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熙同志比我年长十二岁。他在三十年代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工作，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又领导了昆明的“一二·一”反蒋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据解放初在团中央做干部工作的张扬同志说，他查阅过永熙同志的档案，知道在当初，领导上对他在地下党工作中的表现有很好的评价。我内心中一直对他很钦佩。解放后我在团中央初次见到他时，他告诉我，我于1946年秋从上海来北京大学时，地下党的关系就是转到他手上的，是他请侯裕民同志和我谈话了解我的情况的。于是我对他又多了一层亲切感。但我绝不是他无话不说的至交，到后来，我也发觉，他嫌我单纯、幼稚，不可深谈，但是这些都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 　　1955年春夏之交，永熙同志知道我工作很不顺心，便向张扬同志表示，我可以去他那里工作，那时他正在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任上。于是我便去了。是他允许我去的。我报到时，清华组织部门还没有很好研究过我的档案材料。后来我知道，我的档案记载并不好，认为我思想右倾，一贯同情落后。永熙同志告诉我，不论分配什么工作，先好好干着，看今后的表现。我知道档案记录不佳，永熙同志可能会因用人不当，承担一些责任，心里有些不安。 　　不久就发生了反胡风斗争，这引起了清理组织内部的肃反运动。因为我来清华之前曾任上海行政干部学校的班主任，该校党委认为我在那里工作时，曾组织“反党小集团”。他们已把其中的一位成员开除党籍（该同志后来来京申诉，一年后又恢复党籍）。于是我就要在清华做坦白交代并接受批判。但是开过几次批判会后也就无声无息下来，当然也没有做结论。不过，在当时，我觉得这是永熙同志在上面把对我的这场斗争缓解下来了。从此，我知道我在党内已经是个涉嫌的人物，于是更不敢和永熙同志有所来往，以免加害于他。 　　到了1957年，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风，反对党内的官僚、宗派和教条这三种主义。我当时在清华的校刊作些编辑工作，觉得毛泽东同志的整风号召是极英明的。永熙同志对整风也是很积极的。有一次我为报道整风，参加了他主持的一个教授鸣放会，教授们发言踊跃。他们发言的第一部分都是肯定共产党在解放后的一些革命措施，如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等，然后话锋一转，批评上述的三种主义，尤其是常常会涉及1955年肃反运动中的一些令人心寒的现象。在那一次会议结束时，与会者都鼓掌表示一种兴奋心清，永熙同志在会上也随着鼓了掌。在那次会后，清华党委就不再让永熙同志出面主持这一类会议了。但是凭他的聪明他也没有想到，形势已开始转化，要反击右派了。后来永熙同志和我都被划为右派分子。 　　1979年改正了右派身份后，我特意问他，1957年春夏之交，整风形势突变，他怎么和我一样地没有觉察到呢？他说，当时是有一个打招呼的文件，但是没有给他看，而按他的思路也是想不到会有反击右派的。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划右派之后的事。1958年春，清华有四名右派分子被送去京郊南苑劳动，他和我便在这四个人中。那时候他已经年逾四十了，体力不济，但是大家都看得出来，他是努力的，所以村干部和下放干部的领队同志都愿意照顾他。虽然领导上常批评他不暴露思想，却也没发现他有什么可被注意的问题。于是到1962年他就被摘除右派帽子并被分配去河北的南宫中学教书。此后我就长期不能见到他。但是我也偶尔去棉花胡同他十一姊那里探听消息。他十一姊对这位十二弟的同情是溢于言表的。他在南宫中学做过篮球排球裁判，教过语文、英文、地理等课程。周围的人对他颇有好感，于是中学里就有人给永熙同志的前妻陈琏同志报告情况，并征询有关婚姻的意见。因为陈琏同志对此都不答理，所以他们就给永熙同志物色了对象。永熙同志于1965年 11月再度结婚。翌年，“文化大革命”也席卷了南宫县，若不是其新婚夫人积极勇敢地和驻军联系，争取救援，则永熙同志很可能早已在武斗中丧生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有一点松动。在冯文彬和许滌新等同志帮助下，永熙同志得以返回北京，并且安排临时性工作。待清华改正右派身份的工作开始后，永熙同志又把我和另一位曾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介绍到全国人大新成立的法制工作委员会去工作。在此之前，我是清华大学烧浇沥青工人中一名没技术的小工，在此之后我将在人民大会堂里有一张办公桌了。我为此向他道谢，他微笑着却是淡淡地对我说，要紧的是看你今后如何好好工作了。 　　过了一些时候我又去找他，因为我真是有事向他请教。我当初虽然被正式宣告为右派，后来又被正式宣告摘除右派帽子，可是我从来未见到划我为右派的书面结论，更没有按规定在结论上签字。在此之前，我是多次追问过这一正式结论的。在为改正我右派身份和我谈话时，我也追问过此事。当时和我谈话的同志对我说，我最好是向前看，别纠缠往事。我倒也是想着，先改正，先工作。我把这些事和永熙同志说了，并征询他的意见。他听了后慎重地对我说，她说得对，不要再提旧事。要紧的是今后好好地工作。他的话我是深深地记住的。我在重新工作后，自问是勤奋的，我利用我尚能掌握的英语，在中西方法律比较研究这一过去从来不涉猎的领域中努力探索着，终于被提升为正处长。 　　永熙同志在北京经济学院先任代院长，后为院长，在八十年代中期他退居二线，长期任学校顾问。 　　那时候，他已经不必上班了，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看看想想。但是不久，他便有了前列腺癌的嫌疑，又不久就因脑血栓而躺倒。1997年后他有时候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些事情。可是等我到他身边后，他又欲语忘言起来，这便难为他夫人不得不向我表示歉意，我也总是陪着他静坐一阵子，心里觉得他的确是病重难拔了。 　　以前长期和永熙同志一起工作的同志多数都是对永熙同志很关心的。且不说西南联大地下党的一些同志，就是解放初在团中央学生部工作的一些同志也很关心他。在他八十华诞时，钱存学等同志联名赠他一幅贺词，他夫人至今还把这贺词挂在墙上。 　　永熙同志是很能用脑子的，他的实际工作能力也是很强的。熟悉他的人一定会感觉到了，他的聪明才智其实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 　　永熙同志离开人间时，我正在美国探亲，家里人在一次长途电话中通知了我。家里人都认为永熙同志并不是我的同辈知交，所以我也不在他们面前显得十分悲痛。只是在他们都睡下后，我才压抑不住起来。我并没有老泪纵横，我只是想总结一些什么东西，想写一写，虽然我至今还没有总结出什么东西也没有写出什么东西来。 　　在我二十六岁之后，我只在清华大学和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工作过。这两处都因永熙同志的推荐才得以进入。他见到我时，总问我工作得好不好。我知道他还是在保护我，是对我最好的爱护。其实，他对他自己也没有保护得很好。在我有生之年，我总会时时想念他的，想着他是如何爱护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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