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永熙同志逝世已一年了，但他和我在1945至1946年时期共同战斗的往事，至今仍活脱脱地留在心坎里，怀念深切，是永远难以淡忘的。 　　“民青一支”特聘组织干事 　　1945年4月中旬末某天下午，我的好友、当时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骨干、西南联大哲学系四年级学生邓艾民（皖南事变前原联大进步社团群社成员）约我同他到茶馆喝茶聊天，向我介绍了袁永熙的情况。他说：“在皖南事变前，袁永熙在联大很活跃，支持帮助群社开展活动。我知道他是党员，只是心照不宣罢了。皖南事变后，他撤离了学校，去年复了学，估计他还有党的组织关系。今年初，他从我（指邓自己）这里得知‘民青’的性质和组建情况后，曾表示了怀疑态度，认为建立像‘民青’这样跨院校的秘密组织，很不合时宜。但他现在的态度已完全改变了，反而认为随着昆明民主进步运动日益深入扩大，光靠进步骨干个别串联和松散的社团、读书会等组织去推动工作，是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的。在新形势下，建立像‘民先’、‘民青’这样的先进青年组织，实在太重要了。 　　袁永熙充分肯定了‘民青’半年来的活动，表示他想参加‘民青’的愿望，还想和你见面深谈，交换意见。”我听后非常高兴，感到可能盼来了亲人，有机会直接找到党的关系了。请邓转告袁永熙，说我很乐意和他当面深谈，听听他对“民青”工作和开展昆明学生运动的意见。 　　大约过了七八天，我如约到袁永熙住处会面，刚刚坐下寒暄了几句，就很快地像老朋友似地谈开了。我俩对形势的看法，对如何开展昆明学生运动的意见，基本上认识一致，越谈越热乎，直到晚六时多才握手告别。这次，我还向他简要地介绍了“民青”的章程和活动，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民青”、民盟参与策划，由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盛大的“五·四”纪念周的活动计划，他听得非常仔细认真，流露出十分关注的心情。 　　5月上旬，袁永熙正式参加了“民青”组织，从此，党的意见通过他带给了我们，这对“民青”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5月中旬，中共云南省工委（以下简称云南省省工委或省工委）在郑伯克领导下，决定大力发展“民青”组织，把她建设成为党领导城市群众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的核心。按照省工委的指示精神，李曦沐（李晓）以老进步骨干代表的身份约我在天洋中学会谈，着重商谈了昆明学生运动和扩大“民青”组织的问题。他提出，为了贯彻秘密工作原则，防止敌人的破坏，建议将原来的“民青”改称“民青一支”，和他们早有联系的进步同学（实为和地方党组织有直接间接联系的进步同学）60多人参加的“民青”，定为“民青二支”。两支“民青”都在昆明各大、中学和职业青年中平行发展组织，下面不发生横的联系，上面“民青”一、二支负责人定期碰头，共商昆明学生运动、同民盟的关系和互相配合工作等问题。从近一年斗争实践和这次会谈中，我意识到这不只是李曦沐个人的意见，而很可能是党领导的指示，当即表示完全赞成。6月，袁永熙向我、王汉斌表露了党员身份。7月初，“民青一支”召开代表大会，总结了工作，修改了章程，选举洪德铭（洪季凯）、王汉斌、严振（谭正儒）为执委会委员，王炽生（邓识生）、徐克权为候补委员，推选我为主任委员和“民青”一、二支联系负责人，仍兼联系民盟的“民青”代表，袁永熙被特聘为组织干事，参加了“民青一支”的领导核心。稍后，王汉斌通过老关系，到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昆明爱国民主运动和“民青”的情况，得到了南方局的充分肯定。组织部长钱瑛交待：在昆明，“民青”可通过袁永熙直接得到云南省工委的领导。这样，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就通过袁永熙和马识途（马千禾）直接领导了“民青”一、二支的工作。从这时起，袁永熙和洪德铭、王汉斌每周碰头一次，学习“七大”文件和省工委指示，研究“民青”工作。有时，他还以特聘组织干事身份参加“民青一支”执委会议和干部会议。在会上，他常用谈个人体会的口气，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和省工委的指示。抗战胜利后，特别是蒋介石用武力赶走龙云后，他对新形势下如何在昆明开展民主进步活动，加强群众工作和“民青”自身建设等问题提出不少很有见解的意见，对“民青”的工作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民青一支”的一些骨干对袁永熙反映很好：“这位特聘组织干事发言有水平，肯定是中共地下党干部，我们要保护他，尊重他的意见。”从这里，也正反映了“民青”盟员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信任，使我深受感动。 　　“一二·一”运动中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在郑伯克的直接领导下，袁永熙作为西南联大第一党支部书记，依靠“民青”一、二支密切合作，通过昆明市大、中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中“民青”的组织作用，参与了1945年“一二·一”运动全过程的组织领导工作，是运动中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在一些关键时刻，发挥了显著作用。 　　11月 26日下午二时，联大工学院代表认为全校代表大会通过的“罢课宣言”中政治主张第二条“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立即撤退驻华美军”只提撤退美军，不提撤退苏军，不够公道，提出修改意见；否则，他们将考虑退出罢课。反动分子抓住这个空隙，立即以所谓“无党无派”的名义，发起修改宣言的签名活动，不少中间同学上当受骗，相继参加签名，到夜晚，联大文、理、法学院签名者达到三院同学1／3左右。袁永熙得知情况后，同“民青一支”执委和校“罢委会’主席王瑞沅（“民青”一支骨干）开会分析研究，决定通过“民青”、“罢委会”系统发动群众讨论，广泛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到28日前后，尚未达到预期效果。下午，我和“民青二支”负责人许乃炯会商后，认为要进一步团结广大中间同学，就应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他们的感情和意见，经过“民青”反复研究后，决定将原条文修改为“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美国政府应立即撤退驻华美军。”袁永熙听了我的汇报后，他当机立断，表示坚决赞成，并负责向郑伯克汇报，请省工委批准“民青”的决定。王瑞沅随即将修改意见复写在纸上，请代表们传阅审查。签名同意的代表达71人（占全校代表2／3），傍晚，校“罢委会”召开全校临时代表大会，作出了修改决议。工学院接到上项决议后，全院学生大会以只有5票反对，几乎全体一致地通过了拥护校代表大会的修改决议和服从校“罢委会”、市“罢联”领导的声明。原来签名的同学也纷纷宣布撤销自己的签名。反动分子策划这场分裂活动遂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一二·一”惨案当天下午，袁永熙向“民青一支”执委会详细传达了省工委关于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团结同盟者，集中一切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开展猛烈反攻的决定。我和“民青二支”许乃炯会商后，通过“罢联”作出了贯彻省工委指示的行动部署。当晚，我向闻一多、吴晗介绍了党的领导关于坚持、扩大斗争的方针和“民青”、“罢联”的部署。他俩深表赞同，保证民盟全力配合，一致行动。我和闻、吴商定从12月1日起实行每天碰头一次的制度，互通情况，共商如何配合行动。有一次，袁永熙以“民青”身份，同我一起参加碰头会，他发表的意见，深受闻一多欣赏，闻曾悄悄地对我说：袁永熙发言有见解，大概是有来头的吧！ 　　12月中旬，省工委分析研究了国内形势新变化和昆明运动的新情况后，为了贯彻有理有利有节方针，作出了修改个别过高的复课条件，转换斗方式，实行“停灵复课”的决定。16日，袁永熙向“民青一支”执委会作了详细传达后，我和“民青二支”许乃炯（他已得知省工委的决定）共商了。“民青”和“罢联”系统中如何贯彻执行的意见，分头和在“罢联”中担任常委委员与各部门负责人的“民青”同志进行了研究，大家一致拥护党的决定， 　　经过民主程序，由“罢联”制定行动计划。17日我向闻一多、吴晗介绍了党的领导关于“停灵复课”的斗争策略和“民青”、“罢联”的部署，他俩表示赞成，保证民盟一定做好配合工作。当时，闻先生向我谈了梅贻琦校长和傅斯年态度不同的情况，认为只要“罢委会”有复课的倾向，是可以把梅贻琦争取过来的。我立即将情况详告了袁永熙，他随后向郑伯克作了汇报，郑当即指定袁和我代表“民青”正式请闻一多做争取梅贻琦的工作，他欣然接受了。18日下午，联大学生代表大会原则上通过了修改个别复课条件的决定。当晚，闻一多带着这个信息以老清华的关系和梅贻琦恳谈了近4个小时，终于使这位有正义感的教育家打消了顾虑，转而采取了支持学生的态度，表示愿意和政府当局进行交涉。20日，昆明市学生代表大会修改公布了五项复课条件，对梅贻琦很有触动，他主动和云大校长熊庆来商定后，于24日上午，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介绍“一二·一”惨案真相，严厉谴责原云南省当局罪责难逃，“应受应有之处分”的谈话。下午，云南省党政军新领导人宣布接受学生所提的复课条件。25日，“罢联”发表了“停灵复课宣言”，重申了昆明三万学生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严正立场。“一二·－”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巨大胜利。袁永熙作为运动中的一个领导人是付出了全部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作风细致的组织工作者 　　1946年2月下旬，云南省工委对联大第一党支部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指定我接替袁永熙任支部书记，王汉斌、萧松、严振任支部委员，袁受省工委之托联系、指导这个支部的工作。到6月底，支部共有党员30人，其中联大学生25人，云大学生1人，工人党员4人。除工人党员由萧松联系，直接归袁永熙领导外，所有学生党员均由王汉斌、严振和我分工联系。由于当时昆明学联主席、联大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吴显钺是联大第一党支部成员，他参加竞选和担任昆明学联主席都是以“民青”面貌出现的。因此，在1946年上半年的昆明群众运动中，只有“民青一支”和“民青二支”密切合作，搞好了“民青”、学联、民盟之间的协调工作，才能保证实现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在这个情况下，袁永熙和我作了明确分工，我主要抓“民青”工作和群众运动，他除了总抓外，着重抓了内部组织工作。 　　党支部30名党员中，在3—6月期间入党的新党员共23人，都是经过袁永熙逐个严格审查后，报上级批准的。与此同时，他还抓了党组织和“民青一支”、“工盟”的思想建设工作，要求党员认真学习“七大”文件、《新华日报》重要文章和省工委的重要指示，强调提高党员和盟员的思想、政策水平，学习如何在新的复杂形势下深入地开展群众工作，同志们都感到很有收获。 　　西南联大于1946年5月结束，6月开始分批北上。据此，在袁永熙主持下，由党支部委员会和“民青一支”执委会分别对党员、盟员的去向进行多次研究，并由他亲自作出了具体安排。 　　联大复原北上后，袁永熙回到了北平。不久，担任了原南方局（含南京局、上海局）系统平津地下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我进北大几个月后，袁从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系统得知我因跛脚特征列入了北平特务机关的黑名单，只是把洪季凯搞成洪秀凯。因此，他叮嘱我一个人不在校外活动，在校内只管党组织和“民青”工作，不参加公开的群众性活动，待报上级决定后再定行止。12月底，我奉调上海搞地下党工作，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北大。和袁永熙握手告别时，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忍不住流下了情谊深厚的热泪。至今回想起来，还仿佛是昨天的事情。 　　袁永熙同志安息吧！你永远活在我和战友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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