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欲养而母不待 　　 　　1946年我从重庆回家时，龙弟已经20岁了，读了几年的书，据说在药店做过学徒，也跟着父亲做做小生意，孵绿豆芽到镇上去卖。父亲遇害后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家里的日子就更难过了。龙弟没有事做，这年回家，母亲对我说要给龙弟找一个事情做做。我想来想去一时没有合适的人可托，后来想到翠华的姐夫张成铨哥，他是一个热心人，在上海木行里工作有年，熟人也多，于是就拜托他为世龙弟找了一个工作，到上海虹口周家嘴路“振康木行”锯木厂里做艺徒（不料不久竟也因病而故）。 　　我母亲一生辛苦帮佣，做了一辈子下人，看人的面孔行事，仰人鼻息受人使唤，把人家的孩子当作宝贝，而自家的孩子只能挨饿受冻，死的死送的送，兄弟姐妹只剩我一个。我离开家乡去上海学生意后，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苦难中熬过8年抗战，总算盼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不料我父亲又被鬼子害死，有冤无处可申，有仇无法得报。我母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现在我回来了，我不愿再回江西，希望在上海找一份固定的职业，目的是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一家人在一起即使是苦日子也总比过去强得多了。我是多么希望母亲身体健康，过一个儿孙绕膝一家团圆的晚年。 　　不料搬到新居只有一年时间，是年冬天，母亲突然急病，当时翠华正在上海，便急急赶回余姚送母亲到县医院治疗。但医生也说不出什么病，只能马马虎虎开一点药水吃吃。后病情恶化，据翠华说也请胡益平看过，但他只是中医外科，也说不出是什么病，只是说已经不行了，要吃什么就买点给她吃吃。在病情严重的时候，母亲只是说腰痛，睡着都不能翻身了，可能是肝脏或者肾脏出了问题。病根一定早已存在，因为穷苦人有病忍着不去看，等到不能起床，已经病入膏肓了，母亲终于医治无效，弃养而逝。我接到信后，赶到虹口和成铨哥商量，请他帮忙，和世龙弟先回余姚，我把行里的事料理后次日也赶回余姚奔丧。 　　母亲的病很是突然，事前也没有听到什么征兆，这个打击实在不小。我到家后忙着料理后事，买棺成殓，按照乡间的习俗请道士念了一夜经，敲敲停停，第二天引旌幡出殡，雇船沿余姚江西行，进食禄桥小江至汤家闸山头庵，把灵柩抬上山去，在父亲坟上同穴而葬。 　　这祖坟是我小时由父亲发心自己看风水选的墓地，墓在半山之腰，坐东向西，向远处一眼望去，境界开阔，直望到马渚高山之巅。近处正对着一条江，由登水堰下水奔腾而来，到此山脚下一分为二，流向南北大江，涨潮时大水一路北来一路南来，在此相会合流至登水堰为止。大家都说我父亲这块墓地选得好，所以儿子发迹进了银行。其实酸甜苦辣此中味道自己心里有数，我父母幸苦，并没有享到儿子的供养。还好自己手里做好了坟，要靠儿子怕还难以发心呢！ 　　母亲走的时候身边只有我妹妹桂芳。我小妹桂芳年幼，才13岁，比兔儿才大3岁，已经懂事了，她自然很悲伤。据说母亲咽气时就是放不下我妹妹，不知谁说了一句，要母亲放心，世敬（我的原名）会照顾她的，母亲这才撒手归去。我赶到时母亲双眼未闭，旁边的人要我再对母亲讲一句，我就说“桂芳我会负责的，妈妈放心”。这虽是迷信我不信这一套，但一个人在弥留之际，因心里有事，事情没有托付好，有这种反应倒是很自然的。后来有人慢慢揉着，眼睛闭起来了。我心里实在难过，想想父母幸苦一辈子，而今我回来了父母又都不在了，使我不能行晨昏之职，愧疚万分。 　　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也是住进新居后第一件不幸的事。 　　 　　 我于1946年年底回到余姚，还没有好好坐下来和家人亲朋谈谈日本人侵占余姚后人民苦难的情况，尤其是父亲被害的过程，还有汤家闸房子被毁的经过，为什么整个一个村庄只烧了我们家的房子？我结婚时买的家具和三间房子的器物抢出来没有？抗战8年生活是怎么过的？在家乡的亲友们的情况又如何？由于母亲过早去世，这些苦难我到现在还是糊里糊涂。妹妹或许略知一二，但她当时年纪太小，现在也记不起来了。 　　我回到余姚几天后就去了漕头，第二次去漕头舅父家正在做年糕，在记忆中好像是从余姚做快船到斗门的，斗门上岸后我和兔兔蛟蛟慢慢走到漕头的。路上还碰到一位堂舅父。漕头住了一天，我于次日就回余姚了，到汤家闸还去看了表妹，但是回余姚时好像没有兔兔蛟蛟，所以我也不清楚。第三次回漕头是在新年里，先到九功寺，那是我从小出生和读书的地方。九功寺每年正月初一和初八有庙会。我们去的那天大概是初八，这天正是庙会，烧香的善南信女很多，进门依旧是东头撞钟西头擂鼓，我和翠华转了一圈在香火烟雾中出来了，没有去访问胡姓本家和旧居，然后我和舅母表兄弟等去杨巷二表妹家里。表妹文君新孤遗有一子。我记得二表妹是迟我们一年结婚的。吃过点心后到江南舅母家里即舅母的娘家，在那里吃了午饭。下午我和翠华回余姚江北，舅母和表弟是否同去不记得了。楼园的姑母家里去过两次，一次去看姑母已经下午二三点钟，因为我们要赶回余姚城里，表妹阿多送我们过岭，从岭下村翻过岭就是浒塘，比走后南庄要近好几里路。另一次去姑母家时我最小的姑表妹阿多出嫁，我们送去礼品，也是就走的。 　　我在余姚的房子解决之后，就是孩子的读书问题。我和翠华去附近学校看了看，为孩子报了名，了却了一桩心事。剩下最重要的事情是我的工作问题，还没有落实，我从重庆回来已有两个多月了，乡居虽好，但工作不落实终不能安心，数口之家难以度日。 　　 　　找工作养家糊口 　　 　　我急急赶回上海，住在徐家汇文炳处。我先到杨子厚先生处向他说了家里的情况，回重庆工作已不可能，请求调上海又不准，要我回南昌总行报到我也不愿，我请杨先生介绍去上海山西裕华银行工作。1945年抗战结束后，山西裕华银行总行迁到了上海，后来又买下了位于南京路外滩上的“沙逊大厦”（和平饭店北楼，外滩20号）作为山西裕华银行的办公地，听说山西裕华银行业务发展很快，也需要人员，当时我们重庆行的王德懋、李佩文，还有刘某等都已进了裕华银行，而我的同乡陆景春也进去了。 　　我顺便还去了宁波路的江西裕民银行上海分行，看了包旭初。我进经理室正好包旭初的大太太也在，胖胖的一副福相，还有那个泰和的地头蛇王化霖也在，戴着大阔边的呢帽笔挺的西装，变成一副上海白相人①的气派了。他们看到我和包旭初谈工作就走开了。我对包说请假从重庆回来，不打算再回去，希望能调到上海工作，请他向总行推荐。包耍起滑头，说只要总行答应，他这里是没有问题的，要我写信到总行去。我原本就没报希望，也就一笑置之。这时吴淑芷来了，他还算有点礼貌，对在重庆时我照顾他的孩子的事表示感谢。我坐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杨子厚先生那里很快就有了消息，我托他进山西裕华银行的事成功了。我非常感谢杨先生的热情帮忙。 　　 　　① 方言，旧时称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人；也称游荡无业，为非作歹的流氓。

原文1983年 发表于胡守礼回忆录  浏览：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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