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印数已达1，781，001册的《我的前半生》——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传记，在北京第17次印刷。该书首页的出版说明写道： 　　 　　　　“本书作者，过去署名一直是爱新觉罗·溥仪。其实，溥仪只是作者之一，除溥仪外，还有一位未署名的作者，即李文达。李文达作为溥仪的合作者，不但对全书进行了整体设计，构思和每章每节的具体安排，而且三次易稿和多次大修小改，也都是与溥仪共同研究，在取得共识后，由李文达执笔完成的。当时李文达未署名，完全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 　　 　　　　1993年11月5日凌晨2时15分，在北京一间安静的病房里，我的父亲李文达，末代皇帝溥仪传记《我的前半生》的真实作者之一，与病魔搏斗近一年后，终于离我们而去，终年75岁。 　　 　　⒈传奇人生 　　 　　　　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918年4月，父亲生于天津。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开使参加中共的秘密活动。1936年离南开后，入上海美专攻油画，同时加入中共特科（中共特别行动科的简称）。1939年父亲受特科委派秘密打入上海国民党军统机关，担任行动组长。后又打入汪伪特务机关，即世人皆知的“人间魔窟”——上海76号。身份暴露后，父亲调任特科属下的崇明岛抗日游击大队司令，在率军对日寇作战中负重伤。回上海养伤期间父亲被汪伪大特务万里浪发现（父亲打入汪伪期间曾与万里浪共事），并被逮捕入狱。后经营救放出，被派回淮海解放区根据地。遵中央关于开展对帮会工作的指示，父亲拜苏北青帮“老头子”为师，自编青帮“海底”，设堂招徒，成为辈份颇高的青帮“小老大”，徒子徒孙遍布淮海（多为伪军中下级军官）。他曾利用这个身份一人独闯敌巢说降，使新四军不费一枪一弹拿下一座县城。为壮大新四军力量，父亲还受命打入阳澄湖畔“忠义救国军”，最后把队伍拉到了新四军来。 　　 　　　　1949年后，父亲长期任职于公安部。 　　 　　　　父亲阅历极丰富，知识渊博，谈吐机敏，又胸无城府，开朗幽默。然而，由于他参加革命的复杂经历，自1943年整风审干起直至1980年作出最后结论，他的大部分年代是处于边为党工作，边接受审查的状态，多次被调转降职。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关入秦城监狱达七年之久。父亲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更是坎坷的一生。 　　 　　⒉文学之路 　　 　　父亲生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中国法制文学研究会会长。他自幼钟情于文学，15岁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与同学们创办名为《野烟》的小刊物。那不过是几个少年自撰自编自印的小册子，其稚拙简陋可想而知，却得到了章靳以和吴祖缃的关怀（前者是父亲的姐父，后者曾教父亲语文，父亲是沾了些光吧）。这二位方家不仅斧正一些文章，而且亲自在《野烟》上著文。日寇入侵华北，这几位同道好友都参加爱国学运去了，《野烟》也随之“烟”消云散。 　　 　　　　在战争年代里父亲舞枪多，弄笔少。写出的东西唯一可称为“创作”而且出版发行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旧社会一种独特的书——《海底》。父亲根据上级的要求当上苏北淮海地区的青帮“小老大”以后，要广招门徒。但作为青帮秘传手册的《海底》，不仅印制粗糙，文理不通，错漏百出，而且处处糟粕。于是父亲按其原来的结构和风格重新撰写，使其中的暗语更加上口押韵，各种规矩更加明确易做，各种姿式（青帮有一套用身体姿式传递信息的办法）和暗号重新绘制，更加清楚美观（父亲曾是上海美专油画系学生，有绘画功底）。尤其是删除了文句中的封建糟粕，加进大量爱国御辱的内容。新《海底》石刻油印，徒子徒孙广为散发，并声明唯此是“正宗”，很快将旧《海底》排挤掉了。于是父亲在青帮内就有了更高的地位，开展伪军工作更加方便。 　　 　　　　1949年以后，父亲虽从事公安工作，但环境毕竟安定多了，于是他重拾少年梦想，又拿起文学之笔。五十年代，他从工作和生活中吸取养料，文思泉涌，下笔如流，写出了《双铃马蹄表》（曾改编为电影《国庆十点钟》），《红色笔记本》，《奇怪数目字》和《爱甩辫子的姑娘》（曾改编为同名歌剧和评剧）等中短篇小说。可以说父亲是1949年后大陆侦探推理小说的始作俑者。 　　 　　　　父亲于1959年因其历史再度受审查而调至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算是正式弃武从文了。恰此时，溥仪先生获特赦回到北京。父亲受公安部委派开始与溥仪共同创作并执笔撰写《我的前半生》，从此与此书结下不解之缘。在溥仪提供的素材的基础上，父亲做了大量的调查采访研究，挖掘和理清溥仪的思想脉络和转化过程。他研读历史挡案，研读各国有关人道主义的著作，研读二三十年代的主要报刊合订本。他使用了成吨的资料，写出了上百万字的准备性文稿（如有关人物传略和历史事件专论等）。所以别人称他是“清史专家”，不算过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父亲写作中曾遇到一个难题：溥仪一向视己为龙的化身，他从“龙”转变到“人”的过程，内因是什么？他心中有没有人性的善良的“种子”？这“种子”是如何播下的？父亲与溥仪探讨，不得要领，又与别人分析，仍无线索，再回头向溥仪“挖”，启发他的回忆，帮他分析思想意识中根源性的东西。终于，父亲发现了溥仪的乳母这个人物，解决了这个难题。 　　 　　　　父亲为写此书殚精竭虑，付出了艰辛的创造性劳动。溥仪对此书非常满意，曾题诗给父亲：“四载精勤如一日，挥毫助我书完成。”《我的前半生》出版后，立既引起世界性的强烈反响。自1964年第一版问世，迄今已发行了一百八十余万册，译成十几种文字，风靡世界，历三十载而不衰。但是，“文革”中，此书成为父亲的一大罪状，被说成是“为末代皇帝树碑立传”。父亲被关入秦城监狱，这也是原因之一。更没有想到，进入九十年代，父亲因为这本书竟被送上法庭被告席。 　　 　　⒊版权官司 　　 　　　　父亲的老上级，原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在为1993年版《我的前半生》所作的代序中写道：“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作者是谁？早在该书出版之初，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的时候，便有人议论：此书决非溥仪一人所写，必定有一个‘捉刀人’存在。例如：1965年，加拿大汉学家陈志让教授和英国汉学家麦克利维，在他们写的书评中，在肯定此书的价值之后，都提到‘捉刀人’的问题。陈志让还猜测这‘捉刀人’是个共产党人，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学者”。 　　 　　　　然而，此书第一版问世三十年之后，关于“作者是谁”的问题，却被正式提到了法庭。原告为李淑贤（溥仪遗孀），父亲是被告。这场诉讼的焦点是：此书究竟是溥仪一人所写。还是溥仪和李文达二人合作创作。 　　 　　　　这是一个事实认定的问题。父亲与溥仪先生合作，并执笔撰写了《我的前半生》，早已是有目共睹，毫无异议。所以当时就有人（例如全国政协秘书长申伯纯先生等）提出，为实事求是起见，也应署上李文达的名字。父亲和公安部那时都认为，作者可署名也可不属名，因政治上的需要，目前李文达暂不署名为好。公安部又明确指出，李文达是此书的实际作者，只是不署名而已。溥仪对此也完全同意。父亲即使因写此书而挨批斗，坐监狱，也从没有否认自己是此书作者这个事实，也没有任何他人否认这个事实，更不用说李淑贤了。 　　 　　　　到了1984年，著名意大利导演贝尔多鲁奇要在此书基础上拍摄电影《末代皇帝》，有人才意识到，拥有此书版权，过去要受迫害，而今后确可能赚钱。他们从观念到行为都随之急剧变化。李淑贤到处声明，告状，称溥仪是此书唯一作者，她有独立的处置权云云，并将拍摄权私自卖给了香港导演李翰祥。李翰祥凭着与李淑贤签的合同，也在境外大造同样的舆论。一时间国内外一片哗然，电影拍摄面临流产，意大利方面急忙通过其政府对我国提出质询。为此，1985年国家版权局根据中宣部授权和当时的版权条例，以正式文件确认溥仪和李文达为合作作者，共享此书版权（该文件与1991年实施的《著作权法》也是完全一致的）。这样，围绕拍电影而起的纠纷才算平息下来。 　　 　　　　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不久以后，李淑贤在内的若干人开始在报刊上发文章对父亲造谣污蔑。例如，明明是父亲广搜博引，构思创作，执笔撰写了此书，至今手稿和构思大纲还保存完好，文章却偏说是李淑贤亲眼见溥仪灯下著书，手稿“在文革中烧了”，“卷在信封里丢了”。殊不知此书写作时溥仪与李淑贤还不认识，而两人结婚时书的大样已印出了。再例如，明明是经中国有关部门审批同意后，由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同外文出版社与意大利方面签协议，允许意方根据此书拍电影，文章却偏说是父亲“为了取得报酬”“私自签约出卖拍摄权”。殊不知，父亲至死也未在任何协议上签过一个字。倒是李淑贤，背着版权共同拥有人，不经审批，就私自把此书的境外改编拍摄权一次性卖给香港导演李翰祥（因违反中国法规，不获承认）。早在版权纠纷初起时，父亲就一再向组织上表示，他自己这一份版权要上交给国家。只是因为这与法律不符（此书版权不能归任何单位），父亲才作罢。而现在父亲却被理解成为贪小利而争个人版权的人，这使他受到了极大的人格污辱。 　　 　　　　经过一番舆论轰炸作为铺垫，李淑贤终于在1989年以“侵权”为由向法院起诉我父亲。法院于1990年春正式开庭审理。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而丰富，又有《著作权法》作为准绳，显然是不难判的。但是法院迟迟不判，这本身就预示着不详的奥妙。 　　 　　　　终于，《博览群书》杂志1993年8月号公开登出了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的内部批复全文，内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文达与溥仪之间不存在（？！）共同创作该书的合作关系，因此，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以认定溥仪为《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唯一作者并享有该书的著作权为宜。” 　　 　　　　令人难以相信，这样不顾事实，又不顾现行法律，而且文理不通的“批复”，能出自最高人民法院之手。中国的司法公正何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何在？此案直接涉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早已为海内外所密切关注。时值世人对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至关重要的法治环境逐渐增长信心之际，这样的“批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昵？更重要的是，最高法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批复”呢？ 　　 　　　　此案至今未判。 　　 　　⒋坦荡一生 　　 　　　　父亲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做出卓越贡献的一生，也是不被信任，饱受压抑，甚至惨遭迫害的一生，更是坚定信念，在磨难中锤炼出坦荡旷达的胸怀，磊落坚强的性格的一生。 　　 　　　　父亲是那个巨变的年代孕育出的一代奇人之一。他因多年多次受审查而多次被掉转降职，乃至“文革”中身陷囹圄，却从未动摇信念。印象最深的是，在秦城监狱七年的后一段期间，狱方允许看书了，他立即让家里拿去英文版列宁的《唯物主义还是经验批判主义》。当我后来去看他时，他告诉我已全文背下了英文的《唯物》，又滔滔不绝地对我讲哲学，声称要写论文，只可惜狱方仍不让用纸笔。言谈之中，执着而天真，因对马列理论有了新的认识和启发而兴奋欢喜之情溢于言表。看着他那稀疏花白的头发，虚肿的脸庞和一身黑旧的囚衣，环顾探视室的呆桌冷凳，窗上的根根铁条和门口冷峻戎装的看守，我不禁叹曰：这是何等样的一代人啊！ 　　 　　　　也许有很多人同我一样，问过父辈这样的问题：“你后悔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吗？”。父亲是这样回答我的：“我小时候，你爷爷有自己的纺织厂，家里房子成片，佣人成群。但我并不感到幸福，不觉得那是我的。日本人要亡中国，一想到这里就心跳，睡不着，一定要干些事，出些力，于是就和几个同学参加“一二九”学运。当时家里打算送我去比利时学建筑，因为我从小对建筑感兴趣。但是如果国亡了，盖了房子又有什么用？学校后来因为“一二九”开除了我，我就干革命去了。我当时就这样简单。无论后来的命运如何，我干出了成果，我不后悔。” 　　 　　　　父亲晚年，恶讼当头，但他始终保持着旷达乐观的心情，他说：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好在一纸判书不能改变历史，正义自在人心。他抓紧生命继续创作，相继完成了长篇小说《少年溥仪》（1988，北京出版社）和《圈龙溥仪》（1990，北京出版社），以及大量散文，札记和序跋等…… 　　 　　　　1993年10月，我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急飞北京。一路上，我心情沉重，知父亲已来日无多。蓦然，飞机冲出云层，舷窗外苍天寥廓，大地成球。哦，人的一生，在历史中太短暂，在宇宙中太渺小，几可忽略不计。但如果他理智地将自己奉现给人类，他在历史中就不会消失，在宇宙中就有了不灭的位置。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不管怎样，父亲可以安息了。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于哈佛大学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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