中学生中间，后来却蔓延到社会上了。8月27日，在全国政协机关内也有人宣布成立了所谓“红卫兵”。于是，政协成了“兵”的天下。当天下午学习的时候，沈德纯传达了新的安排：专员们从即日起停止集体活动，回家学习。溥仪和他的同事谁也没有说话，每人都默默地收拾起一包“学习材料”，悻悻地离开办公室，走回家去。从此，他无班可上了。 　　 　　溥仪特赦后每天上班工作，他从心里愿意、高兴，能够用自己的劳动为人民服务，这是他多年来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感到他和一般人的想法确是截然有别的。他为失去上班的机会而感到不可名状的痛苦，翻开1966年8月28日的溥仪日记，我们看到那最上面的一行写的是：“未上班第一日”，此后相沿，每篇日记的首句都是“未上班第某日”，这难道不正是末代皇帝对“文革”的无言控诉吗? 　　 　　在此后的几个月中，溥仪主要是养病看病，有时间还上新街口看看大字报，回到家或是读读《毛选》，或是练练毛笔字，听到什么消息总是和我聊一聊。有一次他从新街口回来就对我说：“我看见了批判刘少奇同志的大字报。少奇同志严肃认真，勤勤恳恳，我是有印象的，特赦令就是他发布的。”他看到批判徐冰和安子文的大字报后心里很难过，对我说：“大字报没写出什么具体事，却有一串大帽子，真是一夜间把老干部都打倒了。”后来，溥仪又听说帮助他修改《我的前半生》一书的群众出版社的一位负责同志也被打成“特务”，他几乎有些愤怒了，在家里就像喊似地对我说：“我就不信!我曾和他长期相处，他怎么能是特务呢!”溥仪感慨地说：“这么搞，国家要受损失啊!”他讲这句话时那种无以名状的表情，我至今记忆尤深。 　　 　　溥仪的病这时日趋严重，本来文史专员看病享受高级干部待遇，有病只要先给特诊室打个电话，等着安排就行，此时已被造反派取消了优待，我只好天天陪他上医院排队挂号，偶尔因故我不能去时，他就自己去，往往闹出点儿麻烦。有一次就让新风霞碰上了，因为全国政协和中国评剧院的公费医疗关系都在人民医院。新风霞回忆说： 　　 　　溥仪为人非常善良老实，我看见他缩着脖子低着头坐在长椅子上，可能因为生病太难受吧，我没跟他说话，一会儿护士在叫人把医疗证交过去，护士喊：“新凤霞!”我快步走过去，因为“文革”中早不许我演戏了，叫我的艺名容易被人注意，有人在看我，我交了医疗证又回到位子上坐下。这时又叫：“爱新觉罗·溥仪!”大家注意他了，就自然不看我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愣愣磕磕的双手垂下，两只眼睛直着，不知怎么回事，一位护士笑得直不起腰来，用手指着说：“那里叫你交医疗证!那里，去吧……”他像一根直棍走过去，护士说“真可笑，他还是在皇宫的习惯，看他两手垂在下边，清朝奴才的样子……”他也不敢走快了，还是护士向他要去医疗证。他回来时，坐的位子已被别人占用，他也不敢问，呆呆地站在那里看。我向他招手，往边上挤挤还坐得下一个人，就对他说：“来……你坐在这里吧。”他看见我叫他本应高兴啊，但他不是这样，反而说：“这里不是我的位子……”我拉了他胳膊一下，好烫啊!他好像不太愿意坐下，我说：“你别死心眼儿，你的位子被别人占了，你就坐在这里吧。”他身上冒着热气，准是发高烧，几个年轻人有意寻开心，对他说：“哥儿们别冒傻气了!这是医院，你还在想我坐了你的位子，是吗?你过来坐呀!”他站起来让溥仪坐，溥仪转身真去坐在了当中，一边一个年轻人有意挤他，他一动不动，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可能很难受!我向对面年轻人说：“他人很钝，又发高烧，原谅他吧!让他进去先看病吧!也怪可怜的。” 　　 　　我看完病，问大夫溥仪怎么样?才知道他已经住院了。 　　 　　在社会上、人际间，溥仪的笑话真多，但对大是大非他还看得清楚，即使躺在病床上，仍牵挂着国家的命运。他常向来探望的专员同事打听：政协和统战部哪些领导人又被批斗了?是否天天游街示众?我每次去医院，一定要给他买几张造反派印制的小报，上面登的文章，不是给一些老干部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就是吹捧“副统帅”林彪和“革命旗手”江青的，溥仪要看这些小报，借以分析形势。 　　 　　有一次沈醉来探病，溥仪悄悄问他：小报上说某某是什么“军统特务”、“中统特务”，你在军统中那么多年，是不是认识他?见过他?沈醉总是回答说，过去听也没有听说过，若知道某某是军统，早就揭发了。溥仪又附耳细问：小报上说林彪怎样怎样，为什么过去学《毛泽东选集》时没有看到过?小报上还说江青的贡献那么大，为什么过去从来没有提到过?沈醉后来回忆说，他听到溥仪这样问吓了一跳，赶忙劝他不要管这些事，更不能随便对人说，因为那是要犯大错误的，也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溥仪才不再问下去了。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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