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监号门开了 　　 　　 　　自从坦白检举工作告一段落，检察工作团也都走了，现在是听候处理阶段了，管理所里放宽了一些限制。自从到抚顺那天起，监号门外永远是上一把大锁，现在放宽了，监号门打开了，各监号之间互相串串门也可以，三年来的监号规矩似乎习惯了，门虽然打开了，并没有人来回串门唠嗑。开监号门只是在一个看守所范围内，管理所内还是不能乱串的。看守所有十几间监号也住不满，就收拾出一间来当图书室，或是叫阅览室更恰当，因为没有几本书。监号本来是对面的木板炕，也不能随便拆，就把桌子、凳子放在炕上。 　　 　　现在作息时间也有所改变，一般上午学习，学习内容有管教科布置，有系统的学习，都学了些什么，现在都没有印象了。没有布置的时候，小组里就读报。下午放风，各监号都一起出去，在院中自由活动，随自己的爱好。打太极拳打克郎棋是老头儿们爱好，年轻些的打排球，打羽毛球，不爱打球的就三五一群的聊大天儿，和别人聊不到一起的就晒晒太阳。冬天还浇了一块溜冰场，那可没老头们什么事。晚饭后是娱乐时间，听广播、下棋、打扑克，也经常给放映电影，国产片以外就是苏联的片子。 　　 　　监号门打开了，也算是一个新的阶段，在管理所的指导和监督下，叫战犯们自己组织起学习委员会，选出学习、文体、生活委员来管理自己，谁来当什么委员我现在已记不清了。比如布置新的学习，就不必全体开会，有学习委员会给各监号的小组长开会传达就可以了。管生活卫生的委员定期召集各小组长，检查评比卫生，内务的管理等。因此，卫生整洁等各方面比以前有不小的进步。 　　 　　有了生活、文体委员以后，到了年节的就格外热闹些，用红绿花纸剪些彩带、彩花在通道里装饰起来，点缀出节日的气氛。再就是包饺子，大家一起动手，大中小灶早就搀和在一块了。前面讲的魔术师李文龙，他对吃上也挺有研究，他不光是好吃，都会亲手做。包饺子拌馅是关键，得由他来掌灶，擀皮儿，捏饺子更不在话下了。 　　 　　“难得糊涂”的总理稳坐在炕上，专等饺子端上来张口，是极其心安理得。溥仪则不然了，总想帮点儿忙，大家忙乎着包饺子，也没人搭理他，他脸上带点儿不好意思的笑容，号里号外来回转，不时扶一扶鼻子上的眼镜，可是哪里也不欢迎他的帮忙，不帮倒好，因为一帮准来个倒忙。 　　 　　通道的一头挂上横眉子，两边配上布帷子，就成了临时的小舞台，晚饭后上演些小节目，还许可晚睡会儿，把节目演完。李文龙的魔术最受欢迎了，道具得自己做，由所里给买些材料，做的时候还要保密，行话叫“门子”。把“门子”抖落出去了，魔术就蒙不了人了。我以前编快板演，成老一套了，李文龙帮我做了几个布袋木偶，大家下午出去放风，我在号里偷偷练，为了到时给人们一点新鲜感。其实我哪里表演过木偶，小时候倒看见过“王小儿打老虎”，我的演技也许能糊弄三岁小孩儿，再能糊弄的就是这些老头子们，大概是经过坦白检举又返老还童了。再有就是组织大家搞文体比赛，扑克，象棋等要比赛好几天，到年节的正日子比决赛。 　　 　　监号门打开了，不论屋里外边，随时可以看见溥仪了，他现在生活上完全可以自理了，还是和伪大臣们在一组。没事也不到他的号里去串，在院子里见到他也是没话，他也学着对我们关心关心，问寒问暖的，让人觉得发假，不像是出自内心，也许他是一片诚心。自从1937年我到长春，在伪皇宫里只有“皇上圣明，奴才该死”，到了苏联当了俘虏，他也没放下皇帝架子，足有十好几年了。现在刚刚开始以平等待人的态度对待我们，对他来说就是“初学乍练”，自己的那片诚心不会表达，免不了做点儿姿态，就使人特别觉得发假。和他说话是问答式的，有问必有答，答完了还是没话。用现在一句话，这大概也是处于“转轨”时期，从君臣关系往平等关系这边转，两方面都有点儿别扭。 　　 　　在日本战犯那边，也同样放宽了，在管理所的指导监督下，让成立了学习委员会，选出了主任和委员，分管学习、文体、生活等事。人多就有各方面的“一技之长”，在操场上盖起了露天的舞台(《我的前半生》最后一组照片里有三张背景是舞台的，可供参考)，开大会、演节目就都方便了。所方给购置了不少乐器，战犯里也有一两个人入伍前是学音乐的，一个小乐队就组织起来了。经常排演些节目演出，也不必等什么年节啦，有合唱、舞蹈等。日本战犯排练节目时，以为只能演唱中国的革命歌曲，可是管理所支持他们演出日本民族的歌曲和舞蹈，使战犯深受教育，特别是日本的民间小调、乡土舞蹈，演出时都有服装、道具等，有不少人看着看着不觉地哭了起来。他们深深地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处在美军占领之下，是爵土乐风靡全国，到处出现了什么“吉普女郎”、混血儿等等。管理所及时引导他们反省了自己国家的过去和现在，更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的罪行。 　　 　　日本人自编自演的节目也很多，他们演节目时也允许我们去看，我们就是一直当听众、当观众，没有上过台。他们编了一个大型话剧叫《原子弹之子》，演的是1945年日本投降前，美国往广岛扔原子弹的情节。这是震动全世界的事情，管理所里的战犯能演得了吗?有点不自量了。反正是自演自看的事，也不是公开演出。因为给他们上演了一部日文原版电影片，就叫《原子弹之子》，可能是受到震动太大了，就不自量力编了个话剧。 　　 　　这部电影我们也看过了，确实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是1945年8月6日，日本人民永远忘不了的日子。那天在日本的广岛市上空飞来了一架B29美国轰炸机，广岛受过多次空袭，来一架飞机都不当回事了，看见它投下了一个小型降落伞，飘落在空中，哪里知道这就是原子弹呢。原子弹必须在一定的高空中起爆，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杀伤力，同时，也给飞机逃跑的时间。正当很多人都往天空里看这个小降落伞呢，突然一声巨响，原子弹起爆了，中心是十几万度高温的大火球，烈焰迅速蔓延开来，广岛市地上和天空变成了大火的空间，爆炸的气浪摧毁了整个城市，大蘑菇云腾空而起，遮蔽了太阳。刹那间几十万人的生命被烈焰吞噬了，当时没被烧死的人们，一个个也都烧得没有人的模样了，为了缓和一下烧伤的疼痛，争先跳到河里去，一到河里人就失去了知觉，顺水漂走了。没有葬身火海的人，就葬身鱼腹了，真是惨绝人寰。原子弹爆炸还有原子能辐射，被辐射的人当时没有死，得了一种不治之症叫做“原子病”，得这种病的人，全身细胞和血液失去了再生的能力，只能存活不长时间。 　　 　　美国人说在原子弹爆炸的地方，三年之内寸草不生，可是在第二年，广岛的幸存的人们，在一幢残留着圆顶的建筑物下边惊奇地发现了嫩草，它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到今天这幢建筑带着它抵抗过原子弹的圆顶被保留着，那嫩草的绿地已经被开辟为和平公园。这部片子当时给日本战犯刺激太大了，所以他们改编话剧。不过，再现的场面就差很多了，可能是他们想多看一遍自己的国土上的悲剧。 　　 　　日本战犯们有时还组织起全体的运动会，会场就在大操场，插上一些彩旗，安上两个大喇叭播放乐曲，用石灰粉在地上撤上白道就是跑道了，搞些田径赛，也有些是趣味性的运动，不需要体力，人人都可以参加，所里也给发些奖品给优胜者。我们伪满的这部分只参观不参加，不过也不光白看，到时也给鼓鼓掌、加加油。 　　 　　通信 　　 　　对我们政策放宽的第二项内容，是允许和家里通信。所有的人自从1945年被苏联俘虏以后，到1955年整整十个年头和家人音信全无，生死存亡未卜。这十年是改朝换代的十年，天翻地覆的十年，城市的变化非常大，日伪统治时期许多带有殖民地性质的地名都改了，我们知道的还是旧的通讯地址，这就是个障碍。另外每人怀着一种忐忑的心情，十年了，家庭人口的变化，经过了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两个时期，走死逃亡，谁在谁不在了，想知道可又怕知道。还有一种担心，事实证明也不是多余的，就是家里的人还认不认汉奸老子了? 　　 　　这种事就出在张秉哲的家信上，信上开头的称谓，不叫爸也不叫爹，来了个：“张先生……”张秉哲看了信以后，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只怪自己吧，谁让自己是个汉奸爸爸呢。张的儿子的情况是怎么回事，不了解不能乱说，后来他儿子再来信就叫爸爸了，还检讨了自己，说是过“左”了。 　　 　　大部分人的回信中都说是家里人入学的、入团的，也有入党的，或是参加革命的等等，但是也有个别人不相信家里的情况，认为信中讲的是假的。到后来家里的人来了，亲口讲给他这些年的变化，他才相信了。 　　 　　我们三个毓的家也都找到了，1945年那时去了大栗子，后来就回了北京，在北京有一家通了信，别家很快就传遍了。我家中有两个弟弟，一个当了兽医，一个在电影制片厂做技术鉴定，都是技术人员，十年前还都念书呢，想不到都学了能耐，就剩下老大哥是“白帽子”了，哥俩供养着老母亲，够生活了。毓嵒很是不幸，爱人患瘰疬病，或叫淋巴结核，在解放前因无钱治疗，给耽误死了，身后抛下了两个孩子，寄养在亲戚家。毓嵣在吉林的家也找到了，他爱人是吉林人，由通化带着婆母和孩子回了娘家，现在当上了人民教师。 　　 　　溥仪的弟弟，妹妹们都在北京，很快就都通了信，当然他还要和李玉琴通信。 　　 　　参观 　　 　　接着管理所又宣布了一项，是这些战犯们也想也怕的事，就是组织大家到外边去参观，实地看看新国家的建设成就。说想是因为这些战犯们大都是东北人，到抚顺市里和郊区看看，对自己的家乡也能有个大概的了解，有个别人对自己的家信还是半信半疑的。说怕，这一帮子人中有溥仪这位末代皇帝，到外边要是被人们认出来，不得喊“打”呀!事实说明这些想法是多余的，不但是没人喊打，所有的人通过参观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参观的地方有露天矿、龙凤矿、养老院，还有郊区和市里的百货公司等等。 　　 　　矿工养老院离着管理所最近，是第一处参观的地方，那里有整洁的房间，宽敞的庭院，住着老矿工们，他们的衣食住全部由养老院包了下来，每月还发给零用钱，养老的矿工们逢人便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好，在旧社会里丧失了劳动力的工人，早被资本家踢出了矿井，年青力壮的失业人还不有的是吗?说从前有个顺口溜：到了千金寨，先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 　　 　　有的老工人还解开衣服，认我们看看他身上，年青时在矿井中受的伤，说那是“六面石头里夹着一个人”，伤残了只有等死。在新社会里我们都享福了，有人伺候着，病了有医生给“扎鼓”(东北方言：治疗，满语的对音)……老工人们的话，也不一定专对我们控诉，这是他们的心声，可是我们这些人听了，确实受不了。 　　 　　参观龙风矿时，溥仪在他的书中说到了井下，那里是个竖井，上下是很繁忙的，而且一次乘不了许多的人，我们这些参观队伍的小尾巴就没能下去。这里并不是电梯，在楼上安有一台大卷扬机，叫我们没下井的人去参观了，只是隔着玻璃看看。机械房是闲人免进的，那里要保持安静，竖井升降的速度非常快，司机人员要高度精神集中不能有半点差错。工人上来有洗澡堂、太阳灯室、大食堂，二十四小时开放，因为工人是三班倒。还参观了矿工宿舍，和现在的居民楼差不多，矿区上还有优越的条件，那时就有双气。屋子里边还是农村的模式，用木板搭的半间炕，有炕桌、炕柜，地下有条桌、座钟，墙上贴着年画。 　　 　　在露天矿参观时，站在高处远远望去，足有四五平方公里大的一个坑，几乎看不到人，都是机械在作业。伪大臣有从前来过这里的，说那时坑里密密麻麻全是人，远看和蚂蚁似的，采煤运煤全用人力，哪有像今天这样的大电铲、电翻斗车等。抚顺露天矿在世界上也是有名的几个大露天矿之一，煤层离地面很浅，把上边的土层剥离开就是煤了。露天矿还产油母页岩，页岩就是片状的岩石，褐色，含有石油，把岩石粉碎、干馏就能出石油，产量当然是不很多了，石油的质量很高。副产品有润滑油、石蜡等等。 　　 　　在农村参观了一家农业合作社社员的家，小院里有三间正房，一明两暗，堂屋地两边是大锅台，里屋盘着火炕，还有两间西厢房。参观是分成几个小组，当然是以溥仪为主了，我们年轻的跟在后边。屋子小，一回也不可能进去二三十人，给前边的介绍完了往前走了，我们看一眼还得追前边的组。这里的主人介绍他的农机具，从播种到收割还是很齐全的，我那时对农业还是大外行呢。 　　 　　外出参观学习，溥仪的书中写了许多，这里不用转引了，但要补充一项他的书中遗漏的，就是1956年国庆节，我们伪满战犯特别被允许去参加国庆观礼，参观抚顺市民的庆祝游行活动。准确地点我说不清，想当然是市政府前的大广场上，就在东侧观礼台下边另加了两排椅子，我记得当时我们都是穿的蓝色制服。 　　 　　内容大致和天安门前的游行差不多，但规模就小的多了。开始是以好多辆彩车为先导，车上载着各种模型，显示出抚顺各条生产战线上的成果，那时抚顺是“煤都”，特别突出的是煤的生产。后边就是工农兵学商各界游行队伍，边走边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此起彼伏的。最后是文艺队伍，彩车上表演的哪些节目，都没印象了。多年不见的大秧歌、二人转、高跷、旱船等等这回可看见了，心情上很是激动的。但不知游行队伍的人们，当走过主席台前，首先应看到观礼台下边坐着两排人，好像是观礼台上边“客满”了，加坐加到下边来了，不过好几十号人都是一色的蓝制服，恐怕想不到就是过去骑在人民头上战犯吧。 　　 　　自从许可通信后，我们大多都找到了家属，还许可探视，但这要看经济条件了，我的母亲也想来看看十年不见的儿子，现在都什么样了呢？可是经济条件不许可，也没办法。陆续有不少家属前来，不仅是失散多年亲人的会面，给每个人以实际的教育，通信里不相信的事情，见面后也相信了，加深了对新社会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探视 　　 　　到外边去参观后不几天，溥仪和他的几个亲属都被请到了所里的接待室，当时也把我们叫去了。一看是载涛爷爷带着溥仪的三妹、五妹专程从北京探视来了。载涛的名字在报上早就知道了，他现在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但对他们的到来是没想到的，看到载涛爷爷神采奕奕，倍儿直的腰板不减当年。两位姑母虽不是亲的，在长春时是朝夕相见，非常有感情的。 　　 　　据载涛爷爷讲，这次是毛主席叫他们来的，我们真是惊喜而又非常的感动了。那是在一次什么会上，载涛爷爷见到了毛主席，谈到了溥仪，主席说：“据说溥仪改造得不错，现在可以探视了，你们应当去看看嘛。” 　　 　　虽然溥仪当年是过继给光绪皇帝了的，载涛实际是溥仪的亲叔叔，他现在是全国人大的满族代表，自然也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代表了，特别是在敌伪时期，他不受高官厚禄的引诱，保持了民族的气节，所以在新中国当选为人民的代表。我们也听说许多爱新觉罗家族中人们的成长，参加了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 　　 　　就说现在来的溥仪两个妹妹，俗语说是金枝玉叶，过去确实是特别娇贵，今天在新社会里都成了自食其力的人了，而且都学有一技之长。我们在这里天天学习改造，要改造成为新人，成为自食其力的人，面前的两位姑母不就是我们的榜样吗。 　　 　　通过这次会见，使我们增强了改造的信心，看到了自己的光明的前途。 　　 　　溥仪在他的书中虽然写了“会见亲属”一节，可是其中对李玉琴只字未提，我想他是不会遗漏的，似乎是有意回避，难于下笔，我在此略为补充一些。 　　 　　原来溥仪住在天津的时候，他本人住的地方叫“静园”，另外他也买了些房产，他到伪满去以后，就派溥修——他的族兄，在天津给他管理这些房产。抗战胜利后，也就是溥仪说的“在大崩溃中，我成了俘虏”，李玉琴就来到天津找到溥修，就住在溥修的家中。 　　 　　溥修小时候在家中读书，有老书底子，写一手好宇。学问虽好，却没有社会经验，治家理财，自谋职业全然不会。溥仪的房产当做“逆产”被没收了，他也断了生活来源，只会坐吃山空，在天津的一点积蓄吃空了，把房子卖掉，搬到北京女儿家来住。卖房子钱有多少也还是坐吃山空，李玉琴的“寄人篱下”生活近十年了，溥修那个老封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思想，她也受不了，这才回的长春老家。老父亲前几年就去世了，只有依靠哥哥度日。 　　 　　李玉琴回家不久，抚顺管理所这边就开始了通信、探视，她是向亲戚朋友借来的钱，那时交通和现在不能比，得先到沈阳住一宿，第二天才能到抚顺，路费虽然有三四十元就够了，这差不多也是两个月的工资了，为的是能和溥仪见上一面。见面时我当然不可能在场了，但是大致的情况似乎能想象出一点儿来，决不会像分离十载的夫妻，一朝相会。 　　 　　第一篇里我讲过，我和溥仪的关系，没有家族的关系，只有君臣的关系。溥仪对待李玉琴也是一样，谈不上什么夫妻，也是君臣关系，因为是她的“御用挂”吉冈安直介绍来的，更多一分戒心，给她住“同德殿”，溥仪住他的“缉熙楼”，过的是“两楼分居生活”，哪里有夫妻感情呢。 　　 　　在改造中的人见到谁都把认罪，赎罪，政府的宽大等话挂在嘴边上，这套话在夫妻之间是不大实用的，溥仪见到李玉琴也不外是“我有罪”，“对不起你”等等。溥仪对于社会上的事是一窍不通，说到李玉琴苦熬了十年，受了多少罪，受了多少连累，连工作也没有，可怎么活过来的呢?就眼前的事，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人，怎么由长春来到抚顺，还带来一些东西，溥仪都是理解不了的，李玉琴吐了半天苦水，没有得到一滴同情的眼泪。 　　 　　溥仪在长春的时候，也有四十来岁了，那是西服革履，抹头油，擦香水，在李玉琴的心中，是崇拜的偶像。今天来一看认不出来了，人过了十年哪能不老，老和老也不一样，溥仪哪能还照过去那个打扮，刚凑和能生活自理，衣服穿得邋里邋遢，幸亏没让穿囚服。头发披散着是没头油了，胡子拉茬，犯人不许可有刀子、剪子，今天家属来了，我刮刮胡子去接见吧，哪里能行呢，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战犯就得带点囚容了。 　　 　　要知道在战犯管理所的接见，是放宽了制度的，没有时间的限制，而且允许单独接见，就可以无话不谈了，可谈话似乎是各说各的，李玉琴没有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没有听到知心的话，很使她寒心。 　　 　　李玉琴来抚顺有两三次，最后一次是下定决心离婚而来的，管理所做了一些工作也无济于事，特别破例留她在管理所住一宿，作最后一次的努力吧。这本是难得的好事，却使溥仪没有了主张，我那时还没有结过婚，他把李国雄拉到了无人的地方，小声问道：“我，我怎么办呀?” 　　 　　“这夫妻，也就是说两口子之间的事，你难道真的不懂吗?”李国雄笑着回答道(见李国雄：《跟溥仪改造记》，载《伪满皇帝群臣改造纪实》第363页)。 　　 　　留宿的结果，恰恰和人们的愿望相反，似乎更促成了李玉琴离婚的决心。她自1943年进了伪皇宫，到1945年8月共两年多的时间，我只见他们二人是分楼而居，前文也有叙述，不知道是否曾同过床，共过枕，如果说在管理所是头一回，那不幸的是也成了最后一次了。 　　 　　溥仪的离婚在管理所里也是件新闻，前来探视的家属不少，哪里有要离婚的呢，总是有个影响问题吧，谁也不敢公开地议论。有的人偷偷问我：“溥仪是离婚了吗？”只是想再证实一下，其实，我也并不比他知道的多。前面讲过，我和溥仪平时确实是没话，他也感觉到我对他的事情是不大关心的，对于李玉琴我是从来没见过面，更是无所谓了。溥仪也没和我讲过李玉琴来探视了如何如何，当她提出要离婚，溥仪也没和我讲过，他当然要采取点什么对策，他会找溥杰、万嘉熙去研究的。他离了婚之后也没告诉过我，至于他的离婚是个什么滋味，我无可奉告了。 　　 　　一般来讲，离婚总是感情上先破裂了，或是有什么外遇了，两下里为能离了还愉快呢。溥仪这是单方面的离，精神上受多大刺激没有呢?按说我应该慰问慰问他，让他想开一点吧。没有，还是前文讲的，和他没话，也没听说他是吃不好饭了，睡不好觉了，整天价“神不守舍”了，全都没有。不过你要说他是个感情麻木、不在乎什么打击的人，也不是那样，在哈尔滨糊坏了纸盒子，被宪均给骂病了以至说梦话。他在书中写道：“这天夜里，我做起了恶梦，梦见那张凹凸不平的橘皮脸直逼着我，……”(《我的前半生》第446页) 　　 　　李玉琴坚决和溥仪离婚，是不是为了工作的关系呢?背着什么“皇娘”了，还是什么“战犯的老婆”了的包袱，是无法找到工作的。其实不然，她离婚时已经有了工作，安置在长春市图书馆作正式职工，这也是和溥仪有关系的。那时谁能料到特赦呢，宽大溥仪，不杀头就算是到头了。 　　 　　走向新生活 　　 　　说话就快到1957年的新年了，这次准备编排些大型的节目，上大礼堂去演，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年，编写了活报剧、话剧来上演。我们一共不过是五六十人，除了上台演出的，剩下台下的观众就不多了。在此之前，国民党的战犯有多少人，我不知道，大概是在太原，坦白检举完了，全部归到抚顺来了，把他们都叫来当观众。 　　 　　首先把大礼堂装饰一新，安上灯光，拉上彩带，挂上新年贺词的横幅。编排节目中有合唱、相声、双簧，小节目里受欢迎的是蒙古族“好力宝”，战犯中有好几个蒙古族人，是自拉自唱，仿佛汉族的数来宝。李文龙的魔术，做道具上得到所里大力支持，大变活人的木箱子不好做，就改用布袋子，我便成了活道具。魔术演的很成功，国民党的战犯们是头一次看，说是可以卖票了。 　　 　　活报剧是从报上找的新闻材料，那时英国侵略埃及，强占苏伊士运河，在国会里有场辩论，润麒扮演外交大臣劳埃德，溥仪演了一个议员。活报剧没有太固定的台词，可以即兴发挥，可是溥仪不用说演戏，看也没看过，楞叫他登台，也很难为他的。我们的学习委员说了：“登台演出也是自我教育，检验一下改造的成绩，同时也教育别人。” 　　 　　溥仪没辙了，硬着头皮上吧，上台了还真进入了角色，有生以来第一次登台演出，不仅没砸锅还成功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 　　 　　压轴的节目是话剧《走向光明》，溥杰编剧，剧中有两个主角：吴其结、卜世仁，就是无气节、不是人。两个汉奸，最初是如何勾结日寇欺压百姓，最后得到改造成为新人，走向光明了。也就是战犯们在演自己，再现这十四年来所走过的罪恶的道路，只要认真改恶从善，就有光明的前途。 　　 　　新年的演出很是热闹，大家接着又准备春节的演出。一大管教科长找我谈话，问问学习的情况，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这还是不常问的，意思是如果你要回到家中，将怎么办呢?当时我并未多想，觉得自己到社会上去还能挨饿吗?现在社会主义新国家各方面的建设，都是蒸蒸日上的，哪里不需要人呢。 　　 　　离春节越来越近了，这天，我记得是下午，有我们三个毓，李国雄，汪伪驻朝鲜领事、主事等一共十三个人，由最高检察院的代表向我们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书”，即行释放。 　　 　　一经宣布释放，我们就是自由的人了，不许可再进监号了，也没有通知家属来接，是各奔他乡了。我、毓嵒和李国雄去北京，毓嵣去吉林，汪伪的几个有去山东的，有去江苏的。黄子正无家可归，不知送哪里去了，汪伪的王永晋没有和家里联系上，他要求在管理所工作，不许可，给了他一套行李带着走。我们这十三个人，就在管理所一间临时的大屋子里，住了一宿。 　　 　　管理人员在会上给我们讲了，“这是你们新生活的开始……”它又将是什么样的新生活呢?可能这一宿谁也没睡着。 　　 　　临走时除了给打的车票而外，给每人发放了22元人民币作为路上的零用钱，这是我们第一回用人民币，虽然它已经通用了七八年了……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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