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隆(笼)中琐记 　　 　　 　　1952年调整监号，我们几个吃大灶的由楼上搬到了楼下，有一天看守员给送来了一个人，说暂时叫他住在你们这里，他有病刚出院。一看原来是萧玉琛，他在战犯里边算是年轻的，伪满时只是个少将参谋长，也就五十刚出头吧。监号是个扇形的，靠后边厕所小墙竖着能铺个单人的草垫子，把病号就安顿在这儿了。这时吃饭已不分大小灶了，不是我们的待遇提高了，是把大中小三个灶混在一起了，吃大灶人最少，搀和在一起对小灶影响不大，所以来一个吃小灶的也无所谓。萧也不参加我们的学习，自己写些什么，每天有护土来为他打针，他自己说是把腰摔坏了，给我们看他的腰椎歪了。 　　 　　有一天他忽然瞪着眼睛呲着牙冲我喊道：“吓!你怎么骂人?” 　　 　　他这一喊，把大家也喊愣了，一会儿看守员大概听见声音也过来了，有人报告是萧玉琛喊的。 　　 　　 “谁骂你啦?没有人骂你，啊!好好学习吧。有人骂你，你找我，别瞪眼吵吵!”看守员说完就走开了。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把他塞到我们这监号来了，原来是个神经病，精神错乱了，他是一阵明白一阵乱，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发病的时候专冲我来。 　　 　　又过了不少日子，他仍然天天在写，写完了就交给看守员，这一回可能是通过了，所里找他去谈话，回到监号后看守员说：“所里叫他在小组里念念他的检讨书，大家帮助帮助他……” 　　 　　这大家伙才明白了萧玉琛是怎么回事。他说是腰摔坏了，原来他畏罪自杀跳楼摔的，后腰先着了地，幸亏抢救及时。我们转移到哈尔滨不久，他就因病住院了，是在医院里跳的楼，正好就地抢救，命算保住了，但是脑筋受得刺激太大，就错乱了。要说罪大得数溥仪，他在回国的列车上神经就错乱了，在沈阳见过高岗以后，才恢复正常。至于畏罪，也就是怕审判，人皆有之，萧玉琛可谓发展到了极致。这次经过积极地治疗，在小组里大家的开导、帮助，他渐渐地恢复了健康，又归到小灶监号里去了。 　　 　　此后到1964年12月第五批特赦有他，就回到他的老家鸡西市(黑龙江省)，参加了工作，还当了鸡西市的政协委员。他来过北京，到我的单位——中国艺苑来看过我。 　　 　　琐记的第二个人是齐知政，他在伪满当的是首都警察总监，溥仪外出时他是乘头一辆警车跑在最前边，老年间骑马的时候叫“顶马”。抗战胜利后他跑回了北京，解放后镇反时他主动投了案，被关押起来，然后给押送到哈尔滨，归入了战犯管理所，算是得到了坦白从宽的处理。由长春跑到北京的还有张海鹏，他是溥仪的侍从武官长，伪满洲国的上将，镇反时拒不坦白登记，被镇压了。 　　 　　押送齐知政时正是冬天，后来他和我们说：“我穿的棉袄袖子长一点儿，正好把手腕子带的手铐子盖上，就像是揣着手一样，跟着一个当官的坐火车就来了。来的那天晚上，我还记得是吃的海茄子(类似海参)，在北京监狱一色是窝头白菜汤。这回大家都凑在一起了，又给这么好的伙食，心想快出‘大差’(死刑)了。” 　　 　　这个拘留所不知是伪满哪年建的，建的时候大概就偷工减料，加上顶棚跨度大，现在有点儿下沉了，支撑了一根大梁，可能还是有点危险吧。大约是1952年，管理所搬到了一所民宅里，一共有三间大屋子，伪大臣、将军们和溥仪分住两大间，我们和汪伪驻朝鲜领事等住一大间，有不小的一个院子，一早起床就可以到院里去跑步，比大铁笼子强胜百倍了。我也不认识哈尔滨的什么道里、道外的，据说新的管理所离松花江不远，可惜住了两三年，没见过江水江花。 　　 　　告别了隆(笼)中，如果说留下了一点点回忆的话，那就是从铁窗外飘进来的叫卖声：“白糖馅儿的大饼子!大饼子，白糖馅儿的!” 　　 　　这是个女声，定时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每天得吆喝上百遍，自然练就了清脆悠远的嗓音。监号里是绝对看不到大街的，她，是怎样一个人，是大嫂还是大妈呢？ 　　 　　糊纸盒 　　 　　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类，同时劳动也改造世界，改造人类。思想改造则更需要通过劳动，我们的思想改造有两年了，应该赶快补上劳动这一课，现在换到一所民宅，条件已经具备，战犯们都是些上年纪的人，不可能去“愚公移山”了，那就找个轻微的劳动吧——糊纸盒子。 　　 　　这纸盒子是装铅笔用的。十二支铅笔为一打，十二打为一罗(商业用计量单位)，一打装盒子较小不好糊，六个小盒子还要装到一个大盒子里，也就是装六打——半罗的盒子，就是我们的劳动对象。开始时由铅笔厂送来半成品，纸板和商标纸，盒子底用白纸糊起来，盒子盖用商标纸糊。劳动时间只限于晚上两个小时，白天还得学习，每人的定额只有二三十个。 　　 　　溥仪自从迈出了“极其重要的步骤”——和家族分开，到今天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一般说来那皇帝的架子总算放下了，在生活自理方面勉强及格吧。监号里值日，扫地、刷便池子、洗衣服、钉扣子……也都行了。别人喊他声“老溥”也听习惯了，对别人同样以老相称了。给自己干什么倒无所谓，可是轮到他值日给大家端菜、端水时，大家都特别帮助他，实际是特别提防他。虽然他绝不会是成心，但很可能这盆子菜、这盆子开水就扣到你头上。先例也是有的，那一次是他帮人家的忙，帮了个倒忙，洒了人家一身连汤带菜。好心干坏事，谁拿他也没办法。 　　 　　这回参加劳动，所里开了会，管教科长做了动员，溥仪的积极性也很高，可真干上了他就玩不转了，比三岁小孩子强不了多少。自己钉扣子，缝袜子怎么都行，糊盒子有质量的要求，外表要平整、挺括，盒底要求够尺寸，它还要装进六个小盒呢。其实大家谁也没糊过盒子，都是头一遭，开始先少糊几个，慢慢地练练手，没几天就都及格了。可是其中也分得出手艺的高低，手艺最高可算是赵玮，他糊了一个样板盒子，谁也学不了，当然，一般并不要求这样。 　　 　　这回到溥仪这儿就惨了，刚讲的糊盒子也要有点儿手艺，反正这里产品最次的、不及格的，不用问一准是溥仪的“绝活儿”。皱皱巴巴，歪歪扭扭。说赵玮做的样板盒学不了，溥仪的这活儿也同样学不了，要不怎么叫“绝活儿”呢。 　　 　　皇帝，说是天生的圣明，天纵的聪明，那是坐在金銮宝殿，穿着滚龙袍，职掌着生杀大权，谁敢说一声：“皇帝是个大笨蛋!”不“族”了你(灭门九族的意思)，也得剐了你。现在这真龙天子真现了原形啦，过去是什么天生啦，天纵啦，如今还要占个“天”字的话，那就是天字第一号大笨蛋啦! 　　 　　溥仪生在王府，长在深宫，养在太监手中，大半辈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当了俘虏依然故我。生活自理刚学了两年不到半，自己也有点儿要强的心，终归是五十多岁的人了，“现上轿子现扎耳朵眼儿”，实在是力不从心，手不听使唤了。一般人念小学时就有一门手工课，学着做些东西，最简单还学点儿折纸呢，打一小儿就练习动手动脑。 　　 　　糊盒子是十来个人为一组，有一个人专门管刷糨糊，这样比个人单干能快些，可是大家要把刷糨糊人的定额带出来。溥仪糊不好纸盒子，刷糨糊行不行呢?也不行。他要是刷糨糊就热闹了，糨糊弄得满身，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虽然是刷糨糊的有个围裙。再者是供不应求，糨糊刷得不均匀，边角上刷不到，糊上就翘翘着，中间刷不到更麻烦，起一个气泡，还得返工修理。糊不好盒子是自己的事，刷不好糨糊耽误大家的事。 　　 　　和溥仪一个组的有个宪均，也是爱新觉罗家族，肃亲王府的，按辈分论他是毓字辈，比溥仪晚一辈，可年岁差不多，从前都是“皇上圣明，奴才该死”，今天一看这“圣明”敢情都笨出一朵“花儿”来了。因是一家人，帮助时不免急躁，不太注意方式方法，甚至冷嘲热讽。溥仪本来就够窝囊的了，干活老出废品，宪均气得说：“我看，你这人就是废品。” 　　 　　“好么，我真成了窝囊废了?”溥仪一听又没法辩白，就是自己出废品，一下子气得病了半个来月。但是，笨，这个问题没少考虑：“我怎么就那么笨呢……”这时所长及时找他谈话，给他指出了岂止是糊盒子的问题，你自己这半生不就是封建制度的残渣余孽么?你要是明白了哪有什么天生的圣明，也算是没有白白病了一场。 　　 　　糊了一些日子纸盒子，大家也都熟练些了，用的是铅笔厂给的半成品，为了进一步减低成本，管理所决定自己生产半成品。它的工序首先裱糊马粪纸，用铡刀按规格切出来，压上印再切角等等，专门腾出了一间屋子，配备了简单的机械，这当然是由我们几个年轻人去干了，年岁大都不行，更不必说溥仪了。他要干这些工序，比如用铡刀，用切角机，那都是非常锋利的，保证能切掉个手指头。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讲了关于糊纸盒的“流水作业线”……说是“小固”(即笔者)首倡的，还讲流水线到他那里就流不动了，这都是从“流水”而想象出来的。糊纸盒流水作业就做过一次试验，是个失败的试验，大家并没有采用，失败的理由不必要在这里讲了，我只是在这里为溥仪做一个小小的更正而已(参见第445页)。 　　 　　糊纸盒子是有报酬的，所里买了许多糖果、香烟、罐头等等，分发给大家，这确实是每人的劳动果实。在这里不仅是溥仪，还有一些人也是第一次尝到自己劳动的果实，分东西那天晚上所长也来了，看一看，问一问，那时额外得到了这么多的好吃的、好抽的真和过年差不多了。不过自从糊纸盒子以来，有这么一个人始终没参加劳动，所长说他是给你们大家“看堆儿”的，也应该分给他一份劳动果实，这个人是何许人也呢?——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这就是应了郑板桥那句名言了：“难得糊涂”，不过它的更大的作用还在后头呢。 　　 　　这一小段里讲的是糊纸盒，只是晚间业余的，白天主要是学习。在铁笼子那边先开始是写自传，接着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种种罪行，看着是两个题目，实际是分不开的，写自传就避免不了写自己是怎样勾结的日本帝国主义，反过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它必定要利用封建买办势力，就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溥仪本人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他想的是借助日本人的势力搞复辟，却被日本人利用了他的皇帝招牌，把我国东北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当初溥仪在天津的时候，是怎么和日本战犯土肥原勾结的内幕，也全盘交代出来了。这是个关键的问题，如果到伪满以后说是有日本关东军的高压政策，那么在天津的时候有什么高压呢?正是出于溥仪复辟的动机。 　　 　　溥仪能写出这些问题来，也说明了他的思想比以前是大有进步了，为他以后彻底认罪打下了基础。这时已经到了1954年初，在朝鲜战场上，抗美援朝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战犯管理所决定还迁回抚顺，准备展开一场大坦白、大检举。 　　 　　大检举大坦白 　　 　　抗美援朝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美帝国主义已被赶过了“三八线”，签订了停战协议，南满局势已经稳定，战犯管理所决定迁回抚顺。在那里将全面开展大检举大坦白，在哈尔滨这里是无法展开调查工作的，不过这些是回到抚顺以后才知道的。 　　 　　现在只通知说做迁回抚顺的准备，有什么可准备的呢，通共不过一个小包包，就是全部行李了。管理所当然有些文件、家具、食堂的炊具等等，但是还有带不走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活玩意儿——两头大肥猪。等不了年节了，提前过吧。一连改善了好几天伙食，包子、饺子全是一个肉丸儿的，已经是吃的满嘴流油了，大盆的炖肉上边浮着明晃晃的一层油，把所有的人都“镇”住了。 　　 　　这回乘的火车也不用报纸糊窗子了，全副武装的警戒人员当然要跟着，可是大枪的枪口都是朝下背着，更不必说上刺刀了，一点警惕性也没有了。由管理所到车站也不坐大卡车了，给坐的大轿车。比起初到抚顺时，真是天上地下了。 　　 　　回到抚顺以后，经过简短的休整，就开始了大检举大坦白。领导这一工作的是由中央最高检察院派来的东北工作团，不过有关工作团的准备和组成等过程，现在当然有资料。我只是按当时经过和我们知道的写下去。 　　 　　首先有一位首长做动员报告，在大礼堂开的全体战犯大会，就是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在一起开的。这回老搭档们互相见了面了，不过在这种场合点头示意也不敢呐，只有心照不宣了。日本战犯大约有九百人，这数目就可以对上我们的编号了。在这以前是严格的限制，决不许可互相见面的。但是也猜想得到，那么大的管理所岂能只是关押着我们伪满几十个人。那时日本战犯们可能是在做水泥瓦活儿，我进过水泥瓦车间，当然是在没有人的时候，是什么人在这里干活儿却能想象得出来。 　　 　　日本战犯当然也转移到哈尔滨去了，他们的管理所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我们搬到平房以后，院里搭了个面包炉，我们可以常常吃到面包，也常看见有汽车拉走许多面包，就是给日本战犯送去了。这次可能是我们晚几天回的抚顺，一开大会就都公开了，也不必——按从前皇宫里的术语——避“关防”了。 　　 　　在这些日本战犯中有重要职位的是：武部六藏——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他是实权的国务总理；古海忠之——国务院总务厅次长，是实权的副国务总理，在文官里是最大的了，当时的张景惠也得听他们二人的。伪满的各个部的大臣们，都在这里了，可是部里实权人物是次长，却没听说有几个。伪省长有几个在这里，省次长呢?伪满省里有的省长也是日本人，也不见在这里。日本关东军的军人比较多，将军一级的有几个，还有校级、尉级的军官，也有侵华日军中的士兵，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给引渡过来的。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在东北日本关东军有九十多万，全被苏联俘虏过去了，文职人员是分散的，很少被俘。被俘的关东军分散在苏联各地作劳工，1946年开始分批遣返，我们于1950年被送回国时，日本俘虏也被遣返完了。引渡给我国这批战犯是苏联政府什么时候决定的很难说。如果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是在开始甄别的时候，那时已经被送回日本去的俘虏就不少了，我想其中该引渡的“漏网之鱼”也不在少数。 　　 　　至于日本关东军大头子——总司令官山田乙三，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以及各方面军司令官，都被苏联的“远东军事法庭”判了徒刑。 　　 　　再有和溥仪一起在沈阳机场被俘的，吉冈安直——伪满帝室御用挂，关东军参谋，还有桥本虎之助——伪满祭祀府总裁，自通辽分开后，这两个人便下落不明了，按他们的级别是应该归入第四十五收容所的。 　　 　　1950年春我们再回到四十五收容所时，看见了长尾吉五郎，他是伪宫内府警备处处长，可能是他的级别够了，归到这里不久被一起送回日本去了。1945年溥仪逃亡大栗子时，伪宫内府的日本人当官的大部随着也去了大栗子，至于他是怎么被俘的，到四十五收容所以前在苏联什么地方等等，无法去问他，总之是被放回国了。 　　 　　全体大会是个动员会，开个头，着重讲了些国际国内的形势，认清形势是必要的。接下来又单给我们开了一次会，讲到了溥仪的认罪，像刚回国时那种九死一生的想法，已被种种事实批驳倒了，他在学习过程中也交代了不少问题，今天正式开始坦白检举了，会不会还有什么顾虑。说到溥仪的罪证，那是铁证如山，只有自己坦白交代，悔罪认罪，重作新人，才有光明的前途，这是共产党对待一切罪犯的人道主义政策。负隅顽抗，死不认罪，只有死路一条，何去何从，自己选择好了。最后宣布新的纪律，各个监号之间不准交换案情，不准传递条子，要轮流放风。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有关溥仪的事，我能知道的就特少了。 　　 　　在坦白检举过程中，还要开些大会、小会，会后在小组里讨论。现在和日本战犯公开了，看到他们开会比我们热烈。日本人中大官儿少，多数是中、下级军官，也有士兵，总体年龄比我们要年轻，另外这些人在苏联搞些所谓民主运动，批判什么天皇制，有点训练。比如在会上选择一两个典型的发言，大家听了再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们中国方式讲求实事求是，不搞大轰大嗡的形式主义。 　　 　　伪满这些人，开个坦白检举会都是彼此彼此，发言很被动，虽然还没有特别耍滑头的。有一次所方选择部分人开了一次会，当然少不了溥仪了，他一发言就占去了大部分时间，讲的内容尽管是众所周知的，对他来说确是加深了认识。但他以为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就想隐瞒了，在哈尔滨献宝，也许怕牵连毓嵒吧，说成是他自动献的。所以我们当场就问他，毓嵒递纸条是怎么回事？问得他支支吾吾的，很是尴尬。所方看到这次会已达到了预期的教育目的，便宣布了散会，给溥仪解了围，不过以后这样面对面的会再没有开过。 　　 　　侦讯人员大多数是年轻人，随时随地宣传党的政策，耐心说服教育。伪满战犯里不能说个个都是老油条，起初没把侦讯员看在眼里，觉着自己在旧社会里混得有一套，但那是根本吃不开的。如今面对的是铁证如山，只有低头认罪，洗心革面，争取宽大处理。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写自传、揭发日寇罪行等，个人的问题也交代了不少，在坦白检举过程中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战犯们侦讯得差不多了，该轮到我们“三小一大”了，就把我们四个人分到四个监号里，防止串供。也不知道检查团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是“溥仪从长春逃跑时，曾在伪宫内埋藏了一批枪支，弹药”，叫我们交代。 　　 　　在长春伪皇宫里溥仪倒是有一批匣子枪，能压20粒子弹，还能连发，这些枪就收藏在同德殿的一间小屋子里。那时逃跑了也没想什么时候还能回来，逃跑的时间也很仓促，根本想不到要埋藏什么。但这是侦讯，说大白话就是“过堂”，可你说什么不知道、没有那回事不行。向你交代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已经听过多少遍了，你相信不相信呢?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才可以说是相信了，口头上说相信不交代问题能行吗?叫你回去好好想想。 　　 　　过了两三天，又被提审过堂，问的还是这个问题，问你想好了没有?我想什么呢，它根本没这么回事。即使有此事我替溥仪隐瞒也没必要，和我更无关系。解释是无用的，还是叫你好好考虑考虑。好在我们四个人分成四下里，都一致是否定的回答，问了两回就不再追究了，因为串供是不可能的。但有时还得串串供才能结束侦讯，串供时要有看守员在场。 　　 　　个人问题交代以后，如果成立的话得有旁证，得有检举材料才行，我们“三小”的问题就是在溥仪的家门以内当学生念书，再就是伺候他，毓嵣被溥仪给送到伪满军官学校去了一年，又给要了回来，没有人检举我们，可是我们自己得坦白交代才能过关。 　　 　　想起了那时给日本关东军“献金”，说白了就是捐钱，还捐过一对银瓶。捐钱当然是溥仪给拿的，表示他教育的学生都是“日满亲善的”，支援所谓的“大东亚圣战”。可是溥仪这人好犯点儿小“嘀咕”，觉得献金是他给拿的钱，还不够那个……找不到适当词汇——就是还得叫我们自己献点儿什么，于是我就从家里拿出了一对银瓶当作了献金，溥仪才放了心。献金也就是支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是一条罪状，另外一条是拷打过溥仪使用的一些孤儿们。 　　 　　当时坦白交代的材料不止这两条，什么内容现在都忘了，就这两条能成立，还得有检举，有旁证。侦讯员就叫我们互相检举，在看守员的监视下就叫我们串串供。比如毓嵒告诉我他坦白交代的是什么问题，我就照着他交代的检举他，也就是上述的两个问题。反过来毓嵒再检举我，就这样我们互相“串供”作证，才能完成检察的程序。 　　 　　我们几条“小鱼”个人的坦白检举告一段落之后，被叫去帮助侦讯员抄写各种调查材料，从抄写材料中大致可以知道，在调查战犯过程中要为每个犯人立一本档案。先搜集罪证，记录犯人的供词，证人的证词，罪行侦讯完了再起草一篇提要放在第一页，根据罪行向法院提起公诉和求刑。罪证材料都是复印件，并注明出处来源，口供材料是提审一次要修改一次，就得重新抄写一遍，最后还有一篇总结，抄清完了，装订成册，那时还不兴横写，用的是八开竖格纸。有的总结部分贴上纸条，不让我们抄写，我觉得那里是求刑部分，对我们也要保密了。 　　 　　检察团的工作地点在管理所北边有二三百米远的一栋楼里，虽然不远，我们也不能随便来往，这是叫我们去工作，不能像提审犯人那样，来回坐一辆小卧车，当然要有押送人员。有时候小卧车忙不过来，就坐提审战犯的车子，这是一辆中吉普改装的，把后边车棚改装成6个格，每格仅仅能容一个人，每个都有门，门上有锁，防止在车里串供，我们坐时就不上锁了。抄写工作陆陆续续有一年多，直到检察工作完了。 　　 　　在全部坦白检举过程中，没有一个死顽固分子拒不交代的，但是有一个人没写过一个字，没过过一次堂，对每个人来讲这是脱骨换胎、重新做人的关头，可是这个人就好像个“消遥派”，是谁呢?他就是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他的罪行比溥仪也就是差一等吧，他在伪满时有句“名言”，说伪满和日本是一根线上拴的两个蚂蚱，是人所共知的，他这个伪总理一直当到伪满垮台。前边糊纸盒子就提过他了，他是占了郑板桥那四个字——“难得糊涂”的光了，你要说他老是那么浑浑噩噩的也不对，有时也来上一句：你看现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得多好哇!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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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10/19 10:4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