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纪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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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纪念园__溥仪纪念馆
辛亥革命纪念园

《非常公民溥仪轶史》

王庆祥

  一零八频晤外宾谈新生(下)
  
  
    鉴于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时候,皇帝及其家属没有能继续生存的这一点,我在被苏联遣送回国的时候,自念一定被杀,当时完全陷入了死刑的恐怖之中。然而,事实上我不仅好好的活着,还成为国家的主人--公民了。
  
    本来嘛,多数人遭罪受穷,少数人作威作福,是很不合理的。现在,人民依靠自己的斗争摆脱了那种罪恶的剥削和压迫,难道这也是不应该的吗?
  
    在旧社会,帝国主义不许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发展民族经济,无论工业或农业都充满了殖民地的色彩。今天,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不断地被采用,从来不能制造的工业制品正在国内大批生产出来。
  
    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事实,由此使我逐步认识了真理,这也能说是"洗脑筋"吗?
  
    再拿同我一起在抚顺改造的日本战犯来说吧,他们不也在事实的教育下向真理低头了吗?他们曾经亲手杀害过无数的中国人,可是,共产党对日本战犯怎么样呢?没有一个处死刑的,绝大多数现已获释回国。他们被俘时对我们既害怕又诋毁,在充满人道主义待遇的改造中才逐渐转变了观点。他们获释回国前日本记者前来访问,他们无一不说中国好,记者们不相信,以为他们在中国土地上不敢说真心话。但他们登上客轮并且远离了中国海岸以后,仍然说中国好,使某些别有用心的记者大失所望。
  
    我听说有一位日本战犯,在释放后的归途中,当列车通过山海关的时候,他突然大声痛哭起来。在场的记者向他询问缘由,他伤心地回答说:"当年我就在山海关这个地方杀死许多中国人,他们不能活了,不能跟家人团圆了。可是,我这个杀人凶手却又得到了回家团圆的机会,我怎么能对得起在这里死难的那些中国兄弟和他们的家属啊!"说着,又呜呜地哭了起来。这不正是他天良发现、在真理面前低头吗?难道这也是强迫"洗脑筋"的结果?
  
    我还可以举一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的例子。那个管理所在伪满时代是日本人囚杀中国人的地方,有一栋房子正是他们对我国同胞施加种种酷刑和处以死刑的所在。有一年,管理所修缮这栋房子,一些对共产党政策尚存疑虑的日本战犯,以为中国人是要进行报复,对他们施以酷刑和加害。想不到经过修缮的房子成了为他们治病的医务室。那些"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日本战犯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们开始懂得了:"应以人之腹度己之心。"
  
    最后我还可以说说自己的切身感受。我过去当皇帝,却是受制于人,并不自在。现在过着公民生活,才有了真正的自由,有了真正的幸福。
  
    阿部:您的话让我了解了一个事实:共产党并不强迫犯人就范,而是引导他们认识真理,这是我很愿意知道的事情。现在,我想再问问您担任什么工作,最近在做什么?
  
    溥仪:我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正在修改我写的一本书,书名叫《我的前半生》。
  
    阿部:我很想看到您的书,我相信,日本人民都会喜欢您这本书的。
  
    溥仪:我的书不一定能写好。
  
    阿部:您太谦虚了。和您谈话,我有很多感触。我承认自己的头脑还旧,我觉得您过去是皇帝,我以平民的资格和您谈话,心中是惶惑不安的。谈话过程中我逐渐发现您完全是以平民的身份对待我的,才使我的心情安定下来,因此我是非常感激您的。
  
    溥仪:愿我们共同努力,为中日早日恢复邦交而努力。
  
    阿部:我要向您辞行了。临别前有个小小的请求:希望与您一起照张相,并请您题字签名。
  
    溥仪满足了客人的要求,照相后又在客人的笔记本上信笔写下了一句话:"决定历史前进的是人民,人民的力量才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新兴的力量一定代替腐朽的力量。"
  
    仅在1963年7月到10月末,溥仪接待、会见的外国客人,就有:
  
    马里共和国总统府顾问、巴马科律师公会律师当巴·迪亚洛;
    马里共和国检察官培卡伊·恩迪阿耶;
    马里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代办尤素甫·库亚特;
    巴西妇女代表、《巴西邮报》记者伊伏内;
    巴西妇女代表、《最后一点钟报》记者海思;
    巴西女作家尔西维拉;
    梅格拉乌·穆罕默德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新闻代表团全体人员;
    肯尼亚下院议员、下院执政党议会党团首席督导约翰·戴维·卡利为首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全体人员:
    巴西里约热内卢"巴中文协"副主席、《幽默报》社长阿帕里·西奥·托雷利;
    巴西退役空军少将费利贝·方西嘉;
    巴西著名作家格拉济利安诺·拉莫斯夫人;
    巴西律师劳尔·林斯·伊·席尔瓦;
    法国战斗报记者卡力克;
    瑞典著名记者魏克伯穆;
    智利参议员、全国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阿乌马达和夫人;
    智利新左翼民主运动领导人、前内务部长蒙特罗和夫人;
    智利众议员杜马和夫人;
    尼泊尔全国评议会议长比什瓦·班杜·塔帕和夫人,以及以塔帕为首的代表团全体成员。
  
    上述名单虽然并不完整,但也反映了溥仪在那一段日子里频繁外事活动的概况。这些活动有的是在全国政协礼堂,有的是在人民大会堂,有的是在民族文化宫,也有的是在溥仪西城的家里进行的。
  
    比较有情趣的是1963年10月31日上午10时,溥仪在政协礼堂会见乌拉圭《前进报》记者莱亚诺时的情形。这位记者是个年仅24岁的年轻人,长一头金色卷曲的头发,留一撮黑黑的胡须。在这位青年新闻工作者头脑里,有不少奇特的问题。现在抄录一些溥仪自存的对话记录,以供读者参考:
  
    问:您见过西太后吗?
  
    答:我三岁入宫时见过她一面,模模糊糊地留下一点儿印象。西太后在阴森森的帏帐后面,一张又丑又瘦的脸。
  
    问:您的父亲对共产党持何态度?
  
    答:我出宫后他就脱离了政界,从此在家闲居。无论是对共产党还是对国民党都无关系。
  
    问:您属于何党派?是共产党员吗?
  
    答:我目前仍属无党派人士。
  
    问:您结婚几次?每次情况如何?
  
    答:结过四次婚。第一次是在小朝廷中的"大婚",同时娶了一后一妃;第二次娶谭玉龄;第三次娶李玉琴。后两次都曾有日本人插手干涉。第四次是我新生以后最幸福的结合。
  
    莱亚诺又问了溥仪在抚顺的经历,对雷锋的看法,甚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他对溥仪的回答非常满意,再三表示谢意,合影留念后才愉快地握别。
  
    同年11月间,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比达·罗德里格斯访华时曾在政协礼堂由对外文委邀集同溥仪会晤。后来,比达在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时说:"(溥仪)长谈他过去的错误、很真诚。"毛泽东主席告诉客人说:"我也见过他一次,请他吃过饭。他可高兴了。"还补充说:"他很不满意过去的不自由的生活,当皇帝是很不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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