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成（一八三六——一八六二年），原籍广西桂平县，后移居广西藤县。出身于贫苦农民，十四岁时随叔父陈承镕加入太平军，在农民起义的烽火中锻炼成长。定都天京后被杨秀清选拔为左四军正典圣粮，职同监军。第二年五月太平军西征，在攻取武昌的战役中，他率领五百“天兵”攻克武昌。十八岁的陈玉成在这次战役中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过人的胆略，被超升为殿右三十检点。一八五六年二月，陈玉成和李秀成等随燕王秦日纲救镇江。当时镇江守将吴如孝被清军围困，外援断绝，外境险恶。陈玉成亲自驾一小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进镇江城，和吴如孝一起制定内外攻之计。陈玉成、吴如孝从城里打出来，李秀成率奇兵从偏道攻城，终于把清将吉尔杭阿杀得大败，镇江之围遂解。此后，陈玉成被封为冬官正丞相。陈太成年青有为、智勇兼资、战功显赫，敌人视之为眼中钉，说他是太平军中“最为可恨者”。一八五六年九月，天京事变后，陈玉成和李秀成等一起被天王洪秀全查选出来助国。不久，陈玉成被晋升为成天侯，李秀成也同时被晋升为合天侯，共同担负起挽救危机、开创新局面的重任。陈玉成和李秀成一样，他的主要业绩，是在后期太平天国，在克服由韦昌辉叛乱和石达开出走造成的危机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玉成是后期太平天国的擎天柱，他在军事上的胜败维系着太平天国的兴衰。因此，对陈玉成的军事、政治活动认真进行总结，是有助于研究后期太平天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陈玉成在浦口、三河战役中的作用 　　 　　　　 　　 　　　　浦口、三河战役，是太平天国后期两次极重要的战役，这两次战役的胜利，初步稳定了太平天国自韦昌辉叛乱和石达开出走后的动荡局面，鼓舞了士气，在这两次战役中，陈玉成和李秀成一样的发挥了杰出的作用。 　　 　　　　一八五六年韦昌辉的叛乱和一八五七年石达开的出走，使太平天国出现了“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局面。面对这个严重局面，洪秀全自任军师，力挽狂澜，任命赞天燕蒙得恩为正裳率，成天豫陈玉成为又正掌率，合天侯李秀成为副掌率。之后，又恢复了五军主将制，陈玉成任前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任右军主将。至此，天京政权才“稍可自立”1。但是，天京外围战事仍然很严重，太平军原先占领的许多军事重镇，如三河、镇江、临江、九江、吉安诸重要据点相继失守，各路部队以老弱病残居多，人马困顿，战事节节失利。这时，唯有陈玉成、李秀成在天京上游的活动，取得了一些胜利。一八五八年初，陈玉成以叶芸来、陈仕荣守太湖、宿松，自己率兵攻河南固始。四月下旬占领湖北麻城，随后又配合叶芸来、陈仕荣所部，向上游进军，以图解天京之围。同年五月初，李秀成攻昭关，击溃清军二十多营，再取安徽和州、全椒、滁州等城。陈玉成和李秀成所部是当时太平军中还能取得一些胜利的部队，尽管这些胜利是局部的、小规模的，但在当时的困难局面下，却是太平军的希望所在。不过，这些胜利，在当时敌强我弱、整个太平天国占领区风雨飘摇的情况下，是不足以扭转危局的。要使被动变为主动，必须取得关键性的胜利，而要谋求这种胜利，孤军作战是不成的，只有陈、李两军协同作战，并把能够作战的其他兄弟部队都联合起来，才有制胜敌人的可能。 　　 　　　　一八五八年八月上旬，陈玉成和李秀成邀集太平军各部，在安庆东南边的枞阳镇召开了军事会议，作出各路兵马协同作战的决定。会后，陈玉成立即从鄂皖撤兵东进，由潜山过舒城，于八月下旬攻占了庐州，九月中旬到达滁州乌衣，会合李秀成所部，合力以破清军。 　　 　　　　滁州是清军增援浦口的必经之地。要打浦口，必须先取滁州，孤立浦口。为此，陈玉成先派吴如孝部联合捻军龚得澍部攻打梁园、定远，牵制了庐州附近的清军，再集中优势兵力在滁州与敌人决战。清江北大营统帅德兴阿、蒙古都统胜保集主力于滁州以南的乌衣，截击陈玉成、李秀成所部，随即在乌衣爆发了一场规模很大的遭遇战。清军大败。太平军乘胜于小店击败来援的冯子材所部五千余人。九月二十六日，陈玉成、李秀成的部队乘势攻下浦口，破江北大营，于浦口一处即歼敌一万余人。陈玉成、李秀成为了扩大战果，立即挥军东向，不到一个月时间，太平军攻占了江浦、天长、扬州、六合等城镇。这些胜利使太平军开始摆脱了被动局面，重振了军威。 　　 　　　　但是，浦口的胜利，只是暂时缓和了天京的危机，就整个战局来看，并没有根本扭转。当陈玉成和李秀成在江北战场取得进展时，曾国藩这个阴险的反革命罪魁，立即抽调清军中最凶悍的李续宾部，对安徽境内的太平军实行大规模反扑。很短的时间内，李续宾就攻占了黄梅、宿松、潜山、石牌、桐城、舒城等许多城镇，夺去安庆外围的全部据点。李续宾的胃口很大，他一面派都兴阿、鲍超军进逼安庆，一面亲自率精悍部队六千，对安徽重镇三河实行包围。 　　 　　　　三河是安徽境内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重镇。清将胡林翼说：“该处（指三河）为水陆冲途，实扼庐州之总要，其屯驻米粮军火，即以接济庐州、金陵。”2如果三河失守，安庆就失去屏障，天京将再度被围。在这紧要关头，陈玉成果断地作出了在三河和李续宾决战的决定。他认为只要把李续宾这个湘军的“王牌军”吃掉，既可鼓舞士气，又能解安庆之围，天京城也将得到稳固，而整个战场会发生有利于太平军的变化。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奏准天王，说明在三河和李续宾决战的意义，并且指名要求天王派李秀成前来协同作战。李秀成说：“斯时陈玉成启奏天王调我同往。”3可知，陈玉成和李秀成在当时互相配合作战是卓有成效的。 　　 　　　　奏准之后，陈玉成立即领兵由巢县抵达白石山、金牛镇。并命李世贤和张洛行所部同时从庐州开抵金牛镇，包抄三河后路，切断舒城、三河之间的联系，置李续宾于孤军无援的境地，李秀成也于当天率兵屯扎白石山。太平军以优势兵力包围了李续宾部。这一突如其来的包围，使李续宾恐慌不已。老奸巨猾的李续宾，决心先发制人，不让陈玉成等部站住脚根。第二天清晨，李续宾率精锐部队龚击陈玉成营盘。可是，这一着早为陈玉成所料到，他将计就计，使敌人追赶在前，而陈玉成、李世贤的主力部队则埋伏在李续宾的追兵之后。李秀成对这个战役有一段精采的描述，他说，当时“天色当明，濛雾甚大，只闻人声，不知向处，那知陈玉成尚在李续宾之后，李将追过陈将之前，陈将在李将之后杀出，那时李将始知陈将由后杀来，复军回敌，已军自乱，死去千军清兵。”4李秀成听见炮声不绝，立即从白石山挥军来援。几路兵马会合，一鼓作气，攻破了李续宾的营盘，骁悍一时的李续宾，终于被逼得走投无路，“自缢而死”，李续宾所部六千精悍悉数就歼。这就是陈玉成亲自指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三河战役。李续宾的失败，严重地挫伤了湘军的元气。湘军头子曾藩垂头丧气地哀叹：“敝邑弁勇，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虽多方抚慰，而较之昔日之锋锐，究为减色。”5胡林翼也说，李续宾部队的“锐气”是经过四年“纠合”起来，“复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知之士，亦雕丧殆尽。”6三河战役的胜利，实为后期太平天国军事的起点。从此，太平军由被动转为主动，从处处挨打转为步步进攻，中兴局面开始形成。当然，更重要的是向清军表明，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后，太平天国仍然是有人才、有将才的，是可以打败清军的。从此，陈玉成、李秀成成了太平天国最显赫的将领，担负起后期太平天国反对清王朝斗争的重要任务。 　　 　　　　浦口、三河战役是谁指挥的，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它们是陈玉成、李秀成协同作战的成果，如果一定要在陈、李二人之间分主次，当然陈玉成是这两次战役的主要指挥者了。很明显，从枞阳会议到三河战役，陈玉成一直是起着重要作用的，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过人谋略。陈玉成当时是太平军中军功最大的将领，三河战役后不到半年，就被封为英王，李秀成也承认，那时“英王名显，我名未成”7，自认不如。但有些论者，却硬说这两次战役主要是李秀成领导的，李秀成功劳比陈玉成大。这些论者的根据主要来自《李秀成自述》中的一些自我美化的言辞。其实，李秀成在《自述》中谈到和天朝将领的关系时，大多是突出自己贬斥别人的。例如，一八五六年二月解镇江之围，根本不提他的上级秦日纲的名字；一八六○年第二次解天京之围，不仅不提“围魏救赵”的策略制定者洪仁玕，反而说洪仁玕“未见一谋”8。李秀成因对洪秀全不满，加上骄傲和分散主义思想的滋长，天朝将领他能瞧得起的是不多的。因此，他所记载的浦口、三河战役也不会没有出入。很明显，在枞阳会议期间，陈玉成是前军主将、成天豫，李秀成是后军主将、合天侯。军阶最高的是中军主将蒙得恩，但他永不出京门，又不知兵。军事方面的实际主持者是陈玉成。按照太平天国严格的等级制度，陈、李在一起策划军事行动时，是不可能以李秀成为主的。三河战役的决定和奏准，以及奏调李秀成协同作战，是陈玉成提出的，这是连李秀成也不否认的。正是因为这样，陈玉成比李秀成早半年受封英王。当然，在这两次战役中，李秀成也是建立了巨大军功的，他对当时敌我形势的估计分析，他和陈玉成的配合作战等等，同样显露了杰出的军事才能，这是他成为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将领之一的原因和根据，不承认这些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支持洪仁玕新政 力主重建法制 　　 　　　　 　　 　　　　一八五九年四月，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杨秀清被杀后，洪秀全一直找不到一位象杨秀清那样运筹帷幄、总理朝政的人。他任命蒙得恩为正掌率，由陈玉成、李秀成等一起辅政，使太平天国“稍可自立”。但陈、李经常作战在外，蒙得恩虽然是金田老将，却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洪仁玕来到天京。洪秀全“格外欢喜”，洪仁玕“到京未满半月，封为军师，号为干王，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9根据洪仁玕的实际才能，以及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热心和忠诚，他是当时总理朝政最合适的人选。但是，由于洪仁玕没有参加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到进军南京等等革命实践，一到天京就据此高位，确实引起一些将领的不服。他们冷眼以待洪仁玕，这无疑地给洪仁玕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但他决心迎难而进，洪仁玕在《立法制諠谕》中曾经痛切地表白道：“本军师自粤来京，诞膺王爵，天恩已重，众望焉孚。但例之以陈平进而降、灌有言，诸葛尊而关、张不悦，韩信拜将，一军皆惊，理有固然，夫何足怪！惟是丈夫自命，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况乎时势至此，再一隐忍姑息，我辈并无生理，惟有如诗所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而已。”10洪仁玕要推行新政，锐意改革，多么希望有人支持啊！重要军事首领之一的李秀成对洪仁玕的新政全不以为然，认为《资政新篇》等著作”皆不屑看”。当时朝中具有和李秀成一样的保守思想，不赞成新政的是不乏其人的。所以，洪仁玕才会自比陈平、诸葛、韩信遭冷遇时的情况。但是，当时朝中的另一名军事首领陈玉成，却采取了和李秀成完全相反的态度，他对洪仁玕的新政报以热烈的欢迎和支持。政见的一致，就使后期太平大国这两个军政首脑人物，在互相支持、互相支援上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洪仁玕当政之时，天朝的吏治已十分腐败，结党营私，拥兵自重，“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自兹以往，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为升迁地耶！11。一些将领打仗完全是为了立功和荣耀祖宗，更有通过升迁来广树党羽，营私舞弊。陈玉成对此十分焦急，亲自制订一个纠正时弊的章程，在他管辖的部队中实行。洪仁玕当政后，主张“先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正是由于陈玉成特地从前线派人来天京找洪仁玕，请立章程以救时弊，并将他在军中实行的章程送给洪仁玕，希望洪仁玕在全军加以推行。这个想法和洪仁玕完全一样，也是对洪仁玕新政一个很大的支持。他说，“英王陈玉成弟早见及此，驰书来府，请定章程以救时弊，其所议赏罚之法，致为森严，本军师嘉其忠款，即携原书缮本呈奏，当蒙旨准，并赐御照刻书颁行。”12陈玉成的章程原本已看不到，但洪仁玕说是“救时弊”、“赏罚之法，致为森严，”可知洪仁玕对之评价极高，在当归情况下，洪仁玕的威信还未树立起来，颁布陈玉成所立的章程，比颁布洪仁玕本人立的章程更具有可行性。现存的洪仁玕颁行的《立法制諠谕》后面的两部分内容，很可能就是陈玉成所立章法的主要内容。在“夫旨准颁行之法，即天法也”之后，残缺了一部分，收在《立法制諠谕》的最后两段，就内容看章法确实“致为森严”。其中有的是针对那些拥兵自重、阴谋行叛者说的，对这些人要“削其兵柄，拿其閤家，并诏该属偏将之有能者，奉行天法，囚其本身，统其原队，官员交别将统带，属员改列朝官，身兵改为宿卫，均令安堵，毋使稍惊，则党羽自除，虽欲逆命而不能，弄兵而不得。”另一条规定，“主将以下统兵官，无位（论）其高官王位，亦不得私镌印信，私给官凭，僭越一些。倘有私与官职者、当律以大辟。”13这些内容都是针对军中情况而定的，明确，森严。从内容看，制定者对军队时弊是很熟悉的。我们认为这些内容就是陈玉成章程中的一部分。陈玉成有了这些严格的规定，并在军中实行，陈军军记一直较好，比起李秀成纵容部下欺压百姓、阴谋行叛是大不一样的。太平天国后期，陈玉成的部下很少叛变，大多是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而李秀成的部下则纷纷行叛，给太平天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陈玉成所部和李秀成所部在这问题上，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玉成的行动一贯是忠于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也是顾全大局的。他在以后的许多军事行动中，都比较认真地贯彻执行洪仁玕的决定。在安庆保卫战中，洪仁玕亲自统兵到安庆，协助陈玉成作战。可以说，洪、陈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至今也没有发现陈玉成对洪仁玕新政有什么抵制或轻蔑的举动。容闳认为洪仁玕新政得不到陈玉成、李秀成的支持，一筹莫展。这个说法并不全面。李秀成确实抵制过洪仁玕的新政，而陈玉成则没有任何抵制的迹象。当时不能从多方面支持洪仁玕新政，其原因是忙于战事。新政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也很难奏效，并不是得不到陈玉成的支持。 　　 　　　　事实上，洪仁玕对陈玉成是非常敬重、非常推崇的，他认为陈玉成是后期太平天国军事形势的象征。陈玉成牺牲以后，洪仁玕痛惜地说：“如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堕落，全部瓦解，因此清军便容易战胜。”14诚然，洪仁玕认为陈玉成在天京上游具有战略意义的战斗，才是真正地保卫天京政权。否则，洪仁玕就不会认为“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堕落。”英王牺牲后，尽管李秀成还统率几十万大军活跃在苏浙战场上，洪仁玕伊然认为李秀成在江浙的活动，不论胜败，都援救不了天京危急。局势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洪仁玕和陈玉成在军事行动上是具有更多的一致性的。 　　 　　　　 　　 　　固守天京上游的战略思想 　　 　　　　 　　 　　　　在后期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中，特别是在一八六○年进军苏常之后，陈玉成和李秀成在军事思想上发生了分歧。陈玉成的军事活动重点始终放在天京上游，而李秀成重点则在经营江浙地区。陈玉成固守天京上游的思想基本上是承袭了杨秀清的战略思想。建都南京后，杨秀清除了抽出一部分兵力进行北伐外，用兵多在安微、江西、湖北一带。几年之间，军事形势尽管有盛有衰，基本上还是比较主动的，上游重镇武昌、九江、安庆在杨秀清被害前还被太平军牢固占领着。杨秀清把天京上游的得失看得很重。一八五四年五月，陈玉成在进功武昌时“舍死苦战，攻城陷阵，趫捷先登”，他率领的五百太平军，“缒城而上，以致官兵溃散，遂陷鄂省。”15杨秀清立即将陈玉成提升为殿右三十检点。同年十月，国宗石凤魁、地官副丞相黄兴因失守武昌，均以失重镇罪处死。第二年再命石达开收复武昌。杨秀清在天京用兵三年多时间，始终没有把兵力放在江浙地区。甚至在第一次破江南大营之后，也是立即部署江西、湖北、安徽战场，而没有率兵东取苏浙。洪仁玕当政时，亦把武昌喻为蛇头，安省为中，而江浙为尾，坚持认为，“今湖北未得，倘安省有失，则蛇既中拆，其尾虽生不久。”湘军头目曾国藩也始终把他的军事着眼点放在天京上游，几年间从没离开过江西、安徽、湖北。曾国藩认定，湖北“为各路用兵之枢纽，自古有事于大江南北者，必争此上游形势。”16特别是后来他包围安庆时，尽管李秀成等攻下了苏、常地区，清廷一再命曾国藩去救苏省，但曾国藩却执意围攻安庆，在他看来，“安庆一军，目前关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金陵之张本。”17即把天京上游的重要性远远放在苏浙之上。 　　 　　　　对于太平天国来说，天京上游的形势，确和天京安危关系极大，前期太平天国的杨秀清、石达开，均视安庆、九江、武昌为必争之地，自一八五八年秋石达开到安庆抚民后，安省就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屏障和可靠后方，敌人虽多次争夺，也未能得逞。后期太平天国的陈玉成、洪仁玕也始终把上游战场放在首要地位，总是把上游的安危，看成是和天京的安危息息相关的。从这些事实出发，我们来考察一下陈玉成在三河战役之后的战略决策和战略行动，就较易说清了。 　　 　　　　第一，关于第二次破京围后军事行动的争论。一八六○年五月太平军取得第二次破清江南大营的重大胜利后，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天京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会上有三种不同意见，一是取闽浙，二是救安省，三是东征之后救上游。洪仁玕、李秀成都主张东征，清江南大营破灭后，苏、常清军有如惊弓之鸟，争取时机夺取苏、常这个清王朝财赋之区是有利的。洪仁玕抓住这个有利形势，派陈玉成、李秀成去进攻苏、浙，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怎样看待陈玉成的“救安省”，是不是和洪仁玕的主张对立呢？我们不同意这样看。陈玉成救安省是一惯的思想。在他看来，如果破江南大营后，再能解安省之围，天京当安然无恙。巩固后方，再图进取，这种想法未必就错。以当时太平军破江南大营之后的凛凛之威，解安省之围并非不可能。而且，从根本上看：一，陈玉成的救安省和洪江玕所议之间没有根本分歧，立足点都是在天京上游；二，清军最凶狠的部队湘军主力在上游，设若太平军能再次象三河战役一样，吃掉湘军主力，局势将对太平天国极其有利。曾国藩之流在太平军东进时，加紧了对安庆的包围和进攻，对天京施加压力，安庆局势愈发吃紧。可见，先救安省从军事得失上也无可厚非。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想完全否定东征的正确性。因为，从实际效果看，取苏、常确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为太平军提供了丰富的军需供给，对敌人的打击也是沉重的，东征的胜利是历史事实。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太平军在取得苏、常胜利的同时，上游的形势却日益吃紧，陈玉成只好从浙江撤兵回救安庆，洪仁玕也只好从苏州前线赶回天京，和洪秀全一起部署西征事宜。而这时却出现了新的问题，即握有重兵的李秀成不愿离开苏、常，对西征全无兴趣，在天王的几道严诏之后，才不得不回师天京。进军苏、常前，李秀成在军事行动上公开和洪秀全、洪仁玕对抗是不多的，但在取苏、常之后，这种对抗却日益明显了。这说明，李秀成和洪仁玕，虽然同样主张取苏、常，但着眼点并不一样。如果依陈玉成所议，先集中优势兵力解安省之围，重创湘军主力，挫伤湘军的实力，从军事上狠狠打击敌人，至少在短期内，清军无法再纠集力量包围安庆和天京。那么，安庆就不会很快失陷，局势也会比较可观。很明显，进军苏、常达到了“开拓疆土”的目的，在军事上却没有能够消灭清军主力，而苏州、常州、上海的清军都很腐败，不堪一击。占领苏、常，虽然给清王朝的经济命脉以严重打击，但清军在军事上的损失却是有限的。得失相若，甚至失甚于得，从长远看，东征也并不是唯一正确的。 　　 　　　　当然，如果在攻上海不下时，依洪秀全、洪仁玕之计，立即回师会剿武汉，尚可换回天京上游的劣势，但却因李秀成的“会剿失约”而失败了。东征造成的全部后果，很难只从积极方面来估计了，而陈玉成的“救安省”，也就不能认为是绝对不妥当的了。 　　 　　　　第二，关于西征军事行动的争论。西征的目的是武汉会剿，而会剿武汉的目的是解安庆之围。在洪秀全、洪仁玕看来，攻下武汉，顺流东下救安庆当能成功。因此，最高军事会议作出决定，在一八六一年阳历四月，各路大军会剿武汉。根据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陈玉成由北路进军，负责攻打武昌的北面。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分别进攻武昌的东面和南面。太平天国的作战特点，大的战役都是采取会剿的办法。从这个部署看，洪仁玕等对这次战役是极为重视的。这是决定太平天国命运的一次会战，投入的兵力几乎汇集太平军的一切精粹。 　　 　　　　从敌人方面看，他们也把上游战事看成成败的根本，曾国藩认为，只要湖北屯有重兵，就足可“制贼死命”18。胡林翼也认为“武汉有警，则命疆胥震。”19曾国藩咬住安庆不放，其战略、策略不能不说是高明的。他在上游用兵目的有二：一是上游地势重要，占领上游可以制太平军于死命；二是上游乃太平天国悍将陈玉成的基地，打垮陈玉成，太平军就很难恢复锐气。曾国藩和陈压成接战多年，对陈玉成很了解，他知道，要战胜陈玉是不容易的。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打败陈玉成。曾国藩承认说，“自洪杨内乱，镇江克复，金陵逆首凶焰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庐州、浦口、三河等处，迭挫我师。”20如果不能制服陈玉成，上游形势就很难扭转。为此，曾国藩集中了湘军主力，由他自己和胡林翼亲自指挥，决定“先围安庆，以破陈玉成之老巢。”太平军会剿湖北的计划在他看来确实严重，认为“赋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即使这样，曾国藩仍没有放弃破安庆的计划。他说：“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21可见，据守上游，力挫陈玉成，已成为曾国藩的既定方针。曾国藩的部署是“以全力争安庆，以多隆阿、鲍超两军会剿集贤关之贼，李续宜亦派十营回皖协剿，必须攻破狗酋（敌人对陈玉成的诬称），迅克安庆，大局乃有挽回之日，金陵乃有恢复之望也。”22陈玉成在蕲、黄，会剿部队未到，独力不足以克武汉，安庆又在危急中，陈玉成只好回师救安庆。不过，陈玉成也没有放弃会剿之约，他留下重要部将黄文金固守黄州，等候李秀成等兵到，践约会剿。可是李秀成直到六月间才抵达黄州对面的武昌县，只作了短暂的留守，就撤回江西、浙江去了。会剿宣告破产。武昌会剿，意在救安庆，会剿未果，安庆危机日益严重。一八六一年九月终于失守。从此，天京袒露在清军的顺流攻击之下。曾国藩攻下安庆后，立即挥兵东向，包围天京。 　　 　　　　第三，安庆失守后陈玉成的战略。安庆失守后，陈玉成率部退守庐州，“请命自守”。决心固守庐州。庐州是军事要地，正如清将袁甲三在一个奏稿中说的，“庐郡……系出粮之区，江南向籍江北之粮。”23守住这个据点，既可取皖省米粮继续支援天京，又可以此为据点，扩充实力，以图再举。守庐州的策略是无可指摘的。问题是安庆失守后，在部队中造成的悲观情绪是严重的，何去何从，陈玉成必须迅速作出抉择。赖文光有个说法，“辛酉十一年秋，安省失守，斯时余有谏议云：‘当兹安省既去，务宜北，连张苗以固京左，次出奇兵进取荆襄之地，不出半年，兵多将广，可图恢复皖省，俾得京门巩固，此为上策。’奈英王等畏曾国藩如神明，视楚军如罴虎，是以不从余议。遂率师渡庐，请命自守，复加封余为遵王，命与扶王、启王等远征，广招兵马，早复皖省。嗟乎！此乃英王自取涡亡之由，累国之根也。”24赖文光这段话，代表了他自己的军事主张，是安庆失守后的一种军事进取的设想，并不是唯一正确的方案。许多论者引用赖文光这段话来批评陈玉成的逃跑主义和失败主义，这是缺乏具体分析的。安庆失守后，陈玉成就想到湖北去招兵，以图有个发展。赖文光的设想，陈玉成也是考虑到的，由于军中意见不一，没法实行。湖北、安徽是湘军的实力所在，陈玉成所部在安庆失守后，只能避实就虚，不能立即打硬仗了。所以，陈玉成取消了去湖北的计划，而命令赖文光、陈得才去攻取河南、陕西，在中原和西北发展势力。李秀成对陈玉成的措施有个客观的分析，他说：“那时英王在外，见省失守，扯兵由石牌而上，黄宿之兵尽退上野鸡河，欲上德安、襄阳一带招兵，不意将兵不肯前去。那时兵不由将，连夜各扯队由六安而下庐州，英王见势不得已，亦是随回，转到庐城，尔言我语，各有一心。”25可知，陈玉成当时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他一面希望守住庐州，以救天京之危；一面则希望在河南、陕西有个大发展，将来不怕皖省不能恢复。这是陈玉成在安庆失守之后所尽的最大努力。但是，形势的发展对陈玉成并不顺利，如《陈玉成自述》中所说，“今因楚军围攻庐州，城内乏粮，恐难久持。又因派出扶王陈得才，沃王张落刑（即张洛行，敌人的篡改）并马融和、倪隆淮、范立川等攻打颖川、新蔡及往河南、陕西等处去打江山山。因不知颖川曾否攻破，河南、陕西一带打破几处，均未得有消息，是以率领全军（从）庐州北面攻破官营三座，连夜走至寿州。原想踞城铺排一切，亲带陈得才、张落刑等分兵扫北，不期中计遭擒。”26可以想以，如果没有不幸就擒，陈玉成是完全可能集全力扫北，局面当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不期中计遭擒”、亲自领兵扫北成了泡影。不过，也应该看到，尽管他自己被叛徒出卖牺牲了，但他派出的赖文光、陈得才在长江以北却有很大的发展，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后，这支部队还持续战斗了四年之久。 　　 　　　　洪仁玕、陈玉成一贯认为，历来打江山总是先西北而后东南。安省未失，陈玉成还指望在安省取胜以固天京。现在安省巳失，军心动摇，又处在敌强我弱的地域之内。从长远考虑，“如得汴京，黄河以南、大江以北，实可独当一面。”27进军河南、陕西无疑是正确的。陈玉成选择这条策略，用意是明显的：豫陕地区，清王朝统治势力薄弱；这些地区地处中原，北可威胁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南可连接天京，天京一旦失守，移退中原汴京一带也可独当一面。这个想法后来李秀成也加以肯定。一八六四年，苏州失守后，李秀成曾提出“让城别走”的主张。“别走”到哪里去呢？他说：“不如舍天京，尽弃苏、浙两省地，御驾亲征，直趋北方，据齐，豫、秦、晋上游之势以控东南。其地为妖兵水师所不能至，洋鬼势力所不能及，然中原可图，天下可定也。”28应该认为，这个思想转变是十分可贵的。李秀成毕竟是久经沙场的高级将领，在苏州失守、太平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正确认为苏、浙两省是守不住的，更不能徐图发展，因而提出“让城别走”，而“别走”方向恰恰和陈玉成的设想完全吻合。说明在当时，进军西北和中原，太平天国还有开创新局面的可能，还有再次中兴的可能。遗憾的是，洪秀全坚持坐以待毙的错误主张、陈玉成的安排未尽其用，李秀成的苦心劝告也未得其行，终致太平天国的彻底失败。 　　 　　　　 　　 　　陈玉成光辉的一生 　　 　　　　 　　 　　陈玉成是后期太平天国的擎天柱，忠于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他东往西讨，立下无数战功。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自咸丰四年五月，同韦志俊攻破武昌，回打岳州。五年七月，在湖北德安打破官兵营盘四十座；伤官兵甚多，旋即围攻庐州。后至芜湖解围。又至镇江解围，将吉抚台打败。六年三月，攻破扬州回至金陵打破长濠，将向军门打败，官兵退守丹阳，我追至丹阳受伤。七年打破江北地方州县城池甚多，我记不清。八年将李孟群打败，攻破庐州、天长、肝胎等处。九年在三河镇地方将李续宾打败。攻破江浦、六合、定远等处。十年破金陵长围，将张国樑追至丹阳，落水而亡。其余破黄州、徽州、严州、玉山、随州、无为、浦口等处我皆在内，何处官兵多，我即向何处救应。”29湘军头子曾国藩承认说：“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之悍者。”30胡林翼也说：“贼中精锐，只‘四眼狗’一支耳，他何足虑哉！”31地主阶级对文人方玉润也说陈玉成是“近世罕有匹”的战将。清方的这些评价，剔去一些污蔑的辞句，可以说是出自内心的赞叹。 　　 　　陈玉成的一生，和后期太平天国的安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牺牲后，洪仁玕沉痛地说：“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堕落，全部瓦解。”32他的重要性由是可知。 　　 　　　　陈玉成有着崇高的气节和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一八六二年五月，陈玉成被匪徒苗沛霖出卖，因而被捕，苗匪派其侄儿去劝降，陈玉成当即予以严词痛斥：“尔叔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棵草，风吹两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本总裁只可杀，不可辱。势已如此，看你如何发落！”33大义凛然，气贯长虹，革命意志坚如磐石。陈玉成非常鄙视那些贪生怕死的软骨头。他虽身陷囹圄，却始终保持着天国大将的英雄气概。据《被掳纪略》记载，“苗将英王送与胜保。胜保坐中军帐，旗帜枪炮排列森严……叫英王陈玉成上来。英王上去，左右叫跪，大骂云（指着胜保）：“尔胜小孩，在妖朝第一误国庸臣。本总裁在天朝是开国元勋，本总裁三洗湖北，九下江南，尔见仗即跑。在白云山踏尔二十五营，全军复没，尔带十余匹马抱头而窜。我叫饶你一条性命。我怎配跪你？好不自重的物件！”34在另一篇佚名氏写的《陈玉成被擒记》里也写道：“玉成入，胜保高坐眙曰：‘成天像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为！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胜保曰：‘然则易为我所擒？’玉成曰：‘吾自投罗网，岂尔之力。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尔犹记合肥官亭，尔骑兵二万，与吾战后，有一存者乎？’胜保默然，予酒食，劝之降。玉成曰：‘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陈玉成在敌人而前谈吐“极风雅”，旁若无人。所谈都是怒斥敌人，维护太平天国立场，“无一语及私”。35真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自己的志气。陈玉成在敌人软硬兼施的诱降面前毫不为动，终于在河南延津英勇就义，时年二十六岁。 　　 　　　　陈玉成对太平天国事业忠心耿耿，对部下要求严格。他以身作则，冲锋在前，享乐在后，用自己的英雄行为陶冶了一大批宁死不屈的部将。他的部下叛变投敌的比较少，大都为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如一八六一年五月，陈玉成的部下靖东主将刘玱琳在集贤关和湘军搏斗，激战二十多天，众寡悬殊，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无一投降；在安庆保卫战中，叶芸来所部一万余人，浴血抗战，坚守孤城一年多，粮绝城陷时，饿倒的太平军将士纷纷奋起拒敌，全军英勇牺牲。陈玉成牺牲时，他的部将导王陈仕荣、从王陈得隆也同时不屈而死。所部主要将领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玉梁成富、祜王曾成春等全都坚持到底，无一降敌。 　　 　　　　当然，陈玉成和历史上其他所有英雄人物一样，也是有缺点的。他对叛徒苗沛霖失去警觉。去苗沛霖所据的寿州前，部将殷燮卿就曾劝告说，苗沛霖反复无常，“万不宜去”。陈玉成没有接受意见，结果自投罗网，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但这些并不影响陈玉成一生的光辉。陈玉成是“太平天国英雄们”的杰出代表之一，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他的英名将永垂青册，万古流芳。

浏览：1617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9/14 12:5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