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王陈玉成是本人从很小就十分敬佩的英雄人物，发现这个纪念馆是种意外的惊喜，发现这么多喜欢英王的朋友更是喜上加喜！ 　　 　　不过，人无完人，是人就有弱点。承认英王有弱点并不影响他的英雄，即使“金无足赤”，也还是“烈火真金”。纪念文选中有一篇文章叫《他不是我的偶像》，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如果不是把英王当偶像来崇拜，我想也应该正视他的缺点，毕竟我们不是追星族。近来各位朋友把英王的优点说得很多了，所以我现在想冒天下之大不韪，给英王挑些毛病。 　　 　　第一方面：人际关系 　　 　　有朋友说，英王“心里太多想的是怎样做个好统帅，没有闲暇来考虑如何圆滑的做人”，这话我是同意的，大体上说，是英王的优点。但是，协调好部属及其他同僚的的关系，是一个统帅份内的责任。无论一个人多么优秀，江山毕竟不能靠一个人打，更不能靠一个人守，看到别人的长处，也能包容别人的弱点，有原则也有让步，才把事业推向胜利。这并不是一种“圆滑”，而是团结之道。英王在其他各部中并没有如前期的东王，南王，翼王那样赢得普遍的崇高威望，其英王在得势的时候，与天国后期许多重要将领都有摩擦甚至矛盾(如李秀成，韦俊，李昭寿，黄文金)，失势之后，众多部将不听调令(虽然《李秀成自述》有夸张之处，但英王领兵走到一半因为将兵不从又被迫折回之事却不是他可以一人捏造。洪秀全封其部将王爵也是原因之一，但后来洪以同样之手段施诸于李秀成，效果却没这样明显，这些情况并不都是《李秀成自述》的记载)恐怕不能把矛盾的责任全都推向另一方。这主要当然是后期“分地制”造成的弊端，但多少也有一些英王本身的问题。----东王被诛之后，天王被迫立“东升节”以凝聚人心，南王是向孚众望的洵洵长者，翼王在敌我双方皆有“耿介”之评，英王没有能取得那样高的威望，并不仅仅是因为不会“圆滑“的做人”吧。何况“分地制”的弊端，也仍然是通过“人”来反映的，后期将领之间的矛盾主要因各顾自己“分地”而起，英王本人在这种潮流之中也并未能卓然独立，此引陶短房先生一段文章略假说明： 　　 　　“陈玉成本是陈承镕的侄子，家族也在天京之变中承担罪责，两人颇有些同病相怜的意思。韦俊的叛变主要是和从福建归来的杨辅清关系恶劣。杨辅清虽不是杨秀清的真正亲属，却时刻以杀兄之仇人遇韦俊，己未九年3月杨宜清攻取建德，势力侵入韦俊地盘池州，9月杨辅清又自景德镇进军池州，此时韦俊为不激化矛盾，主动配合二杨行动，但二杨却反而更加恃强欺凌，韦不得已于本月渡江欲北投李秀成，此时陈玉成却封锁江面，不许韦俊渡江，而李秀成部又支援韦俊，双方械斗于和州，此时清廷趁机诱降，韦俊遂于次月降清。 陈玉成因同病相怜，一直支援韦俊，却于此时翻脸，实在不可理解，似乎是怕韦俊赖在他的皖北分地不走？不可详考。 但当时陈玉成已在众将中率先封王，天王且有“京外之事问英王”之说，正应秉公处置，以服众将之心，却意气用事，导致内部矛盾激化，虽然杨辅清兄弟责任更大，但作为京外首将的陈玉成，无疑是难辞其咎的。 　　 　　观陈玉成似乎不善于处理和同事的关系，李昭受、林绍璋、陈坤书甚至李秀成，和他都有过矛盾，李昭受在回复他一向尊重的李秀成的叱责信时大呼“要与陈玉成亲战三百合”，难道仅仅是李昭受一人之责吗？ 陈对皖北分地固执到极点，不惜在安庆死打硬拼，不惜硬拉李秀成打二郎河，不惜在庐州危急时向北不向东，不惜把李秀成的大将吴定采强行派去助守安庆，当然不愿韦俊过河分一杯羹。 　　 　　说到陈玉成参与2破江南大营，不得不注意以下这样一个现实，就是洪仁旰的回忆是他调来的，而李秀成说的是“不约自至”，考以最近在台北发现的最新干王口供，《兵要四则》是干王写给忠王的答词（所谓“指教”之词），看来建平会议上李秀成并不知道英王也将参与这次战役，事实上，在解京围中英王部作用并不大，而他们在江南发挥作用最大的则是常州等战役，而这已经是各王“面主”后，干王赞同忠王“取下游”之后的战役行动，英王动作积极一方面是服从命令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占领新的分地，证以当时日本商人记载中忠王部下在苏州贴布告，说英王将至，大家各自避难云云，以及私人笔记中忠王部将、地位很高的定南主将黄文金在英王部下助战之时防地、粮饷方面处处受排挤，可见分地对于后期诸王，是远远置于公谊私交之上的最重要的东西。 ” 　　 　　强调一点，为了分地而不顾同僚之谊，不是英王的责任，而且英王在这方面的表现比其他将领(如雨花台大战的各王，如对安庆见死不救的忠王侍王，对同僚痛下毒手的康王甚至遵王)好得多，这是难能可贵的。以上诸文只是说他没有，也不可能在大势所趋完全独善其身而已。 　　 　　补充两条史料： 　　 　　1 《李秀成自述》说安庆失守后“那时兵不由将，连夜各扯队由六安而下庐州，英王见势不得已，亦是随回，转到庐城。”并非孤证，《湘军记》也说，“陈玉成狼狈西奔，将趋湖北德安招其党，群酋不从，乘夜由六安 　　走庐州。” (其实，如果陈玉成当时是不得已而退守庐州，反而证明他当时并没有不思进取，只想“愚忠于国，老死庐州”，那是后来洪秀全再三责难他才有些心灰意冷，如果没有“兵不由将”，则坐困庐州，就不是战略失误，而是消极思想所至了，我个人倒宁可相信前者) 　　 　　2 《藤县志稿》记“公(陈玉成)富血性，怀坦直而少城府，应战凭神勇，虽临阵叱咤，可退敌军，然驾驭乏策，故用兵而不娴将，以是威信远不逮李公(李秀成)。”，英王忠王都是藤县人，著者没有必要一抬一贬，所谓“用兵而不娴将”就是说英王战术出众，可是在协调驾驭各将方面不甚擅长，如果英王只是一名普通将领，当然无关大雅，但以为“帅”者的标准看，这无疑是一个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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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3/29 22:4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