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之后，洪秀全心有余悸，自任军师，决心永不封王，可是，不久，族弟洪仁王干长途跋涉，从香港来到天京。这个弟弟，满腹经纶，大有经天纬地之才，这使孤立无援的洪秀全喜出望外。１８５９年５月，策封洪仁王干为干王，总理朝政。洪秀全此举引起了很多将帅的不满。为了平息众怒，一个月之后，陈玉成被封为英王，在太平天国后期，陈玉成第一个因军功封王，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二岁。 　　１８６０年初，天京形势再次告急。清军的江南大营包围了天京，在天京的东、西、南面都修筑了高大的堡垒，挖掘了一条又宽又长的壕沟，敌人把它吹嘘为“万里长壕”。 　　洪仁王干审时度势，认为正面突破，强打硬攻，很难奏效，应该先袭击湖州、杭州一带敌人守备空虚的地方，迫使江南大营撤兵驰援，然后太平军回师反击，才能取胜，于是，决定采用围攻湖州、杭州以救天京的策略，这个方案，就是太平军著名的“围魏救赵”计划。为使这一作战计划顺利实施，洪秀全决定从安徵调集陈玉成前来增援。于是，陈玉成把叶芸来留下驻守安庆，自己亲自率军东下。 　　３月间，各路太平军从不同的方向进入浙江，攻打湖州和杭州。３月１９日，太平军打进杭州，江南大营派兵赶到浙江救援，太平军见敌人中计出洞，就立即主动撤退，快速返回天京外围。４月底，太平军齐集天京城外，把江南大营团团围住。 　　５月２日，太平军步调一致，并肩前进，同清军展开大战。４日，风雨交加，陈玉成不畏艰险，指挥部下在毛公渡等处搭建浮桥，对敌人展开猛烈攻势。５日，陈玉成首先率军突破了清兵天京西南的长壕，早上八、九点钟风雨更加狂暴，还夹杂着大块的冰雹，这时，天京城内的太平军不断向敌营抛掷火罐，敌人阵脚大乱，城外太平军乘势猛冲，内外夹击，一场激战，五十多座清军营垒全被攻占，消灭敌军几万人。清兵派来的救兵受阻，无法近前施展拳脚，干着急，没办法。当天深夜，太平军进行火攻。６日，敌人全军溃败，第二次包围天京长达两年四个月之久的江南大营又一次被彻底踏平了。洋人改变了中立态度 　　他的大兵开到武汉城下，湖北巡抚胡林翼急得吐血，连声叫嚷“笨人下棋，死不顾家”……可是部队很快却不战而退了，的确叫人匪夷所思……原来是有人在玩弄把戏，年轻的他中了别人的“空城计”。 　　可是，就在二解京围、再破江南大营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清军乘虚而入，攻占了安庆附近的许多战略要地，对安庆进行包围。敌人分四路兵进安徽：第一路由曾国藩指挥，从宿松、石牌攻安庆；第二路由多隆阿、鲍超指挥，从太湖、潜山攻桐城；第三路由胡林翼指挥，从英山、曾山攻舒城；第四路由李续宾指挥，从河南商城、固始攻庐州。此后，曾国藩、左宗棠、鲍超在皖南，设大营于英山。清军这个强大的阵容几乎网罗了所有的知名战将。他们兵分四路、建立两个大营，目标却只有一个：进攻安庆。可见，清国和太平军的大决战，不是在江、浙，而是在安徽。 　　１８６０年５月２１日，太平军在天京举行的二破京围的庆功大会，席间欢声笑语，光盘杯影，陈玉成却忧心如焚。他提出：必须马上抽调主力部队，前往安徽，击破清军的围攻。然而，安庆的危急并未引起太平天国其他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会议决定先乘胜夺取江、浙地区，东征苏、杭，再回兵西进。陈玉成无奈，只好随部开赴江、浙。太平军在江、浙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领导人才把视线转移到了安庆。 　　 　　 　　１８６０年８、９月间，太平军各路战将云集天京，制订了会剿武汉以解安庆之围的战略计划。太平军也决定兵分四路：陈玉成在长江北岸，由安徽进湖北，攻武昌北面；李秀成在长江南岸，从江西经湖南岳州，攻武昌西面；李世贤横渡鄱阳湖，从江西南昌入湖北，攻武昌南面；杨辅清从江西湖口、九江到湖北，攻武昌东面。四路大军约定在１８６１年４月会师武昌。 　　９月３０日，陈玉成从天京渡江率军北上，他一到皖北就联合捻军，使队伍迅速发展到约十万人。１１月，大军进至桐城，１２月，同多隆阿、李续宾的军队打了一仗，陈玉成本想顺道解除安庆之围，但因为长途跋涉，粮道断绝，战事失利，只好退回桐城。１８６１年３月，陈玉成率领大军，从桐城出发，日夜兼程，继续西征，大军飞越大别山，横扫千里，十二天内，奔驰六百里，连克霍山、英山等州县，直指武昌，攻占了敌人以为“万不可失”的黄州府，这儿离汉口只有一百多里之遥。太平军的到来，得到了当地群众的衷心拥护，他们热情歌颂陈玉成： 　　不怕清军兵马强，英王一到即完蛋； 　　英王用兵如啸虎，清军遇到即死亡。 　　我有英王为长城，哪怕清军百万兵； 　　天朝有将如英王，穷人生活有保障。 　　杀死清军千万兵，从此直入上武昌。 　　当时，湖北一带清军力量薄弱，武昌城内只有二千守军，“战不能战”，“守不能守”，听到陈玉成到来的消息，官僚地主争相逃离，武昌城里一片狼藉。湖广总督吓得呆苦木鸡，不知所措。胡林翼在安徽也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手忙脚乱，急得肺病发作，口吐鲜血，几乎一命归天，他懊悔不该把军队集结在安徽，怨恨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急忙派了水陆两军，上援武昌。 　　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武汉眼看就要克复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洋人出现了。 　　当陈玉成兵到黄州时，武汉作为通商口岸，刚刚开放不久，英国人惊恐不安，“我们的烦恼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在两三小时内，我们在贸易方面的美妙前途的一切希望似乎都丧失了，而这一贸易乃最近以最大信心所期望着的。”英国人担心自己刚刚启动的商业利益会因战争的爆发，而遭受损失。于是，３月２２日，英国参赞巴夏礼奉命从汉口赶到黄州，求见英王陈玉成。 　　巴夏礼一行顺着大街，很快走到了以前黄州知府的衙门，在那里，太平军为他们准备了欢迎仪式，先是奏乐，后又放礼炮三响，另有几个穿黄袍的军官走来招待。随后，他们被领进两重庭院，庭院两旁整整齐齐地站立着手执矛戟和举着没有记号的美丽大旗的兵士。平时，平常开着的正厅大门紧闭着，等到他们走上台阶，大门才突然打开了，露出了坐在正堂中央的一位很有威仪的少年将军，他穿戴着绣龙的黄缎袍冠，两旁立着许多穿黄缎袍披黄绸巾的军官……坐在正中的这个大人物似乎不知如何招待他的客人，于是，老练的巴夏礼反客为主，自动拉了一把椅子在他的桌旁坐下，先和他交谈，才打破了沉默的窘境。 　　这个少年将军就是陈玉成，经过一番交谈，陈玉成给巴夏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夏礼说：“英王之谦逊的态度和他的见解给予我很好的印象，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尊敬他。他的学问可能有限，但他能讲很好的官话，比我以往所遇到的将领讲得好。他说自己只有二十岁，他的实际年龄可能要大五、六岁。” 　　巴夏礼的眼光很准，这一年是陈玉成牺牲的前一年，他二十五岁。从两个人初次见面的表现来看，陈玉成显然还不知道如何同外国人打交道，而这个巴夏礼却见过世面，从容自如，一开始在心理上就占了优势，主宰了这次会谈。 　　陈玉成告诉巴夏礼自己是军中主帅，人称做英王，他是奉南京之命来救援安庆。接着陈玉成又向巴夏礼讲述了自己十一天之内，连夺三座城池，完成六百里进军的辉煌战绩，现在他正准备或者攻打刚被他打败清军后背，以便把他们从安庆附近赶走，或者先夺取距黄州五十里的汉口。但陈玉成又说，进攻汉口，还在犹豫之中，因为他听说英国人已经在那里设立了租界。 　　巴夏礼立即称赞陈玉成对进攻汉口采取的审慎态度，并劝告他不要计划进攻汉口，“因为无论太平军占据哪个我们设立租界的大商埠，没有不严重地损坏我们的商业的，因此你们的军事行动必须不与我们的商业活动相冲突。”对于巴夏礼提出的这个原则，陈玉成表示同意，他将指示从黄州向汉口推进的两个部将转向北面攻麻城或西北进德安。 　　巴夏礼又向陈玉成询问太平军最近的进军计划，巴夏礼后来回忆道，他一说完话，“英王立即告诉我们那时正在作战的各路太平军情况，可是他对于消息似乎知道得很有限。”陈玉龙还没有同外国人打过交道，对洋人的真面目认识不清，错把他误认为朋友，毫无保留，推心置腹地向巴夏礼介绍了太平军的军事部署。可是巴夏礼见他信息不灵，瞅准了他的破绽，自信以自己这个半老头子一定能骗过眼前这个诚实的年轻人，他眼睛一转，对陈玉成说：“截至本月(三月)九日止，九江方面尚未听见忠王和其他诸王进兵的消息，那么，我想此时他们或许尚未进入江西，假如你现在进兵汉口，势将得不到其他各路军的支持，而不得不单独与守卫武昌的清军作战，同时还得对付从后面袭击你的安徽军。” 　　其实，巴夏礼见陈玉成的时候，李秀成已进入江西，只不过距离武昌还很遥远。那时，太平军南北阻隔，久已不通消息，对于彼此的战况不能作出正确判断，这才使得巴夏礼有空可钻，大肆渲染陈玉成的孤军奋战，打击陈玉成的信心。陈玉成似乎完全同意了巴夏礼的话，他估计自己约有十万军队，但只有一少半到达黄州，因此，陈玉成说：“我将先巩固自己的占领区，然后看情形决定其他进军方向。” 　　最后，陈玉成表示：“我自己可以不去攻打汉口，但其他诸王还不知道英国在汉口设立租界，也许仍然按照原定计划进军，能不能让英国占据汉口和武昌，我自己占领汉阳，这样，你们英国人和太平军两方面的利害关系才融洽。” 　　巴夏礼就再三解释：“英国人到长江流域纯粹是为了经营商业，现在我们和清政府和平相处，就是因为我们和他们订立了条约，清政府给予我们在长江经商的权利，因为太平军每到一处，便毁坏了商业，如果这些明文规定开放给我们的商埠被太平军占据，则这种条约权利便变成一纸空文。汉阳是彼此相关的武汉三镇之一，三镇组成一个巨大的贸易场……太平军夺取其中任何一个城市，难免不损坏整个大商港的贸易，因此，我奉告你们必须远离该埠。” 　　由于缺乏外交经验，不能正确认识侵略者的本质，加之军事情报不灵，陈玉成对进军武汉犹豫不决了。狡猾的巴夏礼趁机软硬兼施，既表示赞赏陈玉成的“小心谨慎”，又提出如果太平军攻占汉口，妨碍英国商务利益，势必引起和英国发生冲突的危险。巴夏礼的一番胡言乱语，使陈玉成年轻的心灵，失去了主见。同意停止对武汉的进攻，留下赖文光驻守黄州，自己则率大军转攻德安、随州等地。 　　陈玉成之所以放弃武汉，主要是因为巴夏礼的阻挠和威胁。据赵烈文回忆，当时，武昌城中，毫无防备。陈玉成开到黄州后，武昌城里就像炸开了的锅一样，混乱不堪。 　　 　　 　　另一方面，黄州附近的人民纷纷树起义旗，他们派人给陈玉成送信：“愿助小划千只，人一万，作为入伙参战的见面礼”，并计划夺取清军战船，与太平军会合后，攻取武昌。有这样好的群众基础，加之陈玉成十天之内连克三州的锐气，攻取武昌的把握也不在小。赵烈文也承认，如果太平军围攻武汉，武昌一旦动摇，安庆之围就不战自解，可是英国人的出面干涉绞杀了这场即将到手的胜利。 　　此外，李秀成行动消极，未能如约按期到达武昌城外，也是未能攻克武汉的一个重要原因。１８６０年１０月初，李秀成到天京向英王表示不愿北上西征，遭到洪秀全的愤怒斥责。后来，李秀成口头上答应会剿武汉，但实际上，他的根本目的是到江西、湖北招兵，这就是他在《自述》中所说的，为了接应“江西、湖北肯降之义民”，不肯扫北，不惜“违抗天王的命令，不惜背叛朋友的情意，”出师而从江西、湖北，直到１０月下旬，李秀成才勉强带部从安徽太平出发。１２月，移师黟县。那时，李秀成所部离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仅六十里，李世贤已从东面逼近祁门，黄文金当时也驻扎在祁门西面，曾国藩实际上处于太平军的包围之中。曾国藩供认不讳：“自移驻祁门，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没有一天不打仗，没有一条道路畅通无阻。李秀成逼近祁门时，曾国藩心惊胆颤，匆忙之间写下遗书，准备自杀。谁知，曾国藩绝境逢生，李秀成只是让他一场虚惊，李秀成又说：“我没有心思争这个地方，我还是要到湖北招兵。”因此，当陈玉成于３月１８日提前到达黄州时，李秀成还在江西建昌，不紧不慢地到处招兵买马。 　　由于这些原因，会剿武汉的部署只成了一纸空文，这一失误，使太平军功败垂成，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战机。呤口利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这样说：“他(陈玉成)的作战计划是攻取汉口(作为直捣湖北省城武昌的准备)，顺路援救安庆，或则率军回击包围安庆的清军，或则攻取其他地方以解安庆之围。在他和巴夏礼会谈的时候，上述两策均可采用，因为当时汉口几乎毫无防御，极易攻克；同时他在谋略上完全战胜了包围安庆的清军，只要他和城内守军内外夹击，就可一鼓歼灭敌人。自然，不论采取哪一种计划，迅速果决的行动是绝对必要的。可是，当英王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英国在英王所要占领的目的地汉口建立了商务，从而使得英王无法采取迅速果决的行动。……毫无疑问，如果英王进至汉口，他一定会得到‘严守中立’的威胁的，这种‘中立’是巴夏礼‘所深知’的，也是毫无例外地专门用来对待太平军的。太平天国在上述事件中正如其他事件中一样，由于英国的干涉而受到了伤害。英王不得不延迟向汉口进军，派人到南京去请示。……奇袭敌人的大好机会失去了。英国的利益打算的恶灵再一次瘫痪了这个伟大的基督教和自由的运动。相反地，基督教和自由的敌人却得到了充分的时间，集中兵力，以挽回原来的颓势。”

原文 发表于云南日报：小说连载《太平天国人物揭秘》  浏览：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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