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四日,是太平天国杰出的青年将领英王陈玉成牺牲一百周年。陈玉成从十四岁参加金田起义至二十六岁被捕遇难的十二年中,都在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中度过。这十二年,是他短促生命中最重要、最可贵的年代,可以说他把一生都献给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死而后已。 在陈玉成十二年的革命生活中,随着他的成长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参加革命至天京政变、石达开出走为第一阶段;从天京政变、石达开出走后至一八六○年破江南大营为第二阶段;从一八六○年破江南大营后至一八六二年殉难为第三阶段。下面依这三个阶段来阐述。 一 陈玉成参加太平军后的两年多时间内,因年幼未参与军事。他开始任职是在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为左四军正典圣粮。但正式带兵征战,则是始于一八五四年之随韦俊西征。从十八岁开始为将至一八五六年参加破江北、江南大营,经历无数次大小战斗,头角初露,即战绩渐著,其间以攻武昌、卫九江、援镇江等战役尤为出色。 一八五四年初,太平天国的西征军围攻武昌。六月间,陈玉成被派随韦俊至武昌增援。他完全表现了一个农民革命者应有的英雄本色,勇敢地担负起登武昌城的战斗任务,率领五百多壮士从梁子湖绕至武昌东面,于六月二十六日缒城而上,奋击清军,清军数千人立即溃散,遂克复武昌。在这次战斗中,陈玉成以先登之功,被超升为殿右三十检点,并受命统率陆军后十三军和水营前四军。 是年年底,由于西征军在湖南、湖北战场上同曾国藩反动湘军作战相继失利,武汉再次失陷,敌人以水陆重兵围攻九江,西征战局处于不利地位。九江形势很重要,“据江湖之形胜,实南服之咽喉,而湖广、江南之腰膂也。”保住九江,下可以固安庆、天京之防,上可以进扼武汉。为保卫九江,扭转西征战局,天京派翼王石达开为统帅,率军自安庆至江西湖口主持战事。陈玉成也自北岸引军至九江协同林启容防守。九江的境况很艰苦,城外有凶悍的湘军逼攻,城里粮食已尽,但由于陈玉成、林启容和全体将士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忠诚,表现了坚忍、顽强、勇敢的战斗精神,奋力抗击敌人的进攻,使九江屹立不动,取得了胜利。九江保卫战的胜利,不仅守住了长江上这一重要据点,而且牵制了湘军陆路 的主力,使在湖口的石达开有可能集中力量歼灭湘军水师于鄱阳湖。这是西征战局的转折点。西征军从劣势转为优势,乘胜锐进,终于在一八五五年初再克武汉,形成西征的新高潮。 正当西征军在上游取得胜利之际,一八五六年初清江北大营托明阿和江南大营向荣、张国梁加紧对天京的围攻。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在镇压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后,也率军进驻九华山,紧困镇江,形势十分危急。陈玉成此时已升任冬官正丞相,在燕王秦日纲的统率下,与李秀成等往援镇江。秦日纲召集陈玉成等计议,准备联络城内守军夹攻敌军,但镇江被敌军隔绝,内外消息不通,必须有人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入城联系,陈玉成即担负起这一艰危的任务。他带着壮士数人,驾一叶小舟,冲由水面而下镇江。江面清军炮船密布,四面拦截陈玉成的坐船,玉成毫无惧色,奋不顾身,横冲直荡,终于穿过敌人炮弹密炽的火网,冲出重围,进入镇江城内,会同守将吴如孝,自城内杀出。其时,李秀成以奇兵夜袭汤头敌 营,断清军后路,“内外之兵,和作一气,大锐声张。”遂大败敌军,破清营十六座,解了镇江围。 镇江解围,陈玉成与李秀成乘胜直趋九华山。因吉尔杭阿严防其大营,于是避实就虚,由金山连夜渡过瓜洲,进逼江北大营,连破清营一百二十余座。托明阿军溃逃遁,江北大营破灭。四月五日,陈玉成、李秀成等又攻克扬州。在取得粮食等补给后,即仍由金山渡江,围攻高资,大败吉尔杭阿,其营七八十座全部溃散,这个反革命头子逃跑无路,只好以手枪当心门自行打死。 破过江北大营和吉尔杭阿军之后,太平军即把矛头指向江南大营。六月间,陈玉成在统帅秦日纲率领下,与李秀成等回至天京外围,配合石达开自上游下援的西征军夹攻江南大营。十九日,大破孝陵卫大营,向荣、张国梁溃败,落荒而逃,遁入丹阳城。陈玉成率军在前追击,克句容,逼丹阳,将向荣困在丹阳城内。向荣气急败坏,自缢而死。 太平天国的摧破江北、江南大营,在军事上发展到最高峰。在形成这个高峰的过程中,陈玉成建立了不少功劳。这时,陈玉成虽然“官小”,主要是在秦日纲的统率下作战,但已渐著战绩,显露出军事才能。他以勇敢善战著称,在武昌率数百壮士缒城而上,在镇江以一叶孤舟冲由敌人战船密布的江面而下,都表现出勇敢无畏的英雄气概;而九江保卫战,则又显示了何等坚忍顽强的战斗精神,堪称为一员骁将。陈玉成之英勇善战,使敌人又畏又恨。张德坚的《贼情汇纂》说:“玉成舍死苦战,攻城陷阵,矫捷先登,‘贼’中之最可恨者。”反革命分子认为陈玉成为“最可恨”,正说明他给予敌人打击之沉重。从这段辱骂的词句中,也还可以反映出陈玉成这位青年将领在初期作战中的特点。 但是,“骁勇”只是陈玉成在这一阶段作战中的主要特点,而不是全部,更不能说仅凭借骁勇而硬打硬拚。实际上他已经表现出“善战多能”,富有谋略。还在湖北战场上,陈玉成即时常以“杀回马枪”的战术打败敌人。所谓“杀回马枪”,即是先以一支军队诱敌军作战,俟其疲乏时,乃收队撤退,引诱敌军追赶,然后以精锐部队突击敌军,使其不及防备遭受猛然攻击而溃败。这一战术是很机智的,也是他的“长技”,在后来的作战中还常使用。敌人深怕他这种战术,因而在湖北曾流行着“三十检点回马枪”的称号。 正是由于陈玉成之英勇顽强、善战多能,因而他经常被派到艰险、重要的地方去作战或救援。从上述一系列的战斗中,可以具体表明。陈玉成自己也说:“何处官兵多,我即向何处救应。”显然,陈玉成是在同敌人战斗中经受锻炼而成长起来的。他的成长,不仅表现在军事才能的日趋成熟,而且也表现在他的部队的“旺”和“强”,表现在他所担负的责任之日益重要。这也就使我们可以了解,在天京政变后,主持太平天国军事的重担落在他的肩上,而他又能够出色地担负起这份责任,并不是偶然的。 二 当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发展到最高峰时,不幸在天京内部发生了政变。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和在天京的大屠杀,石达开的脱离天京并带走了大批精锐,使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挫伤、损失。使敌人在受到沉重打击之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敌人重新建立起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而太平天国的一些重要据点也先后陷入敌手。继安徽的重镇庐州失陷之后,清军“大小营寨百余座,自庐郡三河、舒城、六安、庐江、巢县、无为等处,节节连营,处处严密,困逼桐城”,以孤立安庆。对保卫安庆和天京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武汉于一八五六年底丢失,从此永远陷入敌手,使湘军和湖北军得以将兵力进逼九江,威胁安庆。作为天京下流屏障的镇江,曾坚守了四年多,也于一八五七年陷落。优势转为劣势,太平天国的整个形势十分艰危。处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陈玉成象苍松翠柏般屹然挺立,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坚毅地担负起支撑危局的重担,成为太平天国主要军事负责人。 在这一阶段中,陈玉成统率部队北战南征,摧坚披锐,获得了辉煌的战绩。一八五八年之大破江北大营、三河镇全歼湘军李续宾部和一八六○年大破江南大营等战役,都是荦荦卓著的。 一八五八年五月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梁进逼雨花台,与江北大营隔江对峙,互相呼应。天京形势很吃紧。陈玉成为解救天京,与李秀成等在安徽枞阳举行军事会议,“各誓一心,订约会战”。会后,陈玉成率军于八月十一日由安徽潜山过舒城、三河,二十三日克服庐州,又北进店埠、梁园,由界牌而下滁州。九月十七日自滁州乌衣向浦口推进,连克东葛、西葛。九月二十六日,与李秀成所统率的另一路太平军会师乌衣,把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蒙古都统胜保的马步军打得落花流水。第二天乘胜追击,于小店歼灭由江南大营派来救援的清总兵冯子材部五千人。陈玉成、李秀成军势如破竹,直下浦口,合力夹攻,彻底击溃江北大营,歼灭清军一万余人,打得江北大营主帅德兴阿狼狈逃走,先逃至扬州,旋走四源沟,又逃到瓜洲,直到沙头,复奔五台山,一口气连续败逃百数十里。 浦口的克复,打通了天京与浦口的交通线,解除了北岸敌人的包围。为了巩固浦口、江浦,李秀成率军攻下扬州、天长,陈玉成率军往攻六合。“六合居金陵之北,以浦口为咽喉,形势险要”,“非破六合不能救金陵。盖六合破,则艇师(指清水师——笔者)必失势东下,而浦口可踞,七里洲官军可走,秋稼被野,百万刍粮,咄嗟可办”。六合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于此可见。反动地主阶级顽据六合,以扰乱江北,围困天京。太平军曾屡攻不下,敌人吹嘘为“铁铸六合”。但是,在陈玉成锐师的进攻下,这座被敌人顽据五年多的所谓“铁铸六合”城,终于在十月二十四日克服了,并斩杀凶顽的清道员温绍源。六合的攻克,太平天国既得一重要据点以保固江北防务,有利于后来之破清江南大营,且使陈玉成往援三河无后顾之忧。 正当下游大捷,而安徽军情又告紧急。一八五八年五月,九江被湘军李续宾部攻陷。这一重要据点的失落,使敌军得以将兵力向安徽推进,并企图先夺取安庆,再下芜湖,直逼天京。都兴阿、多隆阿、鲍超的马步军联合湘军杨载福水师逼攻安庆;而湘军中最凶悍的陆军李续宾部入犯安徽不到一月,连陷太湖、潜山、桐城、舒城,进逼三河,气焰极为嚣张。 三河镇在庐州府合肥县南九十里,处合肥、庐江、舒城交界,位巢湖边,“为水陆冲途,实扼庐州之总要。”太平军在这里建立要塞,筑“城一座,砖垒九座,凭河设险,负固有年。……其屯聚米粮军火,即以接济庐州、金陵”,敌人必“先得三河,乃能进兵庐州。”因此,三河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地位极为重要,势所必争。陈玉成以三河守将“一日五文前来告急”,遂奏准天王率军往援,并请李秀成率军随后而来。陈玉成分析三河的形势,看出敌人军锋虽然迅厉,但庐江仍在太平军手中,敌军有孤军深入、兵力分单的弱点,决定采取速决战,以迅速歼灭敌人。于是集中了优势兵力,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术,自率一军由江浦出发,昼夜兼程,经巢县、庐江,直趋白石山金牛镇,包抄李续宾后路;而命吴如 孝、张乐行自庐州率军由北而下,断绝李续宾与舒城清军的联系。李续宾完全遭受包围,成了瓮中之鳖。十一月十五日黎明,与敌军在金牛镇展开大战,连续击溃其左、中、右三路。李秀成后军及时赶到,三河守将吴定规也自城内杀出,三路会兵追至敌营,将李续宾困于营中。战至深夜三更,李续宾大败,这个被反革命誉为“谋勇素优”的湘军悍将在绝望中上吊自杀了。李续宾在三河全军覆灭,使清军“各有惧意,少有战心”。陈玉成、李秀成乘胜锐进,连克舒城、桐城。进犯安庆的清军以腹背受敌,连忙撤兵遁回宿松。 三河大捷,给清政权重要的支柱——曾国藩的反动湘军以沉重的打击,计歼灭敌兵近六千人,杀毙武将文官四百余员。刽子手曾国藩感到痛苦失望,他说:“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未知此后尚能少振否?”另一反革命头子胡林翼也悲伤地说:“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斯时收集旧卒,添募新营,急迫成军,将领尚未得其选,恐一二年不能得力。”“军事以气势为主,以百战之余覆于一旦,是全军皆寒,此数万人者将动色相戒,不可复战。‘贼’何日得平,楚又何时可保哉!” 破灭江北大营和三河大捷之后,陈玉成又先后打了几次漂亮仗。一八五九年三月二十日,陈玉成攻破围庐州的清署安徽巡抚李孟群的大营,生擒李孟群。就在这年夏天,他以功劳最大,晋封英王。十一月十六日,又与李秀成会师进攻浦口清军,大战五日,攻破敌军营盘五十多座,斩清湖北提督周天培,收复浦口。一八六○年初,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梁逼困天京。四月间,陈玉成自潜山、太湖率军东向,由西梁山渡江,经江宁镇而至板桥、善桥一带,与李秀成等会师包围江南大营。五月,大破江南大营,歼敌数万,钦差大臣和春狼狈窜逃。包围天京八年之久的江南大营一举歼灭,清朝统治者从此再也无力恢复了。 陈玉成在同清军作战中所取得这一系列的胜利,对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起了重大的作用。它使上游的战局稳定了一个时期,使天京得以暂时解除敌人包围的威胁,使李秀成赢得有利条件以锐意进取江浙,建立起许多根据地。这样,就使在洪、杨、韦、石事件发生后出现的危局被扭转过来,并出现了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在中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镇压下,仍然能够支持了近八年之久。曾国藩在遭到陈玉成的沉重打击后,看出陈玉成所统率的太平军是一支最坚强也是最可怕的力量。他说:“自洪杨内乱,镇江克复,金陵‘逆’首凶焰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庐州、浦口、三河等处,叠挫我师,遂令皖北糜烂日广,江南之‘贼’粮不绝。”因此,这个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头子对陈玉成在安徽的力量非常重视,认为必须先着力于安徽,夺取安庆,从根本上消灭陈玉成的力量,才能攻围天京,镇压下太平天国的革命。 陈玉成“威名震天地,是天朝第一个好角色。”他在反革命头子曾国藩、胡林翼的心目中被视为“狡悍”者,曾国藩甚至认为“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之悍者。”曾经在胡林翼部下湘军里跟陈玉成对抗过的方玉润,也不能不承认陈玉成“之能战,近世罕有其匹。”他说:“陈‘逆’素号能军,今观其布置营垒,调遣队伍,颇有法度,信非虚语。此‘贼’不灭,两湖未能安枕。”连凶恶奸滑的曾国藩之流,对陈玉成之“能军”也是“深畏之”而又深恨之。的确陈玉成很善于治军,其部队组织严整,纪律良好,训练有素。据曾经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赵雨村,以亲身见闻记载了陈玉成军队组织的情况可以概见。“英王自带中队中,十万,中队左、中队右、中队前、中队后,各五万,皆系上将管带。 前营八大队,后营八大队,左营八大队,右营八大队,中营八大队,无一不立功者。前营护将,后营护 将,左营护将,右营护将,中营护将,中队,前队,后队,左队,右队,每队无日不操练,无一不精 壮。最可惧者,英王自带中队中,长龙队一千,先五人一排,退十人一排,退十五人一排,退二十人一 排,有进无退,必至一千而止。”如此严整的军队组织和“无日不操练,无一不精壮”的将士,无怪乎 被称为“军强冠诸镇”。 陈玉成之“能军”,不仅表现在治军有方,而且也表现在战略战术之高明,“诡计多端,令人不 测。”综其大端,有如下几点: 一、疾速灵活。陈玉成指挥部队作战、救援,具有流动活泼、电掣风驰的特点。他经常在江北之两 浦至皖鄂边界这条线上迅疾奔驰,使敌人迅雷不及掩耳,捉摸不定,而居于主动地位。被反革命誉为 “谋勇素优”的李续宾,也不能不承认“‘逆’往往飘忽变动,俱是活著,我军往往为‘贼’牵制,总 是滞着。” 二、迂回包围。陈玉成很善于打运动战,疾速灵活和迂回包围是其明显的特点。上述三河镇歼灭李 续宾的战役,就是出色地运用迂回包围的例子。在这次战役之前,一八五七年初陈玉成之解桐城围,也 是出色地运用了迂回包围的另一例子。其时清提督秦定三、总兵郑魁士围困桐城,情势危急。太平军守 将李秀成派人向陈玉成求援,并在枞阳举行军事会议。会后,陈玉成以“奇兵制胜”,由枞阳一鼓而 下,攻破无为州,下仓头镇,运漕、攻克巢县,在东关打败清总兵札隆武,复下庐江,击溃清副将鲍云 翥,斩都司彭万镒,即引兵上界河、大关,包过桐城之后,截断清军粮道,造成敌人饷糈恐慌,局面混 乱。而后与李秀成内外夹攻,大败清军,解了桐城之围。枞阳在桐城东南,距桐城一百二十华里,由枞 阳直接上援桐城,路程是很近的。但清军厚集兵力于桐城一带,正面攻坚,于军事不利。而巢县、庐江 一带清军的主力被郑魁士带往桐城,防守单薄,陈玉成乃避实就虚,来一个匸形的大迂回,先拔除这些 外围据点,突破其外线包围圈,切断清援兵和粮道,把围桐城的清军孤立起来,而后包围击溃。足见陈 玉成之善于用兵。反革命头子也承认这是陈玉成的“长技”,“近年在鄂,总是分枝作小包大包之势, 以狡计与官军为难。”“善围官军是其长技,鲍春霆(即鲍超——笔者)七年血战意生寺,六营一统将, 仅余一二人尚在,其余非捐躯即成废。” 三、避实就虚。兵贵捣虚,计乘不备,不作攻坚硬拼,而以乘间抵隙取胜,以减少兵力的损耗,是 陈玉成善用兵的又一表现。所谓“每善于乘虚,长于攻瑕,百计牵动,使入彼之术中。”如一八五八年 四月间陈玉成率同捻军张乐行、龚得树等数万人之西征湖北,即为一例。其时,军行至鄂皖边界之宿 松,受到都兴阿、李续宾的阻扼,“遂变计由间道窜入豫省,避实就虚”,自固始、商城进入湖北,一 举而克麻城,“直欲乘虚以犯汉阳、德安之边境”,引起了敌人很大的震惊。 四、声东击西。陈玉成作战,常以声东击西之计虚张声势,迷惑敌军,使敌人分兵他往,兵单势 弱,而后骤歼之。如一八五九年秋之解六合围,攻清总兵李若珠营“不能破入,忽发一枝兵勇,绕入扬 州城边。扬州告急,李若珠分兵前往,而‘贼’又急攻李若珠之垒,遂致被围。”李若珠鼠窜扬州,六 合之围遂解。 五、反客为主和“杀回马枪”。兵事所谓“主”、“客”,乃是争取作战主动权的问题。陈玉成非 常重视并善于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他往往先诱敌出战,使攻坚垒、攻山险,俟敌疲乏后,再以优势的精 锐兵力攻击敌人,一鼓而歼。所谓“初示弱以诱我军(指清军——笔者),继奄忽以集其众。”曾国藩认 为陈玉成“从不先发,最善反客主。”又说“‘四眼狗’(反动派对陈玉成污骂之称———笔者)之长技 有二:一则善于日暮收队时杀回马枪;一则播散谣言,诱人攻他,他得反客为主。”因此,这个老奸巨 滑的刽子手屡戒其部下“坚壁勿战”、“坚忍不出”,待“减其锐气”,然后乘机而发,以夺取主动 权。 总之,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陈玉成在战斗中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已经成长为一 位成熟的、有才能的军事统帅。虽然由于其“性情轻躁、不能耐久”和因胜而“骄气过甚”、“不知自 忌”的弱点,致有时受挫折失利,但在整个阶段的战斗中,其战绩无疑是辉煌的,非常出色的,是他军 事生活中所达到的最高峰。 三 一八六○年春,陈玉成、李秀成合兵破江南大营,天京再度解围。旋即挥兵下苏南,挺进浙江,太 平天国革命在军事方面出现了新的高潮。然而在长江上游遭受的军事压力却没有减轻、自武昌、九江相 继失守以来,湘军曾国荃部进逼安庆外围的集贤关,谋夺安庆。太平天国则积极准备西征,力图解安庆 之围,以保障天京的安全。革命和反革命两个方面何以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安庆,这必须从安庆在战略地 位上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说起。 安庆地当皖鄂赣三省要冲,是“吴楚咽喉,江淮腰膂”。对于建都在长江下游的太平天国来说,安 庆是天京上游的大门。洪仁玕曾经做了一个确切的譬喻:“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 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安庆还不仅是天京的大 门,安徽巢湖一带盛产米粮,是天京食粮的主要供给地,太平军据有安庆,就能够防止湘军东下,控制 这一产粮之区,保证天京粮道不致中断。因此,安庆的战略地位,对太平天国而言是“安庆一日无恙, 则天京一日无险”。反革命头子曾国藩、胡林翼把占有上游,夺取安庆,一直放在反动战略中的首要地 位。在江南大营崩溃之后,曾国藩指出:“向荣、和春由东面进攻天京之所以“屡进屡挫”,主要原因 是“形势之未得”。他们顽固地主张,只有取得安庆,才能以“上游制下游之势,为进攻芜湖克服金陵 张本,”否则,“水陆阻梗,不能直抵金陵”。同时,他们还意识到活动在上游的太平军,是由陈玉成 统率的精锐部队,这是保卫太平天国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只要这支军队存在一天,他们就无法顺江东 下,包围天京。这些,就决定了安庆保卫战的成功与失败,不仅关系着天京的门户——安庆的得失,而 且形成太平军在上游的主力与清政府反动武装的主力决战的局面。在这次战役里,作为军事上主要领导 人之一的陈玉成,他的战略思想和战役的具体部署,对战役的胜利与失败,对天京的安危,对太平天国 革命的前途,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反革命方面为进犯安徽、夺取安庆煞费苦心,曾国藩和胡林翼经过多次密议,在一八五九年确定四 路进兵安徽的计划:一路由宿松石牌进窥安庆,一路循太湖、潜山攻桐城,这两支军队都以安庆为争夺 目标;一路由英山、霍山攻舒城,一路自松子关出商城、固始攻庐州,这两支军队为阻击太平军而设 置。到一八六○年春,清军为集中兵力夺取安庆,改变原来的部署,以曾国荃率军围安庆,以多隆阿率 军攻桐城,李续宜驻军青草塥,游击策应诸军。并在英山、霍山险要地区,兴修碉堡,以防太平军自皖 西入湖北攻其老巢。胡林翼还一再告诫驻守皖西诸军,必须“坚壁不出,少则战,多则不战,据险以挫 其锋”。这个被清政府吹嘘为老谋深算的战略计划,却具有致命的弱点,湘军、楚军精锐尽屯于皖鄂之 交,形成后方异常空虚的局面。 太平天国解决上游危险局势的战略无疑是正确的,在天京的军事会议上,决定“发兵一枝,由南进 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两路会师,合取武汉”。这是一个和清军控制上游、包围天京针锋相 对的计划。包围安庆的湘军、楚军将因太平军以劲旅攻湖北,失去后方而混乱,安庆之围可不战自解。 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在李秀成被俘后和他的谈话中就明白地表露出来:“(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 年)秋,尔兵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而且这时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已被粉碎,西征 太平军无后顾之忧。敌人所说的“昔年金陵屯有重兵,‘贼’尚为所牵缀,不敢悉力西窜,今则益无忌 惮”,正说明军事形势对太平天国非常有利。这一计划的正确性,还在于利用敌人后方空虚的弱点。陈 玉成的战术,一向以迂回运动、避实就虚、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著称, 他可以利用这种弱点,以已之长攻敌之短。总之,进军湖北解安庆之围的战略,使太平军居于主动地 位。 一八六○年秋,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开始了。陈玉成统率北路西征军进兵安徽,合捻军,众至十万, 于一八六一年三月以奇兵攻占霍山,摧毁胡林翼在霍山一带之防御。随即挥军进取英山,下蕲水,迅速 占领黄州。黄州“地形辽阔,为鄂皖适中之区”,是围攻安庆清军的重要后方,也是武汉三镇的东面屏 蔽。陈玉成既占有黄州,就把设大营于太湖的胡林翼抛在后面,使武昌完全暴露在太平军的面前。这 时,“黄州以上,无一卒一将”,武昌也非常空虚,城防薄弱,守军“仅存马队百数十名,营兵亦止二 千数百”,这在强大的太平军面前“剿守均难足恃”。武昌城内已乱作一团,镇守武昌的湖广总督官文 是“忧心如焚”,而远在太湖的胡林翼也急得“呕血旬日,屡濒危殆”。如果陈玉成乘胜疾攻武昌,清 军很难守得住这个重镇。可惜他错过了这个绝好的机会。在攻克黄州之后,英国侵略者公开进行干涉, 派参赞巴夏礼至黄州见陈玉成,说什么太平军如进攻武汉会妨碍英国的利益,不免发生冲突,并捏造李 秀成统率的南路西征军此时尚未进入江西,以阻挠太平军进攻武汉。陈玉成竟轻易相信侵略者的话,放 弃武昌,改向麻城、德安一带进军。复以安庆告急,李秀成率领的南路西征军又未能如期会师湖北,陈 玉成乃留赖文光镇守黄州,亲率大军回师救援安庆,经宿松、石牌进入集贤关。北路西征军半途而废。 从此,安庆保卫战进入直接争夺的攻坚阶段。 陈玉成为直接保卫安庆,重新集结大量兵力,洪仁玕、林绍璋和黄文金也分别统军来援,先后与曾 国荃、多隆阿、杨载福、鲍超诸军战于集贤关、菱湖、棋盘岭等处。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来,在安庆周围 筑有许多堡垒,顽固地抱着“务使援‘贼’与城中之‘贼’声息不通”的主张,凭垒顽抗。多次激战之 后,陈玉成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包围圈。一八六一年六月,安庆外围重要据点赤岗岭在清军猛攻之下, 苦战二十余日终于失陷,坚守赤岗岭的靖东主将刘玱林及其部四千多人壮烈牺牲。七月,太平军在菱湖 北岸的十三垒和南岸的五垒也被清军攻陷。重要据点相继失陷,陈玉成在军事上日趋于不利地位,安庆 保卫战进入更艰苦的阶段。面对着不利的条件,陈玉成仍然进行着顽强不屈的斗争。为断多隆阿、鲍超 的粮道,他率领一支人马趋英山,绕过宿松,直扑太湖大营,猛攻敌人后方,但为清军击败。陈玉成继 续组织兵力,与敌军战于集贤关,“亲援桴鼓督阵”,猛扑曾国荃所筑的新垒,不克。湘军一面以长壕 困安庆,一面筑垒顽抗陈玉成的援军。陈玉成又在菱湖北岸筑垒,以小艇运粮入安庆,接济守城将士。 湘军出动水师,竭力断安庆粮道,守军粮尽援绝。一八六一年九月五日安庆失陷,守将叶芸来等战死, 安庆保卫战壮烈结束,陈玉成退出集贤关,经皖鄂边境走庐州。 安庆保卫战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英国侵略者的欺骗和恐吓阻挠了陈玉成的继续西攻武汉,是 使北路西征军半途而废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却是太平天国军事领导人对进兵湖北以解安庆之围的 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李秀成虽然同意西征的计划,但更多注意于江浙,迟迟未能进入湖北,这是李秀成 用兵以来犯的一次大错误,也影响陈玉成进攻武汉的决心。而陈玉成由于曾长期活动于长江上游,无数 次战斗的锻炼,使他具有只有占据上游才能保卫天京安全的观念,因而对安庆的战略地位有着深刻的认 识,对安庆的得失非常重视。但他却没有意识到如果据有安庆上游的武汉,曾国藩、胡林翼之流的“必 保鄂然后能谋皖,必保皖然后能平吴”的反动战略就无法实现,“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 争得失”的反动部署也必然破产,而执着于对安庆的直接争夺。这种思想,在整个安庆保卫战中都有所 反映。还在一八六○年春天京研究进军方向时,陈玉成就“意在救安省”。后来虽然确定了西征计划, 但陈玉成重视得不够,一八六○年秋在进军湖北之前,便企图顺道先解安庆之围,结果失利于挂车河,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黄州回师也因解安庆之围心切,急于回兵援救,以致弃虚而就实,和优势敌人直 接争夺安庆。安庆保卫战在安庆外围激烈展开,这件事的本身就意味着太平军从战略上的主动转为被 动。也正由于陈玉成战略思想存在问题,以致他所擅长迂回包抄、避实就虚等一系列战术没有能够运 用,反而和湘军主力进行决战。这时湘军精锐尽集安庆外围,马步各军达五万之众,还有水师配合,并 有经营一年多的防御工事。主客之势业已形成,敌我力量又有悬殊,使陈玉成在安庆外围战事屡遭挫 折。在攻坚战不利的情况下,他没有寻求新的对策,孤城安庆的争夺,吸引和消耗了他的兵力,给太平 军带来很大损失。因而,安庆保卫战的失败,是西征计划半途而废的必然结果。 安庆的失陷,太平天国革命面临严重局面,如何挽救危机,需要正确的策略来指导军事行动。当 时,陈玉成的处境非常困难,安庆新败,士气低落,回到庐州之后,“尔言我语,各有一心”,洪秀全 又“革其职权”。这一切使陈玉成没有能冷静地思考对策,也没有采纳赖文光的“北连张、苗,以固京 师,次出奇兵,以进荆、襄之地,不下半年,兵多将广,可图恢复皖城,俾得京门巩固”的正确建议。 后虽派陈得才、赖文光等率师由庐渡淮,经豫入陕,以图进取。但这支精锐部队的远征西北,对牵制敌 人东下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犯了分兵的错误。陈玉成本人也错误地“坐守庐州,愚忠于国”,把自己 放在占有优势敌人进攻的焦点。他虽然竭力加强庐州的防务,修垒筑卡,挖沟濬濠,但此时湘军已顺流 东下,连陷巢县、含山、和州、西梁山等地,庐州和天京联系非常困难。多险阿也在一八六二年初自舒 城进至距庐州三四十里之处,“步步为营,渐次逼城”。一八六二年五月陈玉成突围走寿州,不幸为苗 沛霖诱俘。一八六二年六月四日就义于河南延津。 陈玉成的牺牲给太平天国带来无法补偿的损失,多年来他驰骋于上游战场,捍卫着安徽根据地,保 证天京人力和物力的补充,从而保障了天京的安全。陈玉成牺牲后,安徽腹地尽失,湘军迅速进逼天京 外围,天京处境也就十分危急。历史事实证明了:“如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同,因为若彼能在江 北活动,今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 堕落,全部瓦解,因此清军便容易战胜。”陈玉成自己所说的“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也算去了一 半”这句话,如果从太平天国军事上失去了两大支柱之一,上游形势再不能和清军争夺来理解,也是十 分确切的。 陈玉成在他从事革命的一生中,为太平天国所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事业建立了奇功 殊勋,忠诚地为太平天国革命事业英勇奋战,直至最后牺牲。在他被俘后送至胜保营里,仍然表现了坚 贞不屈的英雄气概。《被掳纪略》中有着一段非常生动的描绘:胜保“坐中军帐,旗帜枪炮排列森严, 凡带兵营官皆要站班,耀武扬威。升坐,叫英王陈玉成来。英王上去,左右叫跪,大骂云(指着胜保) ‘尔胜小孩(太平军以胜保带兵如儿戏,讥称为“小孩”——笔者),在妖朝第一误国庸臣。本总裁在天 朝是开国元勋,本总裁三洗湖北,九下江南。尔见仗即跑。在白石山踏尔二十五营,全军覆没,尔带十 余匹马抱头而窜。我叫饶尔一条性命。我怎配跪你?好不自重的物件!’”在敌人斧钺之前,表现得如此 从容 镇定,临危不惧,蔑视、鄙视敌人,大节凛然,真是豪气三千丈。 正是由于陈玉成对太平天国事业的忠心不二,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人民以歌谣来称赞道: “尽忠报国陈玉成。”他十四岁投身革命,十八岁当大将,二十一岁而为军事统帅。在天京政变后,太 平天国革命处于低潮时,他不畏艰危困苦,屹然挺立,毫不犹豫地担当起支撑天国危局的任务,艰苦奋 战,为太平天国革命新高潮的出现尽了他的力量。他的忠心诚笃,壮志凌云,有胆有识,勇敢顽强的精 神,虽时隔百年,仍然对我们有着启发和教育的作用,而他的战略战术,也还可供我们借鉴,值得加以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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