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转机 　　 　　我在家和孩子们“奈何”了几天后又匆匆和翠华孩子们告别，乘车返回赣州，至今还有在过遂川时碰到稽核股张行权这一闪的印象。回到赣州，宿舍里多了一位姓张的同事，四十多岁，背部微屈，是鄱阳人。交谈之后知道他原来在泰和钨砂事务所叶紫青那里工作，因为和该所的出纳老吴大家都是熟人，所以谈得很投机。张君和总行高秘书有交情，进总行工作就是有这点关系，分配到秘书视察督导室工作，这也算一个机要部门，但彼此熟悉了就什么话都说。 　　一次他说起外县行处的工作，说那里人头熟，发财机会多，他对我说：你在泰和也不错啊。我回答他，在泰和发财的人是有的，但是我没有发财，我是做会计工作的，不直接对外发生关系；从一个分行来说，有经理有营业主任，有他们在外面交际联络，做生意都不要自己出面；如果会计和经理、营业勾结起来，或许也可以分得一点残羹余渣；但是我和他们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否则我也不会到总行来了。边上的吕道绶也插进来说起包旭初和刘鸿先的事，说他们自己做生意，套取银行的资金，发国难财，他们的生活阔绰，在泰和哪个不知哪个不晓。我们３人一个房间，每天晚上总是漫谈解寂，时间长了也是无话不谈，他对泰和行的情况也已很了解了。 　　一次张君对我们传出消息，说是泰和的刘鸿先要调总行。刘和接替我工作的廖为了一个女同事争风吃醋早已传遍总行，加之包刘两人的作为也总有风声传出，所以人事股调刘到总行间接也是对包的警告。不久刘鸿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对总行人事股说说，希望报到日期再延缓一些时间，我想一定是总行有了限期报到的催促。我就找人事股王兴中股长转告刘的意思。王兴中一听大为不满，要我告诉他，若是拖延，后果由他自己负责。我去信告知“克日来总行报到，勿再延误”。不久刘鸿先来到总行，他不能做会计，出纳科也不需要，最后被分配到总务科做做杂事。 　　而我在与王兴中股长谈刘鸿先的事情的二天，再去找了王股长，我开门见山说：“昨天听了你的谈话，王股长对泰和分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是对我个人的情况未必了解吧？我要当面向王股长报告！”不料他很客气地说：泰和分行的情况过去知道一些，现在完全清楚了，以后有机会还是要调你出去的！他一客气我倒不好意思说了，想想以后有机会再谈吧。其实这本来是一个机会，他既对我了解，我应该把泰和行的真实情况如实反映。事后我觉得自己也太老实了，也可说是无用之辈，自己只有一股戆劲得罪人，而不会肚子里做功夫，对自己委曲求全，对别人忠恕厚道，这是我最大的弱点。像我对吴淑芷家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因婢女的事迁怒于我，对我凶蛮无理，而我还是诚挚对人，后来我到重庆，了解他儿子的情况后，还特地写信告诉他娘舅，要多关心他。这是后话了。 　　我到赣州后早晨补习英文，中午休息时间在公园复习，还都碰到了高秘书和王兴中股长，高秘书本就对我一直很关心，加上张君住进了我们的宿舍一个房间，所以就有了一种熟悉的感觉，后来张君的家属由泰和来到赣州，他们租了房子后，一定要请我去吃饭，高秘书和王股长也去了。 　　中秋节回泰和，赣州的广柑还没有上市。赣州的广柑皮薄汁多。甜而不酸，而且价钱非常便宜，我几乎每天要买来吃的。记得一竹篓上十斤才二三块钱，我买了两竹篓，一竹篓带到家里，一竹篓送给了泰和行里的同事，是托何人带至泰和的记不清楚了。第一次回泰和的时候还在赣州买了板鸭和腐竹送至邵德先生的家里，那时他还没有发表为衡阳分行副经理之职。 　　在赣州我还生了一次病，没有上班，同事朱泽厚、江国楷还来看我，没两天我就撑着去上班了。因为生了病在宿舍没有饭吃，要吃饭生病也只好上班。 　　 　　“即回总行” 　　 　　转眼到了1944年元旦,1943年对我来说是倒霉的一年，运气不好，不顺心的事接踵而来，但我往往自我安慰，“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虽然受到暂时的挫折，却因此得到补偿，从我的经历来看，屡次得验。 　　总行的决算工作并不忙，各行处上报的决算表还没有送来，我是闲着没事。阴历年就在眼前，我又要想着回家过年的事情，又几个月没有看到两个孩子了，心里想念。同屋的吕道绶也要回宜春看望李惠英，他们结婚后李的身体一直不好，在宜春老家休养。于是我们二人同回，吕道绶提议坐船回家，水路走费用节省又可看看赣江两岸风光，从赣州到泰和船票只要一元多比汽车便宜多了，就是船要两天才到泰和。反正慢一点也无所谓，我就和吕君同行。在北门船码头上了赣江小火轮，那里正是章贡二水的汇合处，轮船顺水而下，坐着看两岸风景倒是比坐长途汽车有趣，轮船早晨从赣州开出，傍晚到达万安，赣州到万安一段，江中多险滩，叫十八滩十九滩的，但没人指点我们也搞不清楚。小火轮在万安过夜，我们就在万安街上吃了晚饭，去了银行万安办事处，主任陶端樾不在，其他无一熟人。我们在万安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黎明再上船前行，下午3点到达泰和南门外码头，全程三百余里走了二十多个钟头。我算到家了，而吕道绶还要坐两天小火轮，再坐汽车到宜春。 　　在码头请了一个挑夫送我回家，因为我带了许多吃的东西，准备好好在家和翠华和孩子们过一个愉快的春节。回到家里孩子们欢跃不已，翠华也忙着过春节烧煮。翠华养的两头猪都到了膘肥肉厚的壮年时期，养了8个月，够翠华幸苦的了。我们准备一头猪卖掉，一头猪宰了自己吃，也可以分给大家吃。据说自己宰的猪，肉比外面买的好吃。离除夕还有四五天，就在这时突然接到视察督导室的张君来信要我“立即回总行，总经理约见，有新任务，切勿有误”。 　　我一看新年无法在家过了，和家里商量，原定除夕宰猪，现在我要走只得提前宰杀。泰和分行管仓库的老甘是屠夫出身，杀猪老手，翠华烧好热水，准备好木桶木盆，老甘把猪的四蹄捆起来，那猪脾气可倔了，嗷嗷直叫，老甘手起一刀，血就咕咕地流到盆里。就在这时，不知是谁“噼噼啪啪”放起了鞭炮，这是告诉人家，有人杀猪了！这是泰和的风俗。这风声一放就放出事情来了，不多久就有人敲门，说要找胡守礼。回答说胡守礼不在，敲门的人消息真灵通，说“胡守礼从赣州回来了！”原来是收税的人来了，鞭炮一放就知道有人在杀猪，这是好事者在通风报信，想捞一点好处。据说宰一头猪要缴纳三四元的屠宰税，还要一副猪下水（内脏），否则就是“私宰”，交了税还要罚款。老甘在听到有人敲门的时候，早把猪猡一抱搬进了银行仓库，木桶木盆也搬进了仓库，仓库的门在外面一锁，小院子里用水一冲，扫把一扫，一点痕迹也没有。我从仓库后门出去，看到两张熟面孔，是县政府的收税人员在“包公馆”门口问胡守礼，我出去，他们也不认识我。那两个收税人是空手而归。 　　我急于回总行，就到省建设厅江西贸易总公司找总经理黄兆孚，说我有急事要回总行，要求搭公司的便车。贸易公司本就是裕民银行投资的，总经理也是总行派的，原想自己人总好说话，不料黄兆孚面孔一板，生硬地回答“没有汽车！”再不说第二句话。我很生气，回头就走。听说中国银行有车去赣州，我就去中国银行找到夏承郁经理，张冠洲也在，我把情况一说，夏经理一口答应：“搭我们的车子去！”半年后我在重庆，那位黄兆孚总经理在“源源长银行”毛经理的陪同下到行里找杨子厚先生，毛经理向我介绍这是黄总经理，我说“早相识了！”黄兆孚一副尴尬面孔，不好意思。所以做人不能太绝，总要留有余地与人为善好。 　　除夕前三天早晨我就要走了，翠华把猪的肝心肺烧了一锅汤，其味之鲜无与伦比，我第一次尝到如此好滋味，连吃了两大碗。到中国银行搭车，张冠洲先生在招呼大家，搭车的人很多，东西也多，大概都是急于赶回家过年度岁的，只有我正相反，是为工作赶回去的，所以没有带东西。车子的两边长凳上坐人，中间堆放行李，堆得高高的。车子在公路上上坡下坡颠簸起伏，中间堆放的行李物品时时要跌落下来。车到遂川抛起锚来，幸亏修好又开了起来。遂川到赣州都是山路，车也颠得更凶，人是一会儿蹿上一会儿蹿下，很多人都吐了。车过黄土关又抛锚了，这里的公路多是深涧边山腰中凿石穿崖而过，土路的质量也不好，乘车者下瞰深涧上仰危崖，无不揣揣不安。看着司机在车头一会儿螺丝刀一会儿老虎钳一会儿扳手，我们看着着急无法助以一臂之力。冬天苦短，太阳已开始西斜了，抛锚地正是靠崖的半山腰，周围没有村落，远远地山坳间有人家，升起了袅袅炊烟，前山后山，我们被困在万山之中了。夜幕降临，吹来的山风有彻骨的寒意，大家都担心起来，修不好怎么办？六点多了，引擎终于发动起来，又上路了。远近山村有点点灯火时隐时现，车子到了赣州城郊渡河又等了好久，到王阳明路已是午夜11点了。 　　想去江东庙银行宿舍太远，又是深夜，决定到中国旅行社去借宿一夜。幸好旅行社大门未关，敲开了办公室的门，孙以云已经回家了，是小李当班，把他从床上叫起来，他给我开了一间客房。第二天起来，孙以云已经来上班了，我把遂川买的一篓金柑子送给他们。 　　 　　史总约见 　　 　　9点钟到旅行社隔壁的银行上班，大家一见我感到奇怪，不是回泰和去过年了吗，怎么除夕到了又回来了？我也不知所以，只好说有事。张君知道我回来了，要我小除夕去他家吃饭。我带了礼物上门，高秘书王股长也去了，他们见到我说：“总经理要找你谈话，来了就好。”我想他们把我推荐上去了，大概两个月前王股长曾透漏过，还要用我的。第二天是大除夕，孙以云叫我去吃饭，他爱人烧了许多菜，孙以云的女孩也在，在我记忆里没有刘鸿先，可能已经回泰和去过年了，否则他也应该去的。 　　春节第一天，我和行里许多同事到总经理家里去拜年，我怎么会去的，已经记不起来了，总经理和太太亲自招待，桌上摆了许多剥好的粽子，一定要大家吃，我们每人吃了一只。总之那天去的人很多，都是会计科的，我跟着大家又到其他同事家里去了，去了哪几家没有印象了，但没有到科长胡国宾家里去，他住哪里也不知道。还有几天休息日是怎么过的记不清楚了。 　　春节过后到会计科上班，天气凉了以后我们一直在楼上办公了，这时候总经理的勤务员来找我请我去。大家都用很惊异的眼光看着我，我知道总经理找我总是有要紧的事，到底是什么事我也在猜想。到了总经理室，史世珍很客气地要我坐。问我到总行的情况和泰和时的一些情况。我知道这是客套，也是对我好感，如果真要了解泰和的情况，我调到总行时就该问我了。通过半年的考察，大概发觉我并不像诬陷者所告的情况，因此又想到我了，更主要的还是高秘书和王股长推荐反映起作用了。在旧社会，仅仅靠勤勤恳恳恪尽职守努力工作是不够的，在某种情况下反而会遭到别人的非议，所以一定要有靠山。当然高秘书王股长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是靠山，不过是在了解了真实情况后，表示出一种真正的关心，这在旧社会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深为感激的。史世珍总经理问过情况后，表示对我要重用，但是如何重用，却没有下文，史世珍不再说下去，弄得我倒有点七上八下的。 　　我回到科里照常上班工作，隔了几天，勤务员又来请我去，我一去史总经理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裕民银行在重庆要开办驻首都办事处，主任一职在重庆物色人选，总行派一名会计去，只派你一人去，担任重庆办事处的会计专职，其他所有人员由主任在重庆就近任用。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新开办行处要带许多东西，如账簿、表报、传票，各种业务凭证印章账册都很重。史世珍说，一切旅途费用实报实销。我实在担心家里，家在泰和还有两个孩子，在江西又举目无亲，若是同行，旅费、托运费经济负担也实在太重。总经理考虑了一下说，补助5000元（那时重庆的黄金储蓄15000元一两）。5000元肯定是不够的，但到底要多少我心里也没数。我就这样答应下来，总经理要我尽快动身。我说回到泰和要处理家务，要卖掉家里的一些东西，也要买进一些东西，要做一些大人小孩的衣服，需要时间。史世珍答应给我半个月的假期做准备。我也难以预测要花去多少钱，要有多少时间准备，一切只能答应了再说。 　　 　　“流放”重庆 　　 　　回到科里。大家都来问讯，我就如实相告。听到要去重庆，有人惊叫起来“重庆！”同事们的态度有两种含义，一是因为在当时重庆是战时首都，地位重要，去重庆工作也是一种荣耀，而且总行只指派我一个人去，也表示总行对我的信任和倚重；而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忧虑，路这么远，关山阻隔，险道重重，所谓路茫茫雾茫茫前景未明。检查股的徐股长说：我看总经理茶房两次来请你去，就轧出苗头，一定是要你到重庆去，因为重庆开设银行早已传说，就是没有人派去。 　　一忽儿消息传遍了总行各个部门，大家见了我都要讲几句祝贺的话。其实从职务上来说我原本就是泰和分行的会计主任，现在到重庆办事处去不过是个“会计员”，降了一级；只是从重要性上来说，驻首都办事处代表着总行，主任和会计员分别是分行经理和主任的待遇。对我来说我倒不在乎职位的高低，也不再乎权力的大小，而只是希望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有有所改善，以实惠感对待，仅此而已。检查股的徐股长和同事们特别高兴，要设宴为我践行，我一再恳辞心领，他们说这是“罗汉请观音”，以后到重庆“观音请罗汉”就是你的事了。总账股的同事也设宴欢送，高秘书和王股长在一家粤菜馆为我送行，深感情谊，感激不尽。我在那几天几乎天天被请，个别同事还邀我到家里做客，实在过意不去。到总行半年，受大家关顾，想想自己既没有德能又没有做出工作成绩，只是有点不愿趋炎附势的怪癖而已。 　　王兴中股长告诉我，重庆办事处主任杨学坤 [杨子厚，山东人，燕京大学毕业，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经济学硕士，1939至1943年先后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会计室主任、财务处负责人，1949年后去台湾。]是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专家，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对经济学造诣很深，为人诚恳厚道。我深感为有这样一位学者长辈同事而高兴。但王股长又告诉我“杨主任是总经理的妹夫”，这一句话印象很深，心里有数又有点不安。 　　我办好工作交接后就开始做去重庆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账册报表印章凭证文具用品，凡是能带的都带上一点，有的有了样张，到重庆再去印刷，像汇款委托书一类。我买了两只皮箱装这些物品，又买了大小两只皮包。许多热心的同事做参谋，说重庆东西贵得吓人，一定要多买一点，衣服也要多做一点或者买现成的，在重庆做衣服工钱都付不起。我买了小孩的皮鞋，买了毛巾肥皂牙刷牙膏手帕袜子，只要能想起来的。有人告诉我龙南拍卖行的东西便宜，我就写信给同学项斯，托他在龙南买女式大衣和其他合适的衣料。没几天项斯就把衣服给我捎来了，我也不管质地好劣马上汇钱给他。 　　物质准备之外，精神准备也很重要。当年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困难，在尖山我和翠华深夜黑暗中爬火车，在汤溪铁路受阻在荒野中等车，都没有考虑困难；在我调离泰和离家到赣州，家里丢下翠华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4岁一个不到2岁，也是硬着头皮顶着逆风我都过来了。有人说去重庆路途遥远，走几个月走多长时间谁也说不定，我想在路上一家四口只要不生病就不怕！千百年来都有蜀道之难的感叹，但现在总不像李白那时代“难于上青天”吧，如何难不还是有人在去吗。所以我对各种说法一概不去管它，只做好自己的准备，只要把困难想的多一些，准备就充分。我想只要有车通行，中国旅行社总可以买到车票，我和孙以云商量，孙以云给了我极大的支持，他以“赣州中国旅行社”的名义开了大量的介绍信，衡阳、柳州、宜山、金城江、都匀、贵阳、桐梓，帮我解决沿途住宿交通车票问题。虽不至于一帖就灵，至少可解燃眉之急。重庆米珠（方言念“巨”）薪贵，很多同事还怕我在重庆“落难”做“瘪三”，写了许多信，史总经理给杨主任的信这是公事公办，王兴中股长给杨主任写信这是请予关照，高秘书写信把我介绍给了周雍能 （1893—1986，字静齐、敬中，江西鄱阳人，1915年加人中华革命党，1923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办公室秘书，湘军第八路司令，再改派为赣军警备司令。1927年先后任江西省政府财政厅长、南京市财政局局长、安徽省财政厅厅长、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36年后任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45年11月任财政部秘书，1947年后被聘为宪政实施促进会常务委员、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立法委员等。后去台湾任“预算委员会”及“交通委员会”召集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先生，周先生过去在上海市政府任秘书长，与俞鸿钧关系密切，抗战胜利后俞任财政部长，周为财政部秘书长。这封信的分量不轻；高秘书还有一封是给中央信托局某某的。我到重庆是裕民银行公派去工作的，这些介绍信究竟有什么作用，我也根本没有想到去利用，一句话，唯一要紧的就是老老老实实做事。但是写信者对于我的关切和照顾我是一直铭记在心。 　　我一面在赣州做准备工作，一面写信给翠华，告知总经理的谈话情况和将赴重庆任职的事，一旦公务准备妥善即回泰和。 　　1944年春节过后兔儿叫名6岁（实足才4岁多），翠华已给她在泰和第一中心小学报名读书了。上学时妈妈送，放学时妈妈接，那时候读书没有年龄限制，只要小孩肯读。兔儿人虽小但读书很用功，回到家里还要照顾弟弟，帮妈妈做事，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 　　在赣州半年，回顾往事不禁愕然，当初若无人谗言，不至于调职，而仍安然于原位，更不会有这次更大的“流放”了。反之，如自己能趋炎附势相互勾结，或视若无睹各行其是，或也能苟延一时，偏安于泰和。但此非我之所能取也。所以有时想想人生的变化，倒是很有趣的。

原文1983年 发表于胡守礼回忆录  浏览：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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