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称陈玉成被“歹徒出卖”，有读者提出：“既然是能够出卖陈玉成的人，岂能仅仅斥之为‘歹徒’，何不称之为‘叛徒’，这样既能反映历史事实，又能前后对应，增强文章结构的严谨性。” 　　 　　看来，在这位读者心里，“歹徒”不如“叛徒”分量重，其实不然。“歹徒”与“叛徒”一字之差，性质全由“歹”与“叛”来决定。《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239页对“歹”的解释是“坏”的意思，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事，举例有“歹人”、“歹徒”和“为非作歹”。对“歹徒”的解释是“坏人”。同书第950页对“叛”的解释是“背叛”的意思。举例有“叛徒”、“叛逆”等。对“叛徒”的解释是“有背叛行为的人”。“叛逆”是“叛徒”的同义词。在“歹徒”和“叛徒”都指坏人的情况下，分量是等同的。如果叫起真来，“歹”和“歹徒”，百分之百用于贬意，不能用于褒意，而“叛徒”、“叛逆”和“背叛”却有用于褒意的时候。比如，说贾宝玉是封建家庭的“叛逆”或“叛徒”，这是可以的。再如有个政治笑话，说当年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曾经对周恩来总理讲——“咱们俩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总理；还有一个不同点，我出身于工人家庭，你出身于封建家庭。”周恩来总理回答——“咱们俩还有一个共同点，都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这里的“背叛”，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是贬意，而对于周恩来总理来说是褒意。我认为，那种觉得“歹徒”不如“叛徒”分量重的想法，是由不适当的思维定势造成的。 　　 　　将出卖陈玉成的人称为“歹徒”好呢，还是称为“叛徒”好呢？这应当看用哪个词更能反映历史事实。这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是接受审查委员的意思，由“叛徒”改为“歹徒”的。 　　 　　出卖陈玉成的人，叫苗沛霖。苗沛霖，字雨三，安徽凤台北乡苗家寨人。他以办团练对抗捻军起家，到咸丰七年（1857），苗练已经“连圩数十，拥众数千，沛霖之名震两淮。”1858年，苗沛霖随袁甲三进攻捻军，先后杀害葛苍龙、任乾、李大喜等捻军首领。清廷封苗沛霖为川北道道员，命他督办安徽全省团练事务。他提出：让安徽巡抚翁同书南下合肥攻打太平军，让清军将领袁甲三和傅振邦北上去攻打英法联军，而淮河流域的政权和税收权交给他，由他负责对付捻军。这实际上是要把清政府的势力赶出淮河流域，以便他建立独立王国。于是，安徽官僚地主与苗沛霖结下仇恨。1860年12月，苗沛霖在颖上抢劫官银，扣留袁甲三大营船只。翁同书、袁甲三飞章上奏苗沛霖“叛变”，双方斗争已经白热化。1861年3月，苗沛霖率团练数万人，开始反清。为了避免孤立，苗沛霖派人与太平天国联络，请求封号。太平天国很重视苗练在淮北对清军的牵制力量，赐封苗沛霖为“奏王”，并送给大量财物，以坚定他的抗清决心。但苗沛霖却说：“粤逆乘间，遂以币帛伪冠，封王赠女，百端奉承”。10月，苗沛霖攻下寿州，俘虏安徽巡抚翁同书。苗沛霖逼迫翁同书上奏朝廷，替苗沛霖表明心迹，说他“过犹知改，请量加抚慰，责剿捻赎罪。”1862年3月，清朝兵部传郎胜保重回淮北，苗沛霖立刻投到胜保门下，配合清军夹击捻军。5月间，苗沛霖出卖了假道寿州的英王陈玉成，把英王陈玉成缚献给胜保。综观苗沛霖的所做所为，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地歹徒、坏人。他的反清，不同于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反清，说他是“叛徒”，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苗沛霖从未真正革命过，他没有当叛徒的资格。著名的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在他著的《太平天国史》卷五十六中说：“时练匪苗沛霖据安徽寿州，以办团练称霸一方，初受清朝官职，后与当地官僚地主互斗起衅，这时候，新受太平天国封为奏王，却暗中与清朝钦差大臣胜保密谋，要用计谋捉陈玉成。”这里，罗尔纲先生也没有称苗沛霖为“叛徒”。我想，称苗沛霖为“歹徒”，并不影响课文“结构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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