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前辈张珊先生曾经考据，认为太平天国在己未9年，即1859年给予捻军最高首领、大汉盟主张乐行的封号，是征北主将鼎天福，并以此推论太平方面对于捻军比较歧视排斥，“待人不好”。 　　 　　如果事实诚如此，则这样的封号的确过低了：福爵是太平天国后期所设义、安、福、燕、豫、侯6爵的第三等，并非高位，更何况此时地位远在张乐行之下、连5大旗主都不是的张龙已被封为钟天福，和鼎天福平级；而张乐行派驻天京的联络代表韩老万兄弟，也被封为伦天燕、鼐天燕，比天福仅仅低一级。这样安排职务，显然不妥当。 　　 　　但问题是，张乐行在此时，真的是鼎天福吗？ 　　 　　首先，张乐行的征北主将职务，有很多史料可以证实，而且破江南大营时，吴定彩已封平西主将，根据太平天国的惯例，靖东、平西、定南、征北的名号，应该是同时授予的。 　　 　　那么便出现了一个疑问，根据时人的说法，“主将义加衔”（俞功懋《探穴纪略》），即主将应该授予义爵，而事实上，当时的主将乃至低于主将的大佐将、正副总提，如侯贤提、陈仕荣、陈炳文、黄章桂等都封了义爵，于情于理，同为主将的张乐行的爵位不应该是低于义爵两级的福爵。 　　 　　再看张珊先生提出的证据，系1861年五月袁甲三奏，奏中称看见张乐行的黄旗上书有鼎天福的爵位。 　　 　　按1861年即太平天国辛酉11年，此时太平天国政纲紊乱，爵职已开始泛滥，主将六爵封得到处都是，成千上万，鼎天福已是微不足道的芝麻官了。当时派驻皖北的太平天国联络员余安定尚封琳天安，比福爵高一级，以高官联络低官，不免滑稽。 　　 　　事实上，按照太平天国的习惯，六爵一级的官员，印章上全刻名衔，如“真天命太平天国九门御林开朝王宗绫天安周文嘉”之类，而旗帜上则开列官职、姓氏，不列名，如“真天命太平天国定南主将擎天义黄”等，则袁甲三所见黄旗，只能是“鼎天福张”，而绝非“鼎天福张乐行”。 　　 　　按捻军是大分散、小集中的宗族武装，除了义门刘狗一枝外，其他各路大小捻军都是以家族为单位组织力量，“父兄死而子弟代”，张乐行的黄旗根据地雉河集一带号称“18门张”，张姓首领多得数不胜数，著名的就有张敏行、张珊、张佃江、张洛江、张宗禹、张宗道、张琢等多人，他们作为张乐行的部下和捻军的重要将领，完全可能像韩氏兄弟一样获得“鼎天福”的职衔。 　　 　　更有力的证据是，根据署称“正月十四日”，应是1861年发出的幼主诏旨《封孙魁星职诏》，孙魁星即捻军白旗头孙葵心被封为“天朝九门御林征北正总提旌天安”，征北正总提是征北主将即张乐行的助手，位在征北大佐将之下，征北副总提之上，这样一位从官职看很明确为征北主将张乐行助手的将领，其封爵“安”却比他的顶头上司高一级，断无此理。 　　 　　如此可以基本断定，张乐行在获封征北主将的时候，其爵位应该是义爵，而绝非福爵。 　　 　　在1859年底，征北主将的职务，在官职上是相当崇高的。当时天将尚未设立，王不过数人，主将有记载的，不过五军四方9人而已。 　　这9个人除了中军主将不可考外，张乐行外的其余7人是：前军主将吴如孝，后军主将陈坤书、左军主将黄呈忠，右军主将刘官芳，靖东主将刘伧琳，平西主将吴定彩，定南主将黄文金，其中吴如孝早在前期就是独守镇江的钦差大臣；陈坤书是李秀成部第一个封王的将领；黄文金早在金田起义时便是博白上帝会领袖；刘官芳是广西天地会首领，起兵犹在太平天国之前；刘伧琳是曾国藩最畏惧的敌人，被戏称“伧翁”；吴定彩、黄呈忠，也都是金田勋旧，张乐行的官职和这些名将旧臣相等，应该说是比较适当的，或者换言之，仅从官职而言，太平天国并没有待他不好。 　　 　　但这并不说明张乐行临终所言“他们待人不好”，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太平军方面对于“听封而不听调用”的捻军是歧视、排斥和不信任的。其理由，一是单纯从太平军方面看，这些捻军人马指挥不动，派不上大用场，反倒纪律松弛，经常误事，二是晚年洪秀全迷信宗教，不能自拔，且被杨、韦、石弄怕，重用洪氏家族，猜忌外姓，勋旧如黄文金，重臣如李秀成，尚且不能得到信任，何况后来的“自投”者张乐行呢？当然，这种歧视和排挤，并不一定必须体现在官职上，而更多体现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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