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在网上甚为流行，但硬伤极多，对事实的夸大和剪接十分随意，现谨就其中数点提出质疑 　　 　　1 “史书记载，陈玉成部有25万人，洋枪4万，李秀成有30人，洋枪6万，可以说火力方面太平军也远远强于湘军” 　　 　　不知是哪部“史书”有如此夸张的记载？李秀成的兵力后来的确超过30万，但那是东征及第二次西征以后所招，事实上，在三河战役结束一年半后，1861年4月曾国藩给曾国荃的信中，提到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的兵力时，还说“每股多者十余万，少者八九万”。至于火力方面，1860年以前太平军更是明显不及湘军。 　　 　　至于陈玉成的兵力，最多时也不过十万左右而已。1861他领兵攻黄州时，兵力不过八万，那已经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而后来回救安庆时，兵力不过两万而已。 　　 　　清军对于太平军兵力习惯于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夸大，及时私人书信也是如此。例如在石达开率兵离开江西南安进入湖南的兵力，曾国藩在两封私信中说是“六七万”，这应该是比较贴近实际的，但同样是曾国藩，在同一时期写的另两封书信中，竟称石达开的兵力有三十万。这样的“史书记载”岂能轻信？凭这样的“史书”得出“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几乎没有一次不是以少胜多的”的结论，可信度实在令人怀疑。 　　 　　1860年二破江南大营和挥师东征以后，江南太平军掳人为兵的现象日益严重，造成人数骤增而素质急剧下降，却和1858三河战役时期迥然有别。 　　 　　顺便说一句，很多论著以为吴如孝部参加了歼灭李续宾的战役，缺乏根据。《李秀成自述》记三河战役期间“庐郡又是陈玉成派吴如孝把守”，李续宾的遗疏和官文、胡林翼的奏报中，也都没提到吴如孝参加三河之战的事。此外清方事后编纂的各类著述，如杜文澜的《剿平粤匪记略》、王韬的《瓮牖余谈》，夏燮的《粤氛纪事》、王贻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求阙斋弟子记》和《湘军记》以及李滨的《中兴别记》等，无一提到吴如孝参加了此役。还有一种误会，认为捻军也参加了三河战役，只要查看一下当时在皖北负责剿捻的胜保的奏折““捻首张落刑（乐行）于九月二十七日(11月2日)由凤阳、临淮纠众数万，沿淮窜扰，势极凶猛；二十八日，窜距五河县，分屯南岸之小溪、浮山，意图攻扑盱眙 ”，就会知道三河战役期间张乐行部并没有南下与太平军会合，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参加聚歼李续宾的战役。(那是三河战役结束后的事了) 　　 　　 　　2 “不久后的祁门之战，罗大纲5万之众无力突破湘军曾国藩亲兵营2000多人的防御，鲍超5000人回援一夜就击溃太平军，击毙罗大纲，太平军的失败可以说已经注定了” 　　 　　“不久后”是多久？三河大捷发生在1858年冬，而祁门之战是1860年冬，相距2年之久，这也能算“不久后”吗？ 　　 　　罗大纲早在天京之变前就已经死了，又怎能参加此战？ 　　 　　“鲍超5000人回援一夜就击溃太平军”？祁门之战从1860年12月初一直打到1861年4月中下旬，前后打了近半年时间，哪有如此轻而易举？而且祁门之战的高潮发生在1861年2月15日鲍超率军回师景德镇之后，3月17日太平军便攻到了距祁门大营仅18华里的石门桥，因遭到伏击而后退。4月9日李世贤攻占景德镇后，再度传令东攻祁门，后来听说留驻江西的部队遭到左宗棠攻击，才回师乐平，祁门之围遂解。不知道何所谓“鲍超5000人回援“，又何所谓“一夜就击溃太平军”？ 　　 　　1861年1月，有一道上谕是这样说的： 　　 　　“前据曾国藩请调粤军助剿，当以该大臣北援之举业已停止，无虑兵但，已已谕令毋议。兹据刘长佑奏，蒋益澧一军，仍请留粤等语。自系曾国藩尚未知照该抚。现在石逆窜遁南宁，贵县，勾结贺县逸贼，艇州艇匪，悉力抗拒，广西军务正形吃紧。所有蒋益澧一军着即留粤剿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这里所说的是大约在1860年底曾国藩上的一道请求调蒋益澧一军离开广西，前往东南战场的奏章。由这道上谕可知，曾国藩非常着急调蒋军回师，他甚至不惜扣压皇帝命蒋军留驻广西的旨意，想等蒋军离月后给他来的既成事实，以致刘长佑等不到上谕，以为皇帝不准，又再次上书陈奏。 　　 　　曾国藩不顾“石逆窜遁南宁，贵县，勾结贺县逸贼，艇州艇匪，悉力抗拒，广西军务正形吃紧”，不惜截留皇帝的旨意，千里迢迢急调在广西与石达开部作战的蒋益澧回师，由此不难想见当时皖南的局势究竟如何了。 　　 　　 　　3 “而且此战结束后，湘军被俘仅数百人，均宁死不降，与太平军成见制倒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如说是太平军对叛臣家属的宽容与清廷严酷的株连制度形成鲜明对比。湘军士兵均从湖南本省招募，借助于保甲制度，所有士兵的家庭背景都严格记录在册，层层管制。一但出现士兵逃亡，即予按册缉办，致其有家不能归，终身亡命天涯，如有投降，在籍亲属立可究办治罪。因此，对于很多人而言，与其逃亡之后生不如死且使妻儿蒙羞，或投降之后九族尽遭株连，不如战死沙场以换得优厚的抚恤和忠义的美名。这才是中前期湘军士兵在不利情况下大都死战到底，逃逸比例远低于八旗绿营，投降者更为极少数的主要原因----严酷的保甲与株连制度使他们只要一脚踏入行伍，就再也没有退路。而太平军从金田起义直到天京陷落，无论是《太平条规》《太平刑律》的明文规定还是实际的实践中，都没有过“株连”之制，相反兄为叛逆弟为王侯的现象无论前期后期都存在。 　　 　　太平在1856年天京事变以前从未发生过佐将倒戈投诚之事，第一次高级将领降清是在三河战役一年以后的韦俊池州投诚，但韦俊所部主要将领无一跟从，反而群起攻之，一举夺回池州，这就是太平天国历史上有名的“池州讨韦”，它充分说明即使在“天京之变”的劫难和动荡3年以后，“降敌”在太平天国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韦俊作为韦昌辉的亲弟弟，在韦昌辉被诛后仍然得以将兵一方，位列五军主将，而一朝投降，除了他的亲族和极少数亲信外，连他的部属都不齿其行，乃至不待天京发令即自发声讨。况于一年以前的三河战役时期呢。 　　 　　太平军后期，特别是第二次西征不利和安庆失守以后，由于种种矛盾的爆发导致叛降日益增多，如后来降清的名将古贤隆，正是“池州讨韦”的急先锋，但却不可任意对历史进行嫁接挪移，将这一情况随意地推延至4年以前的三河之战时期，造成“关公战秦琼”式的将不同时期的人与事混为一谈的状况。 　　 　　 　　4 “太平军十多万人围攻湘军不足6000人，在湘军主将李续宾，曾国华阵亡，群龙无首的确要花费数日才能将其消灭，伤亡更是数倍于湘军” 　　 　　1858年11月7日，湘军对三河城外营垒展开攻势，抵抗之后将9垒守军撤入城中。其后数日，并不是太平军“围攻湘军”，而是湘军数千精锐围攻三河孤城，损兵折将毫无进展 　　 　　至到11月15日凌晨五鼓，决战才首先在金牛镇打响，一日之内太平军迅速攻破湘军营垒7座，湘军大溃，当夜李续宾，曾国华，何忠骏皆死。与此同时，湘军驰援桐城的部队也遭到太平军伏击，”勇丁受伤过半“，太平军乘胜克复重镇舒城。16-18日，太平军又围攻残存的丁锐义部，将丁锐义孙守信斩于阵前，基本肃清残敌，结束了战斗。 　　 　　事实是决战开始当日湘军即在太平军的雷霆之势下溃不成军，根本不存在什么“太平军十多万人围攻湘军不足6000人，在湘军主将李续宾，曾国华阵亡，群龙无首的确要花费数日才能将其消灭，伤亡更是数倍于湘军”的奇谈，如果说李秀成等人的记述不足全信，那么由湘军自己人撰写的《湘军志》绝无丑化湘军之理，其“续宾终耻于突围，谋复固守。军已动，遂大奔。续宾驰督战，军不复成列”，自当视为三河决战中湘军表现的真实写照，丝毫称不上什么“虽败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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