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二年的安庆城内外，梅雨中的野草长得特别茂盛、凶野，有的还爬上城墙头和西门外大片棚户区的屋顶，发出一股浓烈、古怪而熏人的膻腥味，直冲人的鼻孔。这时，从江轮上下来两个无锡的工匠，一个叫徐寿，一个华蘅芳。虽然徐寿年长华蘅芳十五岁，但长袍马褂往外一罩，两人看上去相差无几。他俩走错了路，竟绕到了倒扒狮街，从那充满蓑衣、斗笠和少量湖南“苏鸿泰”纸伞的缝隙中穿过，来到任家坡的两江督府，也就是半年前的英王府。历史让他们在这儿见到的不是陈玉成，而是眉毛拧紧的曾大人，因此也无法看到英王府那满壁生辉的彩画了。即便看到了也无用，上面只有龙凤，却没有奋飞的黄鹄。而陈玉成和曾国藩都堪称当时的精英人物。一个欲另造新船，一个在挽救沉船，竟至于势不两立，各执一“翅”，殊死搏杀。结果是英王府换成了两江督府，沉船战胜了旧的新船。 　　　　这是长江北岸的一座古城。徐、华两人决定留在这儿造船。他们在“安庆内军械所”仅招来外地工人百余名，因湘军在安庆杀戳太多，“男子髫龄以上皆死”。鼓捣了三个月，他们就造出了蒸汽机模型。这个外形像蜗牛的玩艺儿，一旦突突地轰响起来，简直像一头尖叫的小猪崽。江水猛涨时，乘绿尼轿的曾国藩来这观赏过，他那因老谋深算而拧弯的眉毛终于扬了起来。似乎是一种巧合：就在同一时间，也就是一八六二年六月初，英王陈玉成被叛徒苗沛霖出卖，在寿州被俘，四日于河南延津西校场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五岁。而陈、藩两人都不可能预想到，恰是这每分钟二百四十转的小引擎，在破败不堪的王朝里开始跛脚式地缓慢结束一个历史时代。 　　　　一百二十多年后，我的同学秦研究起这段历史竟走火入魔。他像其他后人一样，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浏览曾国藩及其幕僚的日记，也一头卷入了一场没完没了的争论：第一艘蒸汽船究竟在何处下水？秦一本正经地说，蒸汽船在安庆下水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说，何以见得？秦便口若悬河地从头吹，一直吹到天黑下来还不罢休。我私下认为，秦的气质比较适宜写诗，没想到若干年未见，他已将想象力用于“黄鹄”号了。那一寸七分长的汽缸直径，不知被他在想象中当作“翅膀”反复量过几次。他数次来安庆实地考察，当然去了英王府也是总督府，而如今被编成任家坡45—59号的那座老房子。他说他用手摸了摸墙壁，竟是潮漉漉的，手竟因此湿了好长时间。 　　　　在距安庆城被湘军攻陷不到一年之时，两个无锡来的工匠，一路目击皖城被洗劫、焚烧后极为残破的惨象，当然也闻到了野草饱吸血腥后的奇怪气味。城墙仅靠近四方城的那一节被毁，其余的城墙仍死死箍着木桶状的空间，一片斑斑驳驳的苍黑色；环城濠沟引入的江水，盲肠似地粘连着，到了霉雨季节便绿得有几分好看了。至于那些看不见的壁垒，可以在人们一举手，一投足，或者一个眼神中感觉得到。徐寿还带来了他的儿子徐建寅协助。两个“幼习举业，继以为无裨实用”，为求“富国强兵”之道，毅然抛弃科举功名而专攻自然科学。没有人估量过徐、华两人究竟承受了多大的世俗压力，才能超越统治许多年代的价值观念体系。在一个充斥鸦片、秀才、闲谈、狎妓、考据和八股文的清王朝，只有几个处于社会末流的“工匠”，他们开始了切实的行动。但一个庞大衰败的王朝肌体，它肥厚的心室要扩张多少米，才容得下这蜗牛状的小引擎？ 　　　　他俩先是跑到江边的一艘英轮上，钻进仿佛两百年前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底舱，仔细观察蒸汽机的运作，匆匆勾勒了许多草图，引来几个洋锅炉工的惊讶或奚落；待爬出昏暗的底舱后，咸丰的天空已滑坠到底舱下面了，圆明园焚烧后的悬浮物正打着涡漩。当然，太阳还是很大很亮的。他俩瞧见彼此的黑花脸，几乎同时扑哧笑起来。事实上，整个中国当时都在缓慢沉没，清王朝只是这沉船上尚未彻底烂掉的船舱而已。曾国藩也好，徐、华两位也好，不过是给这艘沉船注入一丁点浮力，打一针致幻的吗啡罢了。 　　　　接近傍晚时分，淫雨依然笼罩着这座青灰色的小城。壕沟里的水也在猛烈上涨，城内饮马塘、杨家塘、三官塘的水开始四下漫溢，但更多的雨水从集贤北门、育婴堂、孔庙、拐角头、马营向东南方向疾淌过来，从龙门的考棚和谯楼的双檐上疾淌下来，也从衙署门前的石坊上，和三三两两逃水荒的饥民那灰黯的眼睫上疾淌下来。无边的铜绿色苔衣像另一种雨，爬满了墙壁、石缝以及烟馆、土膏行的椽头。夜深人静时，在蜡烛的微光下，他俩开始画蒸汽机的草图。华蘅芳闭眼便运算，睁眼就划下一条条实心线，然后徐寿加以修改，结果撕了一张又一张。而正是在这文人画花鸟虫鱼的宣纸上，他俩开始真正“受孕”了。这时，西门外隐隐地传来寡妇嘤嘤的凄哭，过了一会又传来孤儿的锥心号叫。他俩不由得心凉意乱。这对他们的构图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后人们却没作任何研究。有一次我真的把秦问住了，他哑了半天，无法“滔滔不绝”了。 　　　　事情的结果是，一八六三年十月第一次试航时，他俩手工做成的汽船，仅在亚细亚最浩大的河流里行驶了一华里。汽船停了下来，不动了，一点声息也没有。“打一针吗啡都找不到静脉呀，大清王朝哦。”岸边的曾国藩皱了皱八字眉，赵烈文那厮也收住了扇子。两位随船漂流的巧匠，急得团团转。还是路过的民船递来两支桨橹，让他俩划到岸。下船后，大汗淋漓的徐寿说：“曾大人……，蒸汽机……大概是……不能连……续输送蒸汽，船……就停了。”曾国藩说：“喘不过来气，还有救么。你们先给它搭个脉吧。”徐、华两位便将蒸汽机和构图仔细检查，果然汽锅少了进气的锅炉管。 　　　　两位“天下第一巧匠”（同治皇帝所赐）为什么竟犯了常识性错误？秦回答不了。我说，孟姜女能哭倒长城，安庆的孤儿寡母至少能将四方城的墙哭倒！一八六一年九月血洗的安庆城呀，出了西门就有刀下鬼拦路呀。据赵烈文的日记记载：“收城之日，五鼓攻陷，杀戳至辰己，时城中昏昧，行路尚需用炬，至今阴惨之气，犹凝不散，尸腐秽臭，不可响迩”。“城中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者皆毁之。坏垣剜地，至剖棺以求财物”。当时曾国筌的湘军、彭玉麟的水师杀人如麻，登云坡上下成了屠场，因而被人愤而改称“嚓儿坡”、“杀儿坡”。一九七七年西北边的石化厂工地上，挖出了许许多多身首分离的骨头。这些骨头就源自于一八六一年的抵抗和无情的杀戳。血，恶性演绎的血，是不是能代替蒸汽进入汽缸，拉动历史的引擎轰然前行？ 　　　　汽锅竟没有锅炉管。一个偶然的错误里藏着疑点。秦当然不会同意我的解释。两位工匠彻底拆开蒸汽机作了检查，然后在原构图上寻找蒸汽环行的路线。华蘅芳闭着眼计算，徐寿睁着眼在图纸上添加锅炉管。后来又发现整个构图成了马嘴子安上象鼻子，不伦不类。赵烈文那厮来过一趟，问他俩是否要请洋匠看看。徐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华蘅芳的长辫甩得如鼓边的线锤。两位工匠茶饭不思，徐建寅便去四牌楼“胡玉美”酱园，买来了几瓶辣椒酱、豆腐乳，以及安庆小吃摊上的油酥饼、汤团。 　　　　秦来信说，安大一位教授呕心呖血，历经几个寒暑复制了中国第一个蒸汽机的图纸。我对此很感兴趣。可惜教授没早生一百年。秦却说他要晚生一百年才好。我说我们注定见不到一些想见的人，也注定要见到一些不想见的人。秦在信中说他与安庆四八五厂谈妥了，要合伙造它，可是不久就吹了。想想看，那玩艺真像一头怪兽呵，让它冲进现代兵工厂可要吓死人呀。可是十九世纪中国伟大的“工匠”，要熬掉几碗血才能造出它呢！一个世纪其实只隔了一层纸：一个在正面画，一个在反面画，彼此谁也看不见谁。不妨还可以猜猜看，谁两边人都看见了，谁看见两边却没有人。 　　　　起风了。一八六二年的冬天播扬着雪糁，撒在英王府也是总督府的那座房子上，也撒在“嚓儿坡”和西门那一片棚户的草顶上。雪糁是冷酷的，均匀的，它分别撒向对称的两个年代也同样如此。它微微有声，好像东门人走在西门的落叶上。惟独撒入仅此一条的长江里，才一点声音也没有，静得让逝者和生者同时感动得想哭。大河哦，彼此共有的大河哦！枞阳门聚集着饥民、遗孤和逃难者呀，钱牌楼、高井头沿街站着明码标价的孩子呀，他们都把雪糁当作了米粉和盐。给我一点爆米花吧，老天爷……。那么，垄断盐市的“淮盐”老板是谁呀，那头戴花翎的李鸿章抄着两只手呀，一只乌黑一只滴红呀！然而我想知道，一百年后为什么我又回声似地感到那发绿的饥饿，感到历史深藏的饥饿远比肉体的饥饿来得更为猛烈？ 　　　　两位工匠跑了好几天，采购来洋铁条、洋铁板做主轴、锅炉及汽缸配件。我猜测，华蘅芳此时不得不亲自拉起了风箱，徐寿抡起了铁锤，儿子在一边握住钳子。叮叮当当———。他们要精心制作雌雄螺旋、螺丝钉、活塞、汽压计、锅炉管……。窗外能听到郭家桥和四方城一带的号子，吭唷—吭唷—，民工们在雪糁中抬着石头，以修复去年被湘军炸毁的城墙。当然他们依然对夜晚心存畏惧，人哭和鬼叫有时难以区别。他们日夜加班，腰肌劳损了，虎口被震裂了，就到大南门十六号“余良卿膏药店”。那里有鲫鱼膏药、虎骨追风酒、风损膏药、吹耳散、下疳散、狗皮膏。在大南门，雪块被马粪染得黄黄的，下面小小的水洼儿闪闪发光。他们看见所谓的“舳舻千帆”，不过是枞阳的黄稍子船、宿松的鸦尾子船、望江的巴斗子船和怀宁的板艄子船的大杂烩呀。它们运来大量的物产原料，不过换取了大包大包的“洋药”鸦片，以及大桶大桶的洋油而已。 　　　　秦要我帮他搞一张清朝的安庆地图，以便确定“安庆内军械所”的位置。我去信告诉他，这里只有一九八六年印制的地图。没有咸丰或同治年间的地图，更没有一八六四年天京陷落那年的地图。如果你能想象得出焚毁天京的火光，也许就能看见紧随其后下水的“黄鹄”号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那个扎着长辫子的中国，发生着两个极不相称、相互畸联的重要事件。一边是延续先秦的虐杀、活埋战俘和平民、焚毁文明产物的野蛮与残暴，一边是一八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下水的“黄鹄”号，绽露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一线曙光，却只能惨淡地照亮清王朝继续下沉之路。 　　　　蒙了一层轻烟的太阳将红红的光斑投在了雪地上。护城河开始冒出淡褐色的蜃气了。地米菜已经开花，开遍了整个江堤和它胳臂弯里的皖城。无边空洞的寂静，除了家燕用翅翼触碰房檐的声音，一切都是潜伏着、阴沉着的。两位工匠离开安庆后，骨头和脑子肯定还在疼，他们无法找到伤口的准确部位。他们活在只有精神奴役而缺乏思想照耀的十九世纪的中国。“黄鹄”号后来的命运，只能是被留作曾氏家族私用，并闲置于上海制造局码头，船壳多处渗漏，于一八七一年沉没于黄埔江底。这当然不会是一个好兆头。在日本成功地进行明治维新三十多年后，中国只能无情残杀“戊戌六君子”于北京新街口。 　　　　很遗憾，我至今没有找到一八六四年或者一八九八年的安庆地图。我曾经活在一九八六年的安庆地图里，现在又活在二○○○年的旅游地图里。但我可以想象自己在一八六四年或一九○○年的皖城，那靠近“安庆内军械所”的地方生活过一段时间。我其实没有看见那只叫做黄鹄的大鸟。天空中只有双头鹰、英吉利白头翁和东京的乌鸦。也许是它的翅膀没有长好而我只盯着天空的缘故。最真切的感受是，有一股风从江心刮了过来。先是正观门城楼上有几片瓦掉了下来，接着司下坡、五挡坡和黄甲山上的杂树开始摇动，并飘落下纸钱大小的叶子；而躲在大清邮局后面那一轮惨淡的夕阳，颤抖了一下便沉下去了。尽管我没有看见类似沙漠驼鸟那样的大鸟，但我在亚细亚大陆最低暗的地方———可能就在墨子巷里，听见了它的影子在跳着悲怆的涅槃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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