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文洋洋洒洒1283个字儿，有1000字以上直指忠王和翼王而来，这我就不明白了，本人在前面对英王提出的N个问题，难道是通过贬低忠王和翼王就可以证明其不存在的吗？您举出忠王被俘后写了些什么丝毫不能倒推他被俘前的声望，那崇祯皇帝和满朝文武还以为洪承畴殉国了呢，你能用他后来的投降去推倒他之前的声望吗？还是不通过贬低别人就没办法证明英王的伟大？而对忠王和翼王的指责在多打程度上有助于开脱在本人前面对英王提出的诸多问题呢？深表怀疑。 　　 　　2 “而李秀成的家眷比如老娘啦，不是原配的妾啦和亲生的儿子啦倒都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安全地出了天京——匪夷所思匪夷所思~~~~~~~~~~~~~” 　　 　　我看了幼主自述，通篇没有提李秀成家眷，——匪夷所思匪夷所思~~~~~~~~~~~~~”您从哪儿得出的结论，还望明示！ 　　 　　3 “如果曾国荃上来就拿出他老兄那套来对付李秀成，李秀成有如此硬气乎？还不是当时面对此情此景觉得难免一死才如此这般的” 　　 　　那赵烈文呢？他可是曾国藩的代表，他问李秀成打算李说对他说“唯死耳”又如何解释？请问到底有什么史料可为依据说李秀成贪生怕死？他贪生怕死干嘛跑回天京来？干嘛不自己“让城别走”？您别说出自《李秀成自述》，凡是对李秀成有利的就是他自吹自擂，凡是不利的就是真实表现？那我为什么不能说李秀成为了避免部下多受杀戮才选择投降呢？只要不是贪生怕死，投降就不可耻，至于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各有所见，但和品格无关。 　　 　　很高兴您这篇中对忠王没那么多非议了，而且本篇的非议虚的多实的少，所以我回复起来轻松些。不过您好象把矛盾掉转指向翼王了，所以我还是轻松不了-- 　　 　　4 “关于石达开部先降于骆秉章部是事实，详情翻翻骆的奏折家书以及攻谗他杀降的官员们的奏折——我是实在记不得是哪一篇了——没太用心。” 　　 　　何谓是事实？骆秉章的奏折说得明白，是“遣散四千”，另外两千留驻大树堡，半夜围歼，他可没提什么“收编”，您说话总得有依据不是？别举出来的都是不对的(前面《幼主自述》也是)，其他的举不出来，就告诉人家“我不记得了，反正是清方奏报，官员奏折，你自己去漫漫找吧”，连您举出来的都不对，怎么让人相信您举不出来的？ 　　 　　5 “被张遂谋杀了的那个倒霉蛋还真是死活想不起来叫什么了，不过当初韦家是怎么加入拜上帝教的？还不是逼的？你因为人家不跟你了想回天京而杀了人家，人家的部众一气之下投向清军反过来杀你怎么不可能？再说现在谁也说不好当初他们跟石开走的时候石达开到底说过些什么？许过什么愿？” 　　 　　这就奇了，第一，谁说韦家加入拜上帝会是逼的？您有什么证据说这种话？我还真是头回听说这等奇闻。第二，被张遂谋杀了的人和韦家有什么关系？跟您说那个人姓蔡，和韦某人八杆子打不着，所以您竟问出“不过当初韦家是怎么加入拜上帝教的？还不是逼的？你因为人家不跟你了想回天京而杀了人家，人家的部众一气之下投向清军反过来杀你怎么不可能？”实在不知所云。第三，那支部队既然是想回天京，为什么从回天京的大队脱离出来，转去投清军了？就是是对翼王不满，也没必要投清军吧？第四，最奇的是，我只说他们回头打“太平军”的部队，您怎么就知道他们打的是翼王的军队？事实上当时脱离翼王的军队没一支转回头打翼王的，那些人打的是和回天京的部队。这就奇了，“因为人家不跟你了想回天京而杀了人家，人家的部众一气之下投向清军反过来”，结果脱离之后，不回天京，却特地跑去投降了清军，一起去打要回天京的部队，世上还有比这更奇的事么？至于翼王有没有对他们许什么愿，我们的确无法知道，不过翼王离京的时候，在《五言告示》中把自己离开的原因，远征的目的都说得很明白了，如果私下许的愿和那告示不符，那时自己打自己耳光，相信他的就只有白痴了。 　　 　　此段回复处，我郑重给您一个建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懂不要紧，谁都不是百科全书，但是不懂装懂要不得。很明显，您对于张遂谋杀这名将领以及这支队伍此后的经过并不清楚，一开始就轻下结论，把责任推向翼王和张遂谋一方。经我指出后，您应该已经清楚您不了解事情经过了，可是您不但不承认，也不去查史实，反而强词夺理，先是莫名其妙地认定这次脱离事件与韦家有关，就迫不及待地指出其脱离情有可原，然后又一厢情愿地认定这支队伍回头杀的“太平军”部队是翼王部队，然后按照自己的想像去下判断，您这样不懂装懂，只能露出更多马脚，历史是踏踏实实的事，容不得耍花枪。不管您承认不承认，我相信看过这两段对话的人对您有没有不懂装懂和凭一厢情愿的猜测去认定历史乃至评价历史，自有公论。 　　 　　6 “二杨与韦俊之有隙，在当时用不着怎么打探也是天下共知——他哥哥灭了杨家的差不多满门。而此时洪秀全抑杨贬韦，责任怎么能在痛失家人的杨家兄弟身上？还是那句话——一个杀了你所有亲族的人的亲弟弟你能原谅他吗？石达开都不能为什么要求杨家兄弟能？再请问所谓清方的韦俊与二杨不和的证据一手的是什么？二手的又是什么？ ” 　　 　　这就怪了，您前问为了指责翼王镇压韦家将领的叛变(当然是您想像的)，不惜拿“韦家人怎么加入拜上帝会的？还不是被逼的”(虽然也是您想像的)来证明曲在翼王一方，这儿呢，并不是韦家将领叛变，只是人家哥哥干了坏事，而韦家很多人还在为天国效力呢，您倒认为杨氏兄弟挑衅理直气壮了？按照您的说法，“韦家参加拜上帝会还不是被逼的”，那人家韦俊不过想过个河，陈玉成凭什么不让？人家想过河他给打回去了，人家就不能投降清军来打他？您不觉得您这是施用双重标准，把历史当面团，按自己的意向揉吗？说张遂谋的时候您怎么不说“韦昌辉那为人人家能信他吗”？(当然，翼王本来也没对韦家怎样，这是您的想像而已) 　　 　　至于这一句“石达开都不能为什么要求杨家兄弟能”，这就完全无的放矢了，您问出这个问题证明您至少犯了两个错误：一，在没有任何依据(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因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的情况下想像翼王杀了韦家的将领，并且根据这个纯凭想像杜撰的历史事实来评判历史。二，您对以下事实缺乏了解，即石达开回天京后没有追究任何韦氏族人，不仅对韦昌辉得家人予以保护，而且对韦氏将领也予以保护，例如韦俊失守武昌后石达开以则在内讧而不在守将阻止了追究其罪责，并仍使带兵。韦昌辉杀了石达开全家，石达开对韦氏是做到没有任何报复，甚至一如既往地重用了。至于什么是第一手什么是第二手，记载韦俊和杨辅清防地变化的军报算第一手，而像地方志，《中兴别记》这类笔记算第二手。 　　 　　7 “英王只要是出军北伐了，不论胜负，都会让他不忠于那个洪氏集团而显得有性格些，石达开离开天京后有什么战绩？对他自己有用的或是对天京有用的？” 　　 　　前半句是您的想像，不予置评，后半句么，您知道翼王的入浙战役是怎么回事吗？您知道宝庆会战对清军围攻安庆的战略部属的影响吗？您又知道萧启江骆秉章是怎么进的四川吗？您举得出最少十名在翼王远征后和他交战过的湘军高级将领的姓名吗？如果您连这些基本了解都没有，那我建议您多看看历史，不要凭想像发些没常识的问题。对于您的问题为什么没常识，我还是按照前面的惯例，只举一个事实说明，其他事实，恕我没有精力无的放矢地随意枚举。-- 说了我对军事外行，所以还是引专家的论述： 　　 　　“ 　　石达开从天京出走以后的五个多月后，还曾上奏章给天王洪秀全，报告说，他已命令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部共数十万人开往长江下游。又说已调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部数万，或五六千人不等，概回天京，“以救天京之急”。又告知天王，台将自率一支军队，“赴援江西，进军浙江”。原件为德兴阿截获，报送清廷。此后的历史事实，也证实李秀成会合张洛行开往长江下游，陈玉成等回救天京之急，都合于石达开的安排。这证明李秀成，陈玉成等去“救天京之急”，或坚守原地，正是出于石达开的命令，并非象许多史学家所宣传的“陈玉成，李秀成等广大太平军将士自觉抵制石达开的“分裂”活动”；更非如某些史学家所说“石达开带走太平军全部精锐，剩下的只是些老弱残兵”。石达开的计划是安排大部分军队留守辖区并救天京，自己只率一部分人马“赴援江西，进军浙江”。他这样把计划上报天王，同时也在行动上执行这个计划，保证陈，李等大部队回援天京，这样“赴援江西，进军浙江”，很难说就是“分裂”活动。从这次战役的效果来看，也并不坏。 　　 　　...... 　　 　　当时清军在浙东战场上屡战屡败，浙江巡抚一筹莫展，清廷也为此感到头痛，赶忙调兵遣将，应付这被动局面。他们先派总兵周天受督办浙江军务，结果，周天受被太平军杀败，身受重伤。后又加派督办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赴浙江主持军务，和春无法两头照顾，托辞生病，不敢赴任。清廷最后只好名曾国藩督师援浙，并调萧启兰，张运竺，王开化等率军驰援。曾国藩也不敢轻举妄动，态先奔走于湖南，湖北，与湖南巡抚胡林翼等商援救浙江的措施，然后才亲自赶到江西，部署入浙，想与石达开在浙江决战。这时石达开忽然从浙江移兵福建，清廷又急命曾国藩入援福建。曾国藩为此疲于奔命，被动应付。由此可见，石达开进军浙江，不但攻城略地，予清朝在地方政权以沉重打击，而且打乱了清军全局的部署，使天京受围攻的压力有所减轻，也使上游清军兵力有所分散，这就大大有利于李秀成，陈玉成等在天京一带部署反击，攻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暂时稳定了危局。这是石达开所预期的进兵浙江的目的之一。 　　 　　原来清廷和他的将帅们企图乘太平天国内讧以后大伤元气的机会，一举消灭太平军并攻下天京城，他们估计“洪逆孤立，江宁空虚”，“不患今岁不平”。然而太平军终于粉碎了清军的战略意图。当然，起决定作用的在于广大将士的英勇奋战，而石达开在这阶段的作用也不宜抹杀，其“赴援江西，进军浙江”的战略，决不是没有意义的。 　　 　　尽管石达开没有能够把这一战役坚持下去，但这次用兵浙江，作为东进的尝试，使太平军认识到浙江的重要战略意义。从1853年至1859年的七年间，天京城下连续进行多次会战，天京当局从未想到用进攻浙江来解京围的战略，何以1860年那次“六解京围”之战才懂得进攻浙江清军势在必救呢？这一正确的决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石达开进兵浙江的实践，使太平军看到了清军慌急窘迫中暴露的致命弱点。所以距石达开撤离浙江进一年半，李秀成，洪仁矸等运用并发展了石达开的故智，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才取得辉煌战绩。同时，也为1861年从江西大规模进军浙江开创先例，并摸索出一条进军路线。此后李世贤进军浙东，基本上就是沿着石达开当年走过的路前进的。从这个角度上看，石达开用兵浙江的意义，就显得更加深远了。”(邹身诚《论石达开东进浙江的战略》) 　　 　　8 “以《被掳纪略》来看，陈玉成那种千年出不了几个人物清方的文人也折于他的风彩和气度忍不住——一一不小心称赞感叹几句当然可能，但从他们物以类聚时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哪些是真心站在太平天国这边的？还不是时不时地想回到清朝的怀抱以致那位姓戴的白白送命。” 　　 　　您这又是纯凭想像，镝非已经回复您了，我就直接摘录过来，建议您下次说话多点凭据。---- 这本著作的收藏人，也就是作者的孙女介绍，书的作者于咸丰十一年参加太平天国起义，是英王部下，太平军失败后回家隐蔽，为了记下他在太平军中的经历而写了《太平纪略》，后来为人所知，被逼把书名改成《被掳纪略》，并将词语的立场换成清朝立场，也就是用“贼”之类的称呼太平军，但是作者本人原始的目的是作《太平纪略》，是为太平天国存史，除了被迫将叙事立场和个别文字加以改动外，不会有意贬低作为他顶头上司的英王，“惟于当时太平军的制度、法令及英勇杀敌各史实，则照实记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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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3/29 23: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