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英王的人际关系 　　 　　寒山说，“后期天国并不可能容纳一个天王之外的灵魂人物，这是统治者刻意为之”，问题是，威望这东西不是你想要就能要的，也不是你想避就避得开的，李秀成未必愿意人家在牢里对他长跪，这不是他可以控制的。 　　 　　英王虽然不是首义之王，但太平天国早期元勋多已死于征战，内讧中又死了一批，在剩下人里英王的战绩和爵位都已卓越于众人之上，李秀成尚且说“那时英王名显，我未成名”，况于他人。而天王也有“京内事不决问于干王，京外事不决问于英王”的诏令，在这种条件下，英王在各军中 　　形成全面的威望并不是不可能的。以韦俊械斗为例，如果当时英王不是轻率地加入械斗中，而是更冷静地设法化解争端，即令不能真正化解争端，至少能够该秉持公正(当时是杨氏兄弟向韦俊寻衅)，这样至少可以做到三点：一，可以避免成自己部将与韦俊械斗，二，可以避免卷入与忠王部将械斗，三，韦俊不至于因进退无门走投无路而投降清军。但是身负协调诸将责任的英王不但没能化解争端，反而自己也加入争端之中，不能不说是一失策。正因为天王有“京外事不决问于英王”的命令，其他各部也许没有秉持公正的责任，但英王有，他介入不当就会给各部以“调解不公”的感觉，相反若他秉持公正，声望必然随之大大提高。在后期诸将中，英王是唯一一个曾经有条件建立全面威望的人(这种威望未必便是实际上的灵魂人物，如南王冯云山，也不是天国权力结构中的灵魂人物，杨秀清也容不得他有那个地位，但他的威望谁能否认)。 　　 　　安庆失守前天国并没有滥封王爵的习惯，而从英王被任命为正掌率到安庆失守，中间有四年时间，英王也没有能建立全军性的威望。洪秀全自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英王自己恐怕也有责任。而事实上，洪秀全真正滥封诸王是在英王死后，那种滥封和英王生前在规模上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分忠王的权。如果众人“各自为政”是必然的，为什么对忠王就非得用封王的手段去分他的权呢？ 　　 　　曾国藩曾在家书中说：“忠，侍，章，干诸王，皆与狗逆不合，外畏之而中恨之”，证以章王之失约，侍王之近在咫尺不救安庆，忠王之提及二郎河时的微词，，干王在自述中对英王“忌我直奏”的指责，可见并非无的放矢。曾国藩是一个很注意“知己知彼”的人，这从他组织编写《贼情汇篡》并发放湘军将领阅读就可看出，而且曾国藩并不是对太平军的每位将领都指以不能团结部众，对前期的石达开，中期的林启荣，后期的李秀成，他都曾力赞其善于团结部众，不至于单单对英王(还是在家书中)信口攀诬吧？更何况，在太平天国中后期，英王一直是曾国藩最主要的正面对手，曾国藩这这一时期对英王的推崇不仅明显超过李秀成李世贤等人，甚至也超过了他前期曾经极力推扬的石达开。这固然有曾国藩抬高自己的作用和功绩的因素在内，但也说明他绝不会在某方面刻意抬高其他将领却独独贬低英王。 　　 　　另一方面，曾经招降过众多英王部众的袁甲三也曾一再在奏折中谈到英王和部将的关系，他认为陈玉成“平日暴力恣睢，与江南各逆积不相能”“狗逆仍在庐境，与店埠，梁园踞贼及驻守庐郡之伪佐将功天安陈得材均有猜嫌。。。。。。探问马姓与狗逆若合若离。。。。。。”“庐郡为主将陈得才统下伪尚书杨姓宋姓王姓禀称，狗逆与陈得才互相猜忌。。。。。。并嘱令串通，陈得才既与狗逆有嫌，即乘势招抚，劝令率众攻打够逆。” 　　 　　当然，曾国藩说“忠，侍，章，干诸王，皆与狗逆不合，外畏之而中恨之”，袁甲三说“平日暴力恣睢，与江南各逆积不相能”，都肯定有言过其实之，夸大耸听处，但英王与其他部将不合这一情况恐怕不是这两个和英王打过不少交道的人凭空捏造出的，其中袁甲三甚至以此为依据拟定招降陈得才的计划，可见不是信口雌黄。从这两人的说词看，“暴力恣睢”虽不至于，却多半是英王少年得志而锋芒必露，骄傲自负，对其他将领缺乏尊重，或者对与同僚间的关系处理得不够慎重，以致在他得志时众人心中不悦口中说什么，一但失意虽不至于墙倒众人推，但却都表现得十分漠然，甚至连其部将也不肯听命。(陈玉成部下不听指挥，未必是因为一战之败便对其军事能力失去信心吧)《锡金团练始末记》也记英王“英酋恃勇而骄，人皆惮之，江南无立足之地。”，它与曾，袁及《李秀成自述》中叙及二郎河战役时委婉的表态(“其军屡胜，不知自忌)，难道仅仅是碰巧的一致？曾，袁和《锡》文作者可不是看了李秀成的自述才下的结论！ 　　 　　再看英王写给陈坤书的求援信，“缘弟执守庐郡，望援半载，奏尽苦难，终无援应。。。。。。真是如旱天之降云霓，婴儿得有乳哺。。。。。。使弟与合城咸感宗兄再造大恩德。。。如蒙爱我，旋惠合城，千祈迅速。。。。。。” 　　 　　从“望援半载，奏尽苦难，终无援应”，即可看出英王曾不止一次向各方求援，然“终无援应”。对照《李秀成自述》中记载的“兵不由将”“各又一心”的情状，及英王被困期间陈得才，马融和，陈坤书等人的行动，恐怕这种局面并非偶然。如果不是真的困顿到了极点，英王也不至于有“愿老与庐城”的想法乃至轻易落入苗某圈套。 　　 　　有人说，这封信陈坤书没有收到，这很难说，当时太平天国方有重要信件大量重复送出的习惯，就是为了避免被清军截获而无法送到，即便真的没有收到，我们也可以从信中的语气看出些端倪----不但违背礼制自称为“弟”，称陈坤书为“宗兄”，更把陈坤书的赴援称为“旱天之降云霓，婴儿得有乳哺”的“再造大恩”，对一个地位声望远远不及自己陈坤书使用这样低等姿态这种低姿态，可见其于对方是否愿意赴援毫无信心。 　　 　　不错，英王被俘后的确有很多人想要救援他，可是既然这些队伍有力出援，为什么在英王求援困顿之时不见挺身而出，非要等到最后时刻才肯行动呢？ 　　 　　不算那些道听途说的私人笔记，以清方将帅在当时的评论看，在太平天国前后高级将领中，被如此明确指为不善于团结部众的将领，恐怕不多吧？ 　　 　　二 战略战术 　　 　　1 二郎河 　　 　　我的看法和您刚好相反，多隆阿和鲍超二部联合兵力还不算盛？那后来曾国荃守雨花台时相对兵力难道更盛吗？我倒认为英王唯一可乘的也就是对手“新败”这一点，但即使得到李秀成的全力相助，也不能说就有把握。而且正如你说的，两部会同出兵，敌人却认为“贼不能合力谋我”，看见部署并不成功。既然战败，两位主将都有责任，当然不能说都是英王的责任，但也不能说他没有责任。 　　 　　2 二破江南大营 　　 　　李秀成和李世贤原本的部署本来也没有约英王参加，开战之时英王不约而至(实际是干王自行调去的)，在这种情形下临时安排他参战，可能对最主要的部署进行临时调整吗？我不否认英王起到了相当作用，但这种作用对二破江南大营而言不一定是必须。至于说英王明知道皖北局面危急还参与江南大营之役，有何依据？如果明知如此，为何一不提异议，二未做适当部署？(枞阳受到偷袭，英王事先未必料到，如果料到，以皖北存余兵力应该可以防范，毕竟枞阳对安庆而言最重要的外围据点，即使其他地方有所损失也该保证这里的安全) 　　 　　说英王对东南根据地没有意向，恐怕未必，《太平天国通史》指出，“当时皖北残破不堪，陈玉成部深感粮饷不足，遂让黄文金担任常热守将，征粮收税，以协济皖北太平军。" 事实已经说明英王对东南根据地是有所图的。如果仅仅是帮忙，在帮完忙后不把自己的大将调回形式已经吃紧的皖北，反而把他留在并不缺兵缺将的东南，又做何解释？您举了英王“江南无立足之地”，可是这份记载您没举全，原文是： 　　 　　“次日返棹，见荡口杨树纲稍，贼匪又设一卡。。。。。。据云：江阴，常昭两县为英逆麾下攻取，苏省为忠逆独占，每择繁华市镇，多设一卡，归英逆管理，以资军需。把月间，伪天王弟洪军师到苏，即调停忠英二酋之误会，也。贼中互相猜忌如此，然忠酋外柔内刚，深得民心，英酋恃勇而骄，人皆惮之，江南无立足之地。”(《锡金团练始末记》) 　　 　　说这话的是太平天国的敌人，谋办团练与之为敌者，似无必要对英忠二王一抬一贬吧，而其称英王“恃勇而骄”，与曾国藩，袁甲三，李秀成的评论不谋而合，难道仅仅是巧合？ 　　 　　英王军纪总体来说不错，但太平天国后期部队鱼龙混杂，投机者多，又有掳人为兵的习惯，总体素质和纪律都远不如前期，而皖北粮草匮乏，英王部众偶有劫掠也不是不可能发生。曾国藩在《奏稿》中说陈玉成“退守庐郡，于近城地方大肆焚掠，多掳米粮入城”，也许是诬蔑，但尚合情理，也未必完是。(否则英王坐困庐州，援兵尽绝，半年粮草从何而来？)至少他曾在苏州为了征税，于忠王所设之卡以外再设税卡，这可是有悖于太平天国一贯的每处只征一次，绝不复征得传统的，如果将领们都这样，那和清军治下的三步一卡五步一厘有什么区别？忠王认为这是扰民，难道不合理吗？ 　　 　　3 二次西征 　　 　　当然不是英王一个人的责任，干王，忠王责任更大，但英王是否就没有责任呢？曾国藩可以不理武昌，胡林翼不可能不顾自己性命，正如您所说的，“安庆外围的湘军也撤围回救”，可见英王还没围攻武昌就已经收到效果了，一但加紧攻城，胡林翼必然加速调安庆外围部队回援，即使不能完全解围，安庆外围兵力也将大量减弱，目的就已经达到，就已经重新操获了战争的主动权，较之反主为客去和在安庆外围步步为营的清军正面厮杀，无疑更为高明，至于能不能攻下武昌，原本就不是最重要的。而英王回师后，这一切便中途夭折了。 　　 　　最后补充一点，我看过一位网友写的《昂然背后》，说英王被俘后一意求死，但胜保奏片中提到“粤逆之素称狡悍，以陈玉成石达开为最。奴才当以陈玉成必能洞悉贼情，因派员予以酒食，赐还衣履，使之详述陈得才 　　之由豫犯秦，及勾结石逆之由川入陕，皆该逆主谋，所有捻匪张落刑，陈大喜等，皆伊收录之众，听其指挥者。询以能否招致石达开，陈得才，始则云必须亲笔之书，继则云尚须斟酌，盖其心犹向粤逆也”，胜保既然说陈“心犹向粤逆”，当非刻意诬蔑，由此可见陈玉成被俘后并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对敌人的招降始终不假词色，相反，他虽然在公堂上对胜保厉言指斥，但在涉及实际问题时，却是虚以委蛇，假意以愿意帮忙招降石达开陈得才来敷衍敌人，(“始则云必须亲笔之书，继则云尚须斟酌”，可见是有意拖延)，这恐怕是一种缓兵之计。这种虚以尾蛇与陈玉成对胜保的不客气并不矛盾，因为胜保是否将陈玉成立即处决，绝不取决于陈玉成言辞间是否得罪了他，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还有利用价值。 　　 　　李晴先生认为这种举动不合英雄标准，本人不以为然，并不只有逞一时之勇或一心求死才算英雄。不过总有人以英王被俘后的斥敌去和别的将领被俘后的表现做对比，因此本人认为有必要对此一节予以指出。

原文2003-4-14 7:32:53 发表于少年行——英王陈玉成纪念馆  浏览：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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