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雾都见闻 　　 　　打铁街的银行办事处 　　 　　我抵达重庆的时候，，江西裕民银行重庆办事处还在筹备期间，同事还不多，除了主任杨子厚先生之外，还有一位姓刘的秘书，临时帮忙整理文牍公事。还有两位，都是“工合”（工协，中国工业合作协会，1938年8月5日由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和胡愈之、徐新六等在武汉发起成立）的老人，是随着杨子厚先生到银行来的，一位是李维琛先生，一位是王德懋先生。 　　杨子厚先生非常客气，已经为我预备好了房间，是在楼上朝南的，窗外有一个大的阳台，面对长江南岸群山，环境很好，我家隔壁的小间是王德懋先生，中间是李维琛先生的房间。前面朝北靠马路的楼上一大间还空着，等待其他同事的到来。 　　江西裕民银行重庆办事处主任杨子厚先生是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经济硕士，北京燕京大学毕业，他在任江西裕民银行重庆办事处主任的同时仍兼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纂，每月在中央银行拿着几百元一月的干薪，一个星期去个几次就可以了。杨先生的家住在歌乐山中央银行宿舍里，每星期六下午中央银行有汽车来接，直放歌乐山。不久杨先生的夫人从歌乐山搬到裕民银行来，住在二层楼的大房间里。杨太太是个小个子，三十多岁，精明能干，两只眼睛总是带着微笑，为人热情。杨太太没有孩子，他们很想要个孩子，但是医生也查不出原因。她很喜欢兔兔、蛟蛟，因此和翠华相处得很好。 　　杨先生是孔祥熙的人，关系密切，很得孔的信任，他称孔为“老先生”，经常出入孔门。但是杨先生为人耿直，不善趋炎附势，有正义感，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很不赞成，特别对国民党政治腐败，内部勾心斗角深恶痛绝。 　　行里后来又来了副主任，带着太太和两个孩子，年纪很轻，他是江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曹浩森，1884—1952，字明魏，号浩笙，江西都昌周溪乡牌楼人，1909年赴日攻读陆军专业，辛亥革命后回国，1925年先后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参谋处长、参谋长。1926被任命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1931年1月任军政部常务次长，兼陆军署署长。1941年任江西省政府主席，1946年就任国民党中央监察院委员、东南行政指挥部主任等职。1948年以陆军上将军衔退役，1952年2月5日病逝于台北）的公子。曹副主任原是美术学校毕业，到银行来工作也只是在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之前的临时过渡，所以没有几个月他就离开了。 　　随着杨子厚先生一起来的李维琛先生是江西鄱阳人，在行里负责营业。虽然省银行业务只限于单纯汇兑业务，而且都是客户自动上门办理的，但也要知道金融市场的情况，熟悉行情，消息灵通，这就需要合适的人来担任营业外勤，这点是很重要的。李维琛头子很活络，熟人也多，做事能干，善于交际，他还能讲好几种方言，有时还要夹杂几句英文。李对人也很热情，但省银行的业务范围受限，因此发挥不出特长。 　　他每天要跑市场去交易所，打听金银外汇行情，比期利率升降等等，但多数还是为他自己或者替别人办理一些私人的外汇买卖和放拆息（拆息，以天为时间单位计算利率，习惯叫“拆息”，金融市场上经纪人等相互短期拆借款项的利息，通常较放款利息为低）活动。重庆的金融市场（交易所）在陕西路钱庄业公会里，这些营业外勤都是在袖筒里做功夫，讨价还价的。这些人都穿着长衫，袖子筒宽大，双方买进卖出都在袖筒里捏着手。所以外行很难得到真实的行情。 　　李维琛原在“工合”工作，后来又在周雍能先生的炼油厂工作，与厂里的一位女同事谈了多年的朋友，大家都说他们快要结婚了。但是后来李认得了另一位女友，算是一见钟情，最后结了婚。我们大家都认为那位小姐无论是品貌还是学问，都不及原来的朋友。爱情这东西真的很怪，不以人得意志为转移的。 　　担任出纳的王德懋先生是山东人，据说王在“工协”也是出纳，是杨子厚的同乡。他的工作很仔细，为人也很热情，但有时因为过分地细心而被北方人说“心眼多”，往往工作上简单的事情会弄得很复杂，引起同事之间许多不必要的猜疑和意见。 　　行里担任总务工作的是李佩文先生，还有一位姓毕的打打杂差。后来又进来姓李的姐弟二人，那女的经常请假不上班，那时行里也没有请假制度，来不来上班也不影响工作，据说他们是省主席曹浩森的亲戚。反正行里是因人设事，不怕人多。还有杨熙逢先生，是总经理的亲戚，抗战一胜利，马上就回江西安排工作了。杨子厚先生对这些人都秉承总行的意见办，至于具体做什么工作，总是叫我安排。我是三个人的工作六个人来做，大家分担一点，这样一天的事情两个钟头就可以做完了。 　　重庆银行的房子，坐落在打铁街南边，打铁街是东西向的，银行坐南朝北一开间门面，里面是两开间，主任室、会客室都是朝南的。因为依着山体而建，所以房子从外面（北面）看是上下两层，后面（南面）看实际是四层，沿马路是上面两层，后面朝南还有下两层。沿马路两层一层有营业间、饭厅、会客室、主任室之外，主任室后面还有一间客房，后来曹副主任一家居住，楼上是我们家和同事的宿舍。后面下二层，上一层是杨主任的书房和卧室，底层是厨房厕所和工友的卧室。这是重庆房屋的的特点，前半段是沿马路，后半段依山崖而建，所以有前两层、后两层，前面看两层，后面看四层。我们银行里面还有一个防空洞，整个一条打铁街马路下面就是重庆的大隧道大防空洞。 　　由打铁街向东，沿正中路直到朝天门，这条路是下坡路，打铁街以上大梁子青年会是上坡路。南北向的打铜街和民族路相衔接，最下面一条路是林森路和陕西路相衔接，就是这一块地区集中了重庆大小银行、钱庄、银号、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一百多家。打铁街直至朝天门，这里有重庆最高的大楼“川盐”、“美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的大厦，打铜街有交通银行的大厦，有中央银行业务局，中央信托局就在我们脚下的道门口。重庆银行界公共活动会场“银社”也在那里。川帮除了“美丰”、“川盐”、聚兴城、和成四家大银行之外，其余的钱庄银号也差不多都是四川帮开的。大家都叫这个地区为“银行区”。 　　犹如华尔街的神经伸向全世界，重庆“银行区”的神经也连系着华尔街，还通向全国尚未沦陷的地区，实际也影响着敌占区的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区。除了中中交农和小四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和各商业银行钱庄之外，“银行区”的另一大特点是各省的地方银行都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这是战时首都的新事物。这些省行对外称“办事处”，实际主任的权力比分行经理还大，有的等于各省在首都的政府办事处，除了接受本省的业务委托，什么生意都做，同时还起着通讯网络的作用，特别对国民政府军事财政金融方面的变化，随时与本省沟通联络。当时湖南省银行在重庆办事处的人员就特别多，河南省银行的办事处设在林森路上，气派也很大。原来河南省行的后台是原河南省政府主席、现任重庆卫戍司令的刘峙，所以业务也做的特别大。我江西裕民银行以前的同事黄绍棣君，就在河南省行，黄君和我在江西遂川办事处时的代主任王名宽有亲戚关系，他说起刘峙开口“敝亲戚”闭口“敝亲戚”，后来才明白，他和刘峙有裙带关系。 　　江西省银行在重庆的业务，主要是沟通本省汇款，为本省旅渝同乡服务，畅通汇路，办理赡家汇款。如江西旅渝人士和家乡隔绝，汇款不通，中央、中国等四行只有在点线设行，而且又不肯一般汇款，邮政局也时停时汇，特别遇到交通受阻、寸头调拨不灵时，更是如此。而省银行的总行在本省当地，有充足的资金，可以充分接受省外的汇款业务。因此财政部准许在重庆成立各省银行的分支机构，但有限制，只准经营省际汇兑，不准经营存款放款业务。所以，我们重庆办事处的业务就很简单，每天就是办理汇出汇款，汇到江西去的，或是从江西汇来的应解汇款。我们把汇款所收的资金（一般汇出多于汇入）都存入中央银行。由于业务简单，账务处理也少，每天只动用几个会计科目，如汇出汇款、应解汇款、同行往来、联行往来、暂收、暂付和手续费，以及各项开支、房屋器具等等。 　　财政部虽然规定各省行不能做存放款，但实际情况是，吸收存款根本不需要，我们有的是资金，放款不能做，但以同业往来名义做拆放还是可以的。因此办事处用拆放的办法，收得较大的利率，在年终结算时，所获利润是很可观的。

原文1983年 发表于胡守礼回忆录  浏览：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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