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回家了！ 　　 　　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灭亡；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随后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日军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时，整个山城都沸腾起来了，最先传出消息的是打铜街口的《时事新报》，他们贴出“日本天皇下令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的号外，报社门口放起了鞭炮，附近地区的人们奔走相告，许多“下江佬”（长江上游之人统称来自下游的人为“下江佬”）狂呼“胜利了！”“我们可以回家了！”马路上人山人海。 　　“胜利了”，“我们可以回家了”，人民的高兴，包括了我的高兴、翠华和孩子们的高兴!屈指算来，我和翠华拜别爹娘，离开家乡，已经有8个年头了。这8年来，在敌人的铁蹄下，在日寇的尖刀下，故乡亲人的安危始终悬挂在我的心里。我的孩子们也没有见过故乡，他们是在父母漂泊的异乡诞生，但他们受父母的感染，知道还有一个老家，想着回家。但愿天长久人长寿，父母安康弟妹无恙，能度过平安盼到天亮！ 　　我怀念故乡，也怀念上海，那里有父母双亲和亲戚朋友，恨不能插翅飞向东海之滨。“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一个背井离乡的人，怎能不怀念落入敌人的故乡国土，怎能不怀念养育自己的故里山川？故乡有我咕咕呱呱落地的茅屋，故乡有我思念的双亲，故乡有我童年的记忆，故乡有我熟悉的乡音。 　　人越来越多，我随着拥挤的人群涌向民族路精神堡垒，这里是重庆热闹所在，有舞厅酒吧大饭店剧场电影院，那里停着几辆吉普车，这时又一辆吉普车驶来，见到车上带着吉普女郎的美国大兵，人们围了过去，有人高喊“你们好回去了！” 　　回家后，夜空晴朗，月明如昼，兴奋过甚，夜不成寐，因喜仿杜诗一首： 　　山城忽传降日顽，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儿愁何在，漫卷行囊喜欲狂。 　　欢颜放歌庆痛饮，春来结伴好还乡，穿过三峡下三镇，便下沪滨向钱滨。 　　 　　日本投降后，全国人民都松了一口气，兴高采烈总算看到长夜破晓。然而好景不长，内战的乌云又滚滚而来，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队调兵遣将抢占战略要地，每天从重庆飞出无数去各地“接收”的飞机和“接收要员”，那时的《新华日报》几乎每天有揭露国民党破坏国内和平的文章。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前往重庆商讨国内和平问题，8月28日毛主席到达重庆，人民又燃起希望之火，大家都关心毛主席的一切活动，大家抢着看《新华日报》，同时也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从当年的8月28日到10月1日，国共两党谈判持续了四十多天，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在协定中，国民党同意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答应保障人民民主自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10月11日毛主席回到延安，大家才送了一口气。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民社党以及无党派人士。会议的焦点依旧是军队和政权的问题。会议期间，为了使重庆民众及时了解会议讨论的情况，每天晚上在临江路“沧白纪念堂”向民众报告会议讨论情况。我和泰和的老同事杨德汉君相约，每晚去听讲，开始在“沧白纪念堂”里面，讲的人站在台上，听的人站在台下，挤得满满的。我们站的离台远远的，生怕发生什么事故跑不出来。讨论的问题有关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人生自由”以及“取消一党专政、特务统治”要求“政治明主”等话题。发言的都是各党派的代表，这样公开讲出来让社会公众去评论，这种会内会外相结合的方法，使国民党陷于孤立，受到与会者的谴责，受到舆论抨击和民众的批判。于是国民党每晚都会收买一批流氓和特务在会场捣乱，破坏会场秩序。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特务统治”，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台上一有人讲，台下就有人发出叫嚷反对，说是训政时期，是暂时的，还是要“还政于民”，更不承认“特务统治”，说是“国民政府统治”。邵力子比较聪明，他承认”一党专政“，说一党专政有什么不好，国民党是孙中山创建的，是国民党领导北伐打倒军阀，是国民党建立了国民政府，有什么不好。 　　后来听讲的人越来越多，纪念堂里挤不下了，就移到外面广场上。有一次郭沫若立在桌子上讲话，怀念孙中山先生，一些特务流氓竟谩骂起孙中山先生，散会后还起哄闹事丢石子，企图围攻郭沫若，这时有很听众组成人墙，保护各党派代表和民主人士上车离开。 　　从沧白纪念堂的情况看，国民党的统治基础确实太可怜了。唐太宗说，百姓是水，统治者是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国民党这只船难免要遭覆舟的命运了。 　　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通过了五项决议，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召开庆祝大会，这天不是礼拜，我未能恭逢其盛。据目击者说，参加人数之多在重庆是破天荒的。在大会进行中，重庆帮会头子刘野樵组织了一批帮会流氓上台抢夺话筒打人行凶，引起公愤。最后国民党政府把刘野樵做替死鬼，撤职查办了事。7月11日，为反内战奔走呼号的民盟领导人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在追悼李公朴先生大会之后，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又被害。当时全国民众激愤，各地游行示威召开追悼大会。在重庆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之后，我到大梁子（打铁街上坡）的一座庙里，那里挂满了挽联和悼词，我一边看一边忍着热泪，想抄下来又怕有特务盯梢。 　　李公朴先生是我熟悉的，他曾给《生活周刊》写过许多“美国通讯”，回国后就参加《申报》六十周年纪念的革新工作，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补习学校，还在《申报》上为青年开辟了“读书问答”专栏，后来改出《读书生活》半月刊，还主编《申报》“本埠副刊”、职业服务专刊。我是申报流通图书馆和后来的《读书生活》的长期读者，我也曾为自己的职业困惑写信给“职业专刊”，虽然答复简要，却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坚定了我跳出火坑的决心。 　　 　　只有等待 　　 　　1946年的春季，长江枯水期已过，5月发水，民生公司的轮船可以直达南京上海，小一点的轮船可到宜昌换船。在重庆，复员的锣鼓一阵紧一阵，飞机日夜不停地向南京飞，坐不上轮船的甚至雇用大木船返航。总之，八年困守谁都想早一点走。走的人首先是政府大官要员出发接收去发“国难财”了，有的是随着机关复员，有的是抓紧时机去投机经商发“胜利财”。 　　我周围的朋友熟人也都想早点走，趁着各处人事还未安排定当，好谋得一个满意的职位好的工作。张育中先行一步，他坐的是木船，由小火轮拖着，船价也很便宜，一路还可饱览三峡景色。而杨德汉君是随着自己的公司迁移上海。我在银行里的同事李维琛打算回鄱阳经商；杨熙逢回到江西很快被派到贵溪办事处工作；李怀仁有背景，去了南京江西省（裕民）银行工作；李近也跟着朋友离开了重庆；总务李佩文想跟着水利部走，因为水利部长薛笃弼是老西，好几个司的官都是山西老乡；出纳王德懋准备跟着新任浙江省主席沈鸿烈一帮山东人走，去杭州。重庆办事处主任杨子厚先生也挂冠而去，和夫人一起乘中央银行复员的飞机去上海了。我没有靠山，只好自己慢慢等机会了。 　　由于江西省政府改组，江西省主席曹浩森下台，换了四川军阀王陵基，于是裕民银行的总经理史世珍自然下台，继任者是王陵基的侄子王锡琪。修水分行的经理许天民做了副总经理。据说王陵基的军队曾驻扎在修（水）、武（宁）、铜（鼓）地区，许天民攀附结交于是有了一段缘源。杨子厚先生挂冠而行，总行对重庆行主任出缺自然很重视，很快就派了一位四川人陈璵（玙）甫来接任主任，杨子厚的房间和办公室都是现成的。陈上任后，王德懋、李佩文都相继辞职，乘复员单位的飞机走了，行里又派来两个四川人接任出纳和总务工作。 　　行里的老人只剩下我和工友老毕了。

原文1983年 发表于胡守礼回忆录  浏览：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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