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少年行--英王陈玉成纪念馆 　　 　　 　　（一） 　　1860年秋，当清军与太平军、捻军交兵正酣时，英法联军复扩大了侵华战争，进逼京津，值此“中外岌岌”之际，两淮地区又发生了“淮北之变”——苗沛霖集团崛起，与太平天国、捻军一起，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抗清运动。 　　苗沛霖，字雨三，安徽凤台人，秀才出身，“倜傥有大志”，颇富政治野心。据文献资料记载，他极慕曹操之为人，想为乱世英雄，乃至称王称帝，建立独立王国。而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出现的“战垒连珠卷画旗”的局面，正为其实现个人野心提供了条件。 　　1853年太平军攻入安徽后，大江两岸成为洪、清争夺的热战之区：皖北是捻军的根据地，在那里，清军与之进行无休止的鏖战。来自南和北的屏蔽，使苗沛霖得以“崛强官匪间，专制一方”， 　　。在滨淮地区这一特定的社会文化圈里，民风素悍，地理位置特殊，“自古异人豪杰，多产淮甸，而奸雄草寇，跨方州拒朝命者，亦往往出淮、蔡之间，其地势使然也！”苗沛霖的凤台“老寨”视为濒淮要地，“跨淮、淝，障蔽南北，人又习战，实为异常险要之地，苗沛霖始意本图据为巢穴，然后西吞颖（州）、亳（州），东陷灵（璧）、宿（州），为并据长淮之计”，苗正是利用这种乱世而崛起于临淮之地这种起义军与淮军激烈征战的夹缝地带。 　　1856年夏，捻军兵至凤台，苗沛霖纠众与抗，屡败捻军，于是“籍团练名，聚党蓄众，又不附者杀之。。。。。。远近畏慑，无不求附，附者领旗以别于官。不二年而凤、颖数百里间，尽属苗矣”。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内，不仅太平军、捻军不能涉足，连清政府的统治也名存实亡，“诸邑守令虚置而已”。 　　“淮南北民风素剽悍，饥寒辄啸聚山泽为盗，善抚驭之，亦足资备寇”。清廷为消除“心腹大患”，对苗采取“一味羁縻”政策。1857年11月苗受胜保招安，与之结为师生后，清廷曾12次予以加官晋秩，苗党刘兰馨、张建猷、苗天庆、年玉田、童维翰等也被迭加超擢。这种政策，尽管在“剿匪”战争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也使苗趁机坐大，“官军借苗练以制捻，彼亦借官势以号召”，“该练遂挟制官府以显”。到1860年，即成为拥众数十万的可以左右时局的强大的地方实力集团。 　　（二） 　　1860年10月，英法侵略军攻围北京城，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避热河。苗沛霖以为据地称王之“时至矣”，乃于蒙城设坛会所属，大临三日，缟素发丧，言“天下已无主，我等当各求自全”，遂令其下“推戴”，公称“河北天顺王”。接着，1861年2月10日，麾师进攻寿州——皖抚驻地，“围攻寿州，觊觎淮淝上游，以图肆毒中原”。希图以此作为其拓展地盘的大本营和抗清指挥中心。苗与天、捻关系亦由此出现新的转折。 　　这里想顺带说明一个问题：笔者曾把苗沛霖视为鸦片战争后出现的第一个军阀，研究近代军阀史当自苗沛霖始。这当然比较绝对。但这个问题也是可以商榷的。首先要弄清：什麽是“军筏”？《辞海》“军阀”条释：“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李新同志认为，“军阀是封建和半封建社会特殊的政治现象。军法师一种特殊的军事集团，它拥有以个人为中心的并由私人关系结合起来的一支军队。它通常拥有一片固定的或比较固定的地盘，在这块地盘上，这个军阀可以主宰一切。他可以征粮、征兵、征税，以便使他的统治延续下去”，“封建帝制时代，一个大军阀多半要称王称帝，以便‘名正言顺’地去争夺全国政权。” 　　这样看来，人们通常认为的近代军阀的开山始祖的湘淮集团，虽然具有较浓厚的私兵性质，但毕竟隶属于清政府，听从清政府的命令和调遣，实际上算不上什麽军阀。而苗沛霖，一有私兵——苗家军，可以用兵自重，可以左右时局。他虽然曾在表面上接受清廷招抚，而实际上并不隶属于清政府，二有一块地盘——农民起义军和清军激烈争夺的缓冲地带的淮河流域，并不断延伸。在这块地盘上，他可以生杀予夺，地方官受其控制，有名无实；他可以征粮、征税、征兵，甚至可以随意私设厘卡，擅立“公寓”，进行统治。三建立了军阀政权——天顺王国，所以，从广义上说来，苗沛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军阀。 　　当然，“近代军阀”除具有一般军阀的共性外，还有它的个性，即有了资本主义因素和帝国主义背景。但我们应看到，当时的安徽资本主义正处于萌芽状态，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之侵入安徽，则是《烟台条约》以后的事。因此，苗沛霖军阀不可能具有资本主义色彩和帝国主义背景，这与成熟期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严格来说，苗沛霖军阀仍属于“古代军阀”的范畴。 　　围攻取寿州，苗沛霖集团确立了“连和”太平军、捻军的战略方针。寿州围城不久，苗即使王金奎到定远与宿敌张乐行、龚德树捻军达成谅解：遣朱鑫、陆长华赴庐州与陈玉成部太平军言和，表示奉太平天国正朔。“粤贼大喜”，封其为“奏王”，并使辛大刚等与之筹商抗清事宜，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862年2月。 　　苗之与天、捻“连和”完全是一种策略。首先，从当时的历史环境考察：在与天、捻“连和”之前，苗沛霖公开打起“灭贼”旗号，以清廷“缴匪”大员面目出现，与天、捻作战，而此时，他擎起“反清”大旗，自然出现两面受敌的态势，对于其中利害关系，素有“小周瑜”之名，“号知兵”的苗沛霖自然是很清楚的，为免置腹背受敌，他便采取了打一拉一的策略。 　　其次，苗沛霖集团公开进行抗清运动后，一些原为其控制的地区的团练，不仅不再听从调遣，反而掀起了“倒苗运动”，如蒙城、宿州等地，公开砸毁苗的统治机构“南公寓”、“北公寓”及“苗营公司”，武力驱逐苗沛霖集团势力，搜杀亲苗分子，已非苗沛霖所能控制，这些地方的“倒苗运动”，给其造成一定的压力，使之不能专顾寿州，这也是他促成与天、捻连和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崛强官匪间，专制一方”是苗沛霖及其集团的原则，这决定了与天、捻的“连和”无诚意可言，其真正意图乃“勾结粤匪陈四眼狗，捻首张乐行等为其前驱，该意在图据寿、颖，以为根本，然后窥伺中原而肆扰西北。”也即利用太平军、捻军为之冲锋陷阵，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也是一般军阀惯用的手段。 　　 　　太平军、捻军所以不计前嫌与之联合，因为苗举起了抗清的旗帜，变成了自己的“同路人”。然而更重要的，还有其内在之原因。捻军方面：1857年12月，捻军内部发生了一次分裂事件——“刘饿狼事件”。由龚德树献计，经张乐行默许，以“反叛”的罪名诱杀蓝旗旗主刘永敬（绰号“饿狼”），致使蓝旗部众脱离张、龚主力捻军，举兵北归，单独进行抗清活动。接着，白旗旗主孙葵心亦因与张、龚“二逆不合”，返师皖北，这使捻军内部极度不稳，出现了一股“投敌逆流”，严重削弱了捻军的力量。太平天国方面：“杨韦事变”后，始终没能真正扭转“下坡”的局面，特别是在安徽战场上，清军长期围攻号称“金陵门户”的安庆，使在淮南的陈玉成部太平军及张乐行部捻军不得不放弃淮南根据地而救援安庆。1860年12月10日，天、捻联军大战清军于桐城挂车河，受挫，伤亡万余人。安徽战场的局势每况愈下，因而苗沛霖这股地方势力，不能不引起太平天国方面的特别注意，把争取苗沛霖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当兹安省既失，务宜北连苗、张，以顾京左。”而苗沛霖集团主动来“归”，这当然是太平天国当局求之不得的。 　　天捻苗联络一气，这使清廷大为恐惧“该练勾结粤匪、捻匪，联为一气，剿办更难措手”。清廷令在皖督师的钦差大臣袁甲三“与翁同书（皖抚）密商定计，拨兵突击，迅速歼除，不可徒事羁縻，以至养痈遗患”，“寿州、正阳如有失事，惟袁甲三是问”同时，要袁、翁“设法离间，使该练与发逆互相猜忌，不能合而为一，则苗沛霖进退无据，剿办似易为力” 　　但这些一时均未能改变天捻苗三方联合所造成的形势变化，于是，在淮南的陈玉成部太平军和张乐行部捻军得以全力与清军争夺安庆，而苗沛霖集团也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专顾寿州，1861年10月30日下之，皖抚翁同书等清廷大吏成了苗的俘虏。 　　（三） 　　寿州围城战役胜利后，苗沛霖集团与太平天国、捻军之间的关系似乎一度“中断”。苗转向清廷求抚，表示“仍愿剿贼立功，所属练众亦一律剃发。”为苗所控制的翁同书也极力为其“表明心迹”，说“苗练趁间进城，未将无辜良民杀害，所杀无非仇人及勾捻之人。。。。。。并非叛逆。。。。。。现当用人之际，与其使数十万众化而为贼，孰若收数十万众转而击贼？”朝廷既以“发捻正当攻剿吃紧之时，苗沛霖如可就抚则兵力得以专顾发捻”，是以“姑从（翁）所请”，准苗自新，立功自赎，并缴回原发递除苗四川川北道加布政使衔职之谕旨。 　　其实，这是苗沛霖玩弄的缓兵之计，寿州城破后苗沛霖所面临的局势是：太平天国方面，1861年9月5日“天京之锁钥”安庆落到湘军手里，接着，9月7日桐城被多隆阿部清军攻陷；9月池州府丧失；11日舒城被克；12日宿松陷落；16日铜陵沦陷；10月23日无为州被拔。陈玉成不得不率部退踞庐州。太平军在皖省的局势日益恶化。一旦庐州被克，来自南方的屏蔽自然消失。与此同时，清廷要曾国藩承收复安庆之“声威剿除皖北逆匪”，即消灭苗沛霖。捻军方面，张乐行连吃败仗，被迫退守孤城定远，淮北刘玉渊捻军艰难地支撑着局面。清军气焰大张。面对不利形势，为了松懈清方的压力，苗不得不“求抚”作缓兵之计。 　　与“求抚”同时，苗加紧军事部署，11月8日在怀远誓师，次年1月便与马融合部太平军、张乐行部捻军联合进攻“淮北只此根本，豫省籍为藩篱”的颖州府城，实施他的“先攻临淮，次攻颖州，分攻蒙城，占据颖上，图窜豫疆，分扑陈州、光、固，进窜汴梁”的既定战略方针。 　　这里要说明的是，颖州战役的真正导演者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太平军、捻军，而正是苗沛霖。安庆失守后，陈玉成退踞庐州，“欲上德安、襄阳一带招兵，不意将兵不肯前去。。。。。。主又严责，革其职权，心烦意乱，愿老于庐城。。。。。。愚忠于国。”多隆阿部清军又将庐州团团围困。正在这个当口，打着抗清旗帜的苗沛霖“累书招玉成，谓凤、颖二府形胜可踞，诸乡寨练丁皆习守战，足备调征，玉成信之”仿佛又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于是，他遣马融合率部北向，去进攻颖州；遣扶王陈德才、遵王赖文光等率部远征西北，以图广招兵马，早复皖省。 　　捻军方面还在1856年雉河集根据地失守，进入淮南时，就确定了北向的战略方针，那就是“假长发之声势以图再振”，尔后“激励将士，整率士卒，北取宿（州）、灵（璧）、蒙（城）、亳（州）、颖州，直抵黄河，开创疆宇，以图王霸之业”。应该说，夺取颖州也是捻军的既定方针。但事实上，没有苗沛霖的认可和配合，张乐行难以达到“北向”和“再援”的目标。1861年5月，张乐行曾率部欲渡淮而北，不果。数月之后，苗沛霖主动让道，要其北上进攻颖州，这当然是捻军方面求之不得的。12月25日，捻军在淮南的最后一个据点——定远被袁甲三部清军攻陷，张乐行遂与马融合部太平军假道苗沛霖区北上，这是颖州战役为苗沛霖所策划的根据之一。 　　捻军、太平军假道北上时，袁甲三“剀切传谕（苗），令其诱擒张逆以明心迹。”苗非但不予理睬，反而在寿州附近之石头埠、姚家湾等渡口备船接送，使义军安全渡过淮河，抵达颖上，此根据之二。 　　颖上县城本是苗沛霖集团的势力范围，苗党吴正谊、林朗、王金奎等盘踞其间。太平军、捻军渡淮后，苗便把颖上让出，作为天、捻进攻颖州的据点。此其三。 　　天、捻进攻颖州所需军需皆由苗提供。据袁甲三探子称，苗一开始就给天、捻接济米粮九百余石。此其四。 　　大批苗家军参加了颖州战役。此其五。 　　颖州战役实是苗沛霖策划的，“此次发、捻各匪窥伺颖州，其为苗沛霖勾结而来，固无疑义”而“捻首张落刑等率众回窜，已至颖上，其势必为苗逆前导。”这也正说明苗沛霖集团利用天、捻为“前驱”，攻取“颖（州）以为根本，然后窥伺中原而肆扰西北”，为自己政治目的服务的事实。 　　但颖州战役开始不久，苗沛霖及其集团却忽然“反正”，反将矛头指向天、捻联军，断绝米粮接给；制造摩擦、挑拨天、捻关系。2月27日苗部上陈玉成禀称：“张（乐行）始终包藏祸心，既不与我同志同仇，直视我以如草芥。职营将终不于之为敌，则被其逼者吴生理；倘径于之为敌，则兵连祸结，自相鱼肉，其于大局何如也”这实际上是苗沛霖集团倒戈的信号。它的出笼标志着苗沛霖集团“连和”太平军、捻军共同抗清的时期的结束。 　　苗沛霖及其集团所以此时“反正”，乃时势使然。其一、“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操握权柄，政局渐趋稳定；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以及其他一切反对派势力，“苗患”自然也要是清除的。 　　其二、同治即位后，统治政策较之咸丰之世发生重大变化：湘系集团已成为稳固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中流砥柱，出现了官员非两楚出身不能遽膺优荐，将帅非与楚军结纳不能予以嘉名的局面。在苗沛霖方面，与苗“相为倚重”的胜保一意主抚，而湘系集团一意主剿。1862年1月，湘军最高首脑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苗沛霖籍受抚之名，行谋叛之实已数年矣。朝廷假爵赏为羁縻，彼即窃威权以胁众；帅臣以恩义相劝诱，彼即挟诈术以要求。今长淮上游霍邱、寿州、怀远各城，三河尖、正阳关各处，均被占据。且欲下窥临淮，上吞颖州、光、固、逆迹昭彰，断无再抚之理。”另外，如果说在寿州围城战役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清廷慑于苗沛霖的军威和战略上的考虑，在剿抚之间举棋不定的话，那末，随着安庆告克和湘军在安徽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朝廷则力主对苗实行“铁血政策”，并且暗中支持主剿派的湘系集团来对抗主抚派的胜保。据曾国藩透露，“楚军一意主剿。。。。。。皆系秉承六次密谕”“一意主剿”已成为统治集团解决“苗沛霖事件”（淮北之变）的基调。这不能不使苗沛霖有所顾忌。尽管朝廷以楚师进攻庐州暂不能全力对付苗沛霖，而让胜保前往皖北办理苗“反正”事宜，但一旦庐州被克，朝廷会毫不犹豫地将胜保调离，清除剿苗路上的障碍。 　　其三，苗沛霖“所畏者。。。。。。楚军耳”。训练有素的湘军向为苗沛霖集团“畏惮”。而是时，安徽军政全局完全为湘系集团所控制，湘军大将李续宜、彭玉麟先后抚皖。军事上，李续宜湘军，还有袁甲三的临淮军、李世忠的豫胜营皆驰抵颖州，与守城之师成内外夹攻之势。苗沛霖攻取颖州，打开通向豫省的门户的既定方针已难以实现。 　　其四，太平军在安徽战场上一败再败，庐州已成孤城，不难一鼓而下，势难立足。捻军在淮南、淮北的根据地实际上全部丧失，已成强弩之末，难期得力。同时，苗沛霖集团内部也将发生裂变，“胁从之众渐多离心，沙河两岸颇有相约剃发以待投诚者”，败象显然。 　　鉴于上述，苗沛霖也就不能不利用胜保来皖之机“反正”，另图他谋，以便伺机再起。 　　这样，由苗沛霖导演的天、捻、苗联合进攻颖州的战斗，因苗沛霖集团的倒戈反噬，4月2日终告失败。 　　（四） 　　颖州战役结束不久即发生了苗沛霖生俘陈玉成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决非偶然，可以说，生俘陈玉成，消灭在皖的太平军，是苗沛霖集团的既定方针，是其扩大地盘，雄长江淮的重要步骤。 　　安徽是太平天国的重要基地，而在江北经略皖省的则是陈玉成所部太平军，这样就出现了南有陈玉成，北有张乐行（捻军），中有苗沛霖的格局。这种局面对苗沛霖来说，虽起到了一定的屏蔽作用，但有碍本身势力的拓展，容易受到太平军、捻军的夹击，要真正实现割据淮甸的战略目标，就必须打破这种格局。苗沛霖生俘陈玉成的预谋正是在此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策划的。 　　1862年5月13日，庐州陷落，陈玉成应苗沛霖之邀统部北向，“奔苗沛霖于下蔡，欲与同抗官军”，不想正落入苗沛霖预设的罗网，束手就擒。 　　这里要强调的是，苗沛霖将陈玉成献给清廷，也是一种权术，颖州解围后，张乐行率部退踞颖上，为苗沛霖集团层层围裹，但4月10日，张乐行突围出走，北归雉河集。这使清廷大为恼火。“苗沛霖以数万之众围攻颖上，布置严密，何至任令张逆携眷而出？其为有心疏纵已可概见”。尽管胜保屡为开脱，但清廷认定苗是“任意欺罔”而欲加兵。这使苗沛霖心怀疑惧。当苗沛霖心生俘陈玉成后，清廷严令苗即刻将其献出，否则，不仅心迹难明，而且要声罪讨伐。上谕中说：“倘或苗沛霖意存观望，不肯将狗逆即时献出，或纵令窜逸，又如张落刑回窜雉河集故智，则是甘心叛逆，罪无可辞，即着曾国藩、多隆阿、李续宜等仍遵前旨，督饬将领将苗练一并剿洗”。同时，多隆阿清军攻克庐州后，乘胜继进，苗沛霖“为多隆阿之乘己也”，趁势消灭他。基于上述原因，苗沛霖将陈玉成献给胜保，要他代为表明心迹，以为苟延之计。苗沛霖集团“南平粤贼”的计划算是完成了。但由于清军的北进，苗沛霖集团拓展地盘的目的并未达到。 　　1863年2、3月间，淮北捻军节节失利，苗沛霖集团认为时机已到：“此时苗逆之蓄奸，极思趁机歼除捻首，而暗收其众。”，培植私党，完成“北擒张、宫”的计划（按：龚德树已于1861年3月14日战死湖北罗田松子关。）3月，张乐行集五旗捻军与僧格林沁战于雉河集，结果全军殆尽。乐行为叛捻李四一出卖遭擒，“苗闻之愤甚，乃逼李四一追还张乐行交己解送。四一不许，遂围之，并肆扰投诚诸圩以泄愤”。后在僧格林沁的呵斥下，苗始行罢兵。尽管苗沛霖未能亲手擒获张乐行，但张乐行的捻军终于被消灭了。“北擒张、宫”的计划也算是实现了。 　　在皖的陈玉成部太平军被消灭了，张乐行的捻军也被消灭了，清廷完成了“先剿群捻”的计划，开始实施“次（剿）沛霖”的方略，苗终于演出了“猛虎山中行就缚”的最后一幕，1863年12月6日蒙城一战，沛霖为玉成旧部所杀，其惨淡经营的淮上割据局面随之寿终正寝。 　　纵上述，苗沛霖集团是在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的大风暴中崛起的。它与天、捻关系经历了一个对立——连和——对立的过程，无论是对立，抑或是“连和”，都是其为“控制淮甸，雄长江河”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但苗沛霖集团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即“崛强官匪间”，一旦“官”与“匪”在淮河流域激烈争夺局面结束，特定历史环境不复存在，苗沛霖集团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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