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收拾屋子找出了个上中学时候的笔记本，上面记录了我的一段亲身经历，勾起了我30年前的一段回忆。我无意中认识了一位太监，他是末代王朝中端康太妃身边的太监，陪伴过末代皇帝溥仪，又服侍过皇后婉容。我们相识四年多。现在将其整理发表，希望能借此缅怀这位老人。本人头一回写稿，这篇应该是我写过的最长的作文，我只想谈谈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谬误之处敬请读者谅解和指正。 　　 　　我住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条小街上。1973年，我刚上中学，在五月初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帮家里去买茶叶。茶叶店距我家大约有2站多远，走了1站地，前方是一个菜站，这时我看见一位老人突然摔倒了，我立刻跑上去将他扶起，并帮着他坐在马路牙子上，他说了好几声谢谢。这时我发现这位老人穿了一身干净又整齐的黑色衣服，头戴一顶毛线织的帽子，嘴上戴了一个大口罩，声音细小，可从帽子边看头发却很短，我不能确定称呼他是爷爷还是奶奶，只好说：“您摔疼了没有？”他轻轻的笑了笑说：“真是个孩子！”马上又改口说：“真是个好孩子，谢谢您”，我为自己冒傻气说出的孩子话也乐了并说：“我带您去医院吧。” 　　 　　“不用了，谢谢您，我坐一会儿就好，您这是刚下学吧？” 　　 　　“今天是星期六，下午没课，我去买茶叶。” 　　 　　“您快点儿去买茶叶吧，我真的没事，谢谢您。” 　　 　　路上我想，这个老人挺奇怪，看不出是男是女，说话总是您您的，说谢谢还鞠躬，一定是很有文化的人。我为自己做了件帮助人的事挺得意，屁颠儿屁颠儿的去买茶叶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远远的看见那位老人还坐在马路牙子上，正在用手撑着地挪动身体，我赶忙跑过去，我想带他去医院，他不去，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才扶老人回到了他家。 　　 　　老人住在大杂院最西边的一间小南屋里，我扶老人进屋坐下，那是一把藤制的太师椅，上面缠着很多布条儿。老人摘下帽子和大口罩，我注意到他皮肤保养的很好，由于牙齿都掉没了嘴唇向里缩着，我想这可能是他带口罩的原因。我本想帮助他联系家人或帮他做点什么，但都被他谢绝了。并一再催促我赶快回家，我只好知趣地向他说道：“您好好休息，过几天我再来看您。”他坐在椅子上又一次向我鞠躬道谢。 　　 　　说真的，作为一个只要13岁的我并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那时候的教育我想每个学生都会这么做的。至于我说的“过几天我再来看您”纯属于客气话儿，然而日后的发展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 　　 　　一个星期后的周六下午，我找同学玩儿，同学不在家。我闲极无聊地往家走着，突然想起那位老人不知道他好了没有，我决定去看看他。 　　 　　拐了一个小弯儿来到他家，在大门口儿，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在接自来水，我见过她，就住老人隔壁。那天送老人回家时，她用有高度革命警惕性的眼睛上下打量我，我从来不招惹这样人，就在外等着，看见她回去了，我悄悄走进院子。老人屋里黑漆漆的我正要敲门，“快进来吧！”突然的这一声真把我吓了一跳，进了屋，只见老人躺在床上笑着说：“真是一个讲信用的好孩子”天那！刚才我被吓的心脏还没扑腾安稳，这句话差点儿把我臊的得了心脏病，我那里是个守信用的人，我真的是没事儿干才来的。老人的夸奖让我无地自容，傻站在那里大口地喘气说不出话来。老人问我怎么了，并连忙拉开床边的灯绳儿，一盏8瓦的日光灯立刻照亮了小屋，我给自己找个台阶儿下，说是跑着来的。老人让我快坐下休息休息。 　　 　　老人告诉我，他是把脚扭伤了，已经敷了药，过几天就好了。并问了我的名字、年龄、上几年级什么的，我都一一回答了。老人家里陈设很简单，但干净整齐。一个双人床占据了大半个屋子，一个大衣柜，一个碗橱，靠窗户是一个八仙桌，旁边就是那把藤椅，桌子上有一尊毛主席的半身瓷像，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门口旁有一个水缸。 　　 　　我想为一句“讲信用”的夸奖我必须做点儿什么，老人说什么都不用我帮忙，我起身看了一下水缸，里面几乎见底儿了，我坚持去接水，并说我在家也负责接水。接满水后，我向老人告辞，并说下星期再来。这句话可是真心的。 　　 　　一个月后，老人的脚伤已痊愈了。我们互相的称呼也改变了，我叫他----刘爷爷，他则直接叫我的小名---小胖子。我一进屋正准备接水时，发现水缸已满了，刘爷爷说：“你先坐下歇会儿，我脚好了，接点儿水还能顺便活动活动，你帮我干这么多活儿，我本该到你家去谢谢你，也该谢谢你父母。可是人老了就变怪了，不愿意打扰别人。我给你买了点儿糖果，你带回去，就算我的一点儿心意。”“刘爷爷您不用这么客气，能帮着您干点儿什么，我心里挺高兴，您千万别客气。” 　　 　　按理说，这件事应该就此结束，日后，我可以写一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作文，也挺圆满的。想到可能就此与老人分手，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伤感，是因为觉得老人挺可怜需要我的帮助？是因为这位总是干干净净、说话轻声细语、礼貌待人的怪老人吸引了我？还是他的身影让我想起我爷爷？我真的说不清楚，想到可能再也看不见他了，我心里挺难受。 　　 　　“小胖子，你怎么不说话，哪儿不舒服？”刘爷爷焦急的问。 　　 　　“刘爷爷，我以后还能来看您吗？”我有点儿哽咽地说。 　　 　　“当然可以了！不过千万别耽误你的学习。” 　　 　　我告诉刘爷爷，我学习特好，小学的时候还跳了一级哪。作业我一般都会在上政治课或听报告时就做完了。为了证实刘爷爷真的同意我可以来看他，我孩子气地耍了个小心眼儿，我说：“您给我买的糖，我不拿走，留着等我来了咱俩一起吃，行吗？”他笑着说：“好！那你也答应我，别影响你学习，我身子骨儿硬着哪，还能照顾自己，你有空儿的时候再过来看我，好不好？”我也学着他的口气说：“好！那您也答应我，您别把我当外人，有需要干的活儿，您就直说，好不好？”我们俩都笑了。 　　 　　1976年我和刘爷爷认识三年了，期间除了参加学农劳动或学校活动外，每个月我至少上刘爷爷家一趟。他后来告诉我，他的家人都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一些朋友也都过世了，他在制药厂做仓库保管员。 　　 　　我觉得刘爷爷这人总是笑眯眯的，非常爱干净。他不太爱讲话，做事井井有条，生活用品摆放的位置从来没有变过，就连提水桶的提手儿都总是放在相同的一边儿。开始时，我没太注意，水桶随便一放就得了，刘爷爷一定会趁我不注意时，悄悄摆好它。他也有奇怪的地方，他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衣长裤。笑的时候总用手捂着嘴。他从来不会与我对视，说话时总是看着自己的腿。 　　 　　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被父母从床上直接拖下来，当时我还尚未完全清醒，就觉得地在上下跳动，走在地上好象在床上似的软软的。由于屋门怎么也打不开，父亲将屋门一脚踹开，我们冲出屋外。街坊们陆续跑出来，大地开始摇晃起来。院子里的大枣树哗哗作响，远处传来象打闷雷一样的声音。院门口的路灯摇晃着，电线秆子上的高压线被抻得发出象琴弦似的怪声，紧接着就停电了。院儿里院儿外漆黑一片。地震啦！ 　　 　　快五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刘爷爷，我向父母扯了个谎说是要看看同学，跑到刘爷爷家时，发现他还在屋里没出来，我一边敲门一边大声说：“刘爷爷快出来！地震了，我是小胖子。”“小胖子，你快出去！我死不了，你快走吧！”刘爷爷好象带着哭腔儿，我一着急将插着的门拽开了，由于当时已经停电又是阴天，屋里黑乎乎的，我从窗台上摸着了手电，那是个插在自行车上用的，方形的电灯。打开手电时我被惊呆了，刘爷爷双手捂着脸坐在地上，还把裤子尿湿了。我赶忙将他搀起坐在小木凳上，老人失声地哭了起来。我赶快安慰他说：“您别害怕，别着急，我帮着您咱们赶快出去。”“谢谢你小胖子，这时候你还惦记着我，你家里人都好吗？你听我话，你赶快走吧！我已经活够了，我不出去，你赶快走吧！” 　　 　　这个可怜的老人突然固执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他，我索性一屁股坐在藤椅上说：“好！您要是真不出去，我就坐在这儿陪着您。”刘爷爷终于同意出去了。“快！我帮您换身儿衣服，外边挺冷的。”我边说边伸手要将他扶起，想着赶快帮他把湿裤子换掉。刘爷爷突然推开我的手，紧张地说：“不、不、不用！我自己来。”“都什么时候了，您别不好意思了，咱得抓紧时间。”他双手揪着裤子执意不肯要我帮忙，并催促我把藤椅先搬出去，他一会儿自己出来。为了能让老人快出去，我只好让步，先出去了。 　　 　　天已大亮了，人们一字排列在胡同中间，大多数人都聚集到大马路上。我在正对着院门口的地方放好藤椅。我想这个刘爷爷也真气人，都什么时候了，还死要面子，帮他换臊裤子，不就是让他快点儿出去吗！他还跟我急扯白面的。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他真的太可怜了，满院子的人都跑光了，也没人管他，也就是我还想着他。我觉得自己象个大英雄似的。 　　 　　过了快十分钟，刘爷爷才出来了，穿着他出门必穿的，整齐干净的套服：黑衣、黑裤、黑布鞋和一顶黑帽子外加一个大口罩。身上有着浓浓的药皂味儿，真是个死要面子的怪人。 　　 　　接下来的几天，人们纷纷开始搭建地震棚，街道上也为孤寡老人搭建了集体住的地震棚，不管街道主任们如何劝说，刘爷爷说死了就是不去住。刘爷爷对我解释说，他自己一人住习惯了，又有许多怪毛病，所以他哪儿都不去就住在这里。我和刘爷爷商量好，找了两名同学帮忙，用刘爷爷床底下存放的大木板子，把木床架高，下面用木板铺成了地铺，建成了个室内的地震棚。 　　 　　这天刘爷爷让我看看隔壁有没有人，我笑着告诉他，甭说隔壁没人，整个院子就咱俩，说不定全北京就咱俩会在屋里聊天哪！。他也笑了。“来！你坐下，我跟你说件事儿。”看见刘爷爷一脸严肃的样子赶快坐下。刘爷爷语重心长地说；“你能冒死来陪我，可见你是一个重情讲义的人，你将来一定前途无量。我告诉你个秘密，你要向我保证--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保证”“好！我相信你。我以前是在皇宫里工作，就是封建皇帝生活的地方。你现在知道了我是个反革命分子，你还愿意帮助我吗？”我当时是目瞪口呆，“皇帝”这个词离我很遥远也很神秘，但是“反革命分子”这词我们每天能听它上百遍，眼前这个慈祥又胆怯的老人怎么能是反革命分子？ 　　 　　我小时候一直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爷爷很疼我。我曾亲眼目睹了我家被红卫兵查抄的全过程，我爷爷被批斗，红卫兵说他是反革命分子、反动资本家。后来把爷爷奶奶哄回老家了。在那个年代里，一个小孩很难说清楚是与非，但是心里明白谁对自己是好是坏。我一直很想念我爷爷。我想给我爷爷写信，但是父亲告诉我说爷爷收不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我爷爷是被改造的对象，信件是要被检查的，说不定我一封错别字连篇的信会害了我们全家。我因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有过这样的经历，心里可能有了一定的抗压力、忍耐力或是更能有一份理解和同情。 　　 　　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刘爷爷：“我认识的是位善良的刘爷爷，别人怎么说，那是他们的事！” 　　 　　听了我的话，刘爷爷闭上眼睛，他哭了。他擦了擦眼睛对我说：“小胖子，我这个快死的人能结识你这个有情有义的孩子朋友，应该是我的福分。你知道关于皇帝溥仪的那段历史吗？”我说：“我不太清楚，只知道他是最后一位皇帝。” 　　 　　“历史上的大事还是应该了解一些。我现在要送你一样东西，你一定要收下它！”他从地铺里边儿拿出一个紫红色绸缎面儿的小盒子。象是早就准备好了，他打开盒盖儿，从一块红色丝绸里面摸出个东西在手里攥了一会儿，然后递给我。我双手接过来，好象是只银制的笔。 　　 　　刘爷爷说：“这是洋人用纯白银子造的，能画出四种颜色(shǎi)的铅笔，新的时候可漂亮了，还有好几管子细笔芯子。它是皇帝溥仪的，溥仪就是喜欢洋玩意儿。那会儿溥仪才14岁，可喜欢这银笔了，成天带着它，不管是在后宫见着老太太们，还是在前殿看见大臣们，他都要拿出来，换着颜色写上几个字让人看，看见别人吃惊的样儿，他高兴着哪。”说到这里，刘爷爷闭着眼睛象个小孩似的偷偷摸摸笑了半天。他喝了口茶，继续说到：“溥仪就是喜欢捉弄人！” 　　 　　“我是在后宫的端康太妃身边儿，后来又到皇上溥仪身边儿，最终是到了婉容皇后的身边儿。在紫禁城里我们被称为公公，其实我们这些人都是最底层、最苦的被压迫者。” 　　 　　“人的一生中会有好多机会的，你要是能抓住它一次就够了。溥仪的大婚就给了我一次机会，我抓住了它，也真的改变了我日后的生活。选皇后时，有四个姑娘的照片要让溥仪选一个做皇后，被举荐的人，实际代表着宫里的四大派系，决不能出一点儿差错。太妃正琢磨想用个什么万全妥当的法儿，我向太妃建议，可以用皇上的四色洋笔，别人没那玩意儿，到时候在照片上分别画一种色的记号，说好哪一色为准，端康太妃听后非常高兴。后来还让我和敬懿太妃那边儿的一位公公一起护送着照片让溥仪挑选。而以什么颜色为准儿，则是由另外一位公公单独告诉溥仪的。溥仪就是用这只笔，在四张照片的上分别用红、绿、蓝和黑色画上小圆圈。事后我就得到了端康太妃的赏识和重用。” 　　 　　“太妃让我到皇上溥仪身边儿，好替太妃看着点儿皇上。在溥仪身边时，整天提心吊胆，他高兴了，就得陪他玩儿，他生气时，我们就倒霉了。自从确定了大婚的日子，我就被派去收拾皇后的住处去了。” 　　 　　“离开溥仪那边儿没多久，溥仪就把身边照顾他的公公全都给轰出了宫。后来我听说，他们出宫没多久，就被杀被抢的死了许多人，那时宫外正闹军阀很乱。我算逃过了一死。自从婉容皇后进宫以后，我就开始服侍皇后，皇后对待我们可好了。我在宫里十几年，只有在皇后那里才算象个人样儿！”说到这里刘爷爷声音有些哽咽，他又闭上眼睛，静静地沉浸在他自己的回忆中。过了一会儿，他仰起头，我发现老人紧闭的眼角流出了眼泪，我不知老人在回忆着什么，更不知老人为什么无声地哭，眼泪沿着他的脸一直流着，我有些发毛，我傻傻地看着他，大约过了5分钟，老人从袖口里拿出大手绢擦干净眼泪，长长地叹了口气，继续说：“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就是这银笔，一个用它的主意，用它画过的几个圈儿、画过的几个色儿，就改变了我的命运。后来有一次，我趁着溥仪高兴的时候向他讨赏要过来了这只笔。” 　　 　　“我后来出了宫，就一直住在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给我安排了工作，生活的很好。我一直珍藏着这只笔和几件有意义的玩意儿，其他一些珠宝物件儿，解放前早就买光了。文化大革命时，我把所有的珠宝首饰都主动交了，只留下这只银笔，为了保险我把它缝在破棉窝里。后来红卫兵还是来了，因为没有抄到什么东西，就算过去了。” 　　 　　“这只银笔陪着我走了多半生，我为什么冒死也要留着它，是因为我发过誓，死了的时候要跟它埋在一起，后来实行火葬了，我就想等我快不行了的时候，我就把这只笔搁火炉子里先烧了它。现在我改变了主意，我要把这只笔送给你，留做个纪念。” 　　 　　其实听了老人讲的这些我并不是全明白，毕竟我当时只有16岁。总觉得这只笔对老人来说太重要了，说心里话，我真的不敢要，我说：“谢谢刘爷爷，这只对您这么重要的笔，我不该要。” 　　 　　刘爷爷说：“它对我是重要，但咱俩的友情更重要。我都快八十岁了，人的一生中，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能被一个人信任那才是最重要的，你现在还年轻，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我是把你当真正的朋友，信任你，才让你留着它。你要不收它，就是不把我当成真正的朋友。” 　　 　　刘爷爷没等我说话，就拿过那个绸缎面儿的小盒子说：“这个也给你，拿着呀！”我只好起身谢了刘爷爷，他笑了，并一再嘱咐我：“这事千万不能对别人说！”我明白刘爷爷的话，这事儿在当时的年代里，要是被别人知道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我打开小盒儿，拿出包银笔的红色丝绸绢，它被叠成了长条形的小包，上面绣着非常精细的大牡丹花，用金银丝线绣的花蕊，我惊讶地说：“这手绢上绣的花可真漂亮！”刘爷爷说：“那可不是手绢，是妇女用的。”当时我还傻乎乎的想：绣着这么漂亮的花儿肯定是女的用么，还用说！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从一位旗人老妈妈那里知道，那根本不是手绢，而是妇女用的卫生带，据说只有皇后、妃才用。它设计的很巧妙，打开来就象是个大手绢，可不用忌讳的晾晒消毒，同时也是给管事的公公的提示。可惜当时因为不知道它的用途，也没问是不是皇后或太妃的。 　　 　　回到家，我从英语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上日期1976年8月7日，用汉语拼音写好了“端康太妃、敬懿太妃、溥仪、婉容皇后和公公”几个词，然后把银笔包了起来，藏进一只竹笛子里，那时我正在学习吹笛子。 　　 　　我并不明白“公公”是怎么一回事，当时没有问，那是因为看着刘爷爷讲的那么认真，没好意思打断他。晚上我看见隔壁院子的张大夫正在路边看报纸，我与他特好，我们俩都喜欢照相，经常一起洗相片。我向他请教“公公”是干什么的，张大夫说：“公公就是太监，你想听吗？走！咱俩溜达溜达去。”张大夫给我讲述了“公公”的历史和特征，并说他参加医疗队下乡时，在延庆的山区就曾经给一个公公看过病。张大夫说：“我想与那位公公聊聊宫里的事，可能是交情不够深，他不愿意说。其实能活到今天的太监已经很少了，应该把他们经历记录下来，这些都是历史，可谁敢呀。告诉你，我还给他拍了照片，哪天我找出来个你看看。”听完了张大夫的话，我才明白了刘爷爷奇怪的举止和装束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 　　 　　躺在地震棚里我开始琢磨起来，公公原来就是太监，可“太监”这词不是常常被用来骂男人的吗？我与刘爷爷认识了好几年了，根本就没那意识去注意他有没有胡子，他总是穿高领的长布衫根本看不见喉结。明白了地震那天，我要帮他换裤子他为什么会急成那样。他宁肯死在屋里，也绝对不去住集体地震棚肯定是不愿意暴露自己。为了尊严夏天也要把自己包裹起来，我觉得刘爷爷真可怜，我想以后我要多帮帮他。我还要把他的经历记录下来，再找个机会给他拍几张照片。我要抓紧时间，这段时间正好院儿里没有人，刘爷爷可以放心讲他的故事。 　　 　　 　　【本馆所有资料（包括文章、图片、网友留言）任何网站、论坛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事先与本馆联系，并请注明转载于“溥仪纪念馆 www.puyi.netor.com”】

原文 发表于婉容纪念馆  浏览：2611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8/21 4:3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