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永熙同志离我们远去了，我的心中特别悲痛。我和他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同是右派，同病相怜，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他的身影和音容笑貌时时索绕在我的脑海，令我难忘。 　　1946年3月17日，西南联大等校的学生3万多人，为“一二·一”殉难四烈士出殡后，“一二·一”运动胜利结束。同年5月4日，西南联大也宣布结束，三校师生2000多人北上复校。 　　当时西南联大存在三个中共党支部，都分别直属省工委领导。一支部（即民青一支）有党员21人，领导人是袁永熙和王汉斌；二支部（即民青二支）有党员19人，领导人是我和陈彰远；（两个支部共有民青盟员200人左右）工学院支部，领导人是方复。“一二·一”运动后，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分别为我们总结联大学运和“一二·一”运动的经验，介绍北方的情况。还说，根据上级指示，此次你们去北方是转地不转党，党的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处，一支和二支也不合并，组织上不要打通横的关系，各自按照联大学运的精神独立作战；等等。北上复校时，路过南京周公馆中共办事处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处转组织关系时，钱大姐也作了同样的指示。 　　1946年夏末，到北平后，我分到北大，陈彰远到清华，每周我们碰头一次，商量工作。当时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也很紧张。因为脱离了上级组织，情况不明，只好按照联大时的做法，开展群众运动，发动党员和民青组织的成员组成各社团，开展歌咏、，演剧、美术等活动，又按系级组成班会和学会。在北大因进步同学较多，就先组成历史学会（负责人胡邦定）；大一同学中周魁堂（沙叶）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在大一同学中很有威信，他当选为大一同学会的领导人；社团联合会（负责人孙清标）、女同学会（负责人刘俊英、耿仁荫等），都是党员和进步同学。 　　当时的北大、清华都有南方同学（即原联大的同学）和北方同学（即在抗战时期仍在北平读书的同学）之分。反动派散布谣言，对南方同学说：“北方同学都是伪学生，思想反动。”对北方同学说：“南方同学说你们是伪学生，瞧不起你们。”企图挑拨南北同学关系。生活待遇也有不同，南北同学分别办食堂，南方同学的食堂待遇高，可以吃白馒头，而北方同学的食堂只能吃玉米面窝窝头。反动派企图以此挑起所谓“黄白之争”。我们的对策是主动和北方同学靠拢，一起学习，一起郊游，并出面争取学校增发伙食补贴费，把增发的补贴费都拨给北方同学的食堂，使大家都能吃上白馒头。在清华，南方同学来得比较早，就成立了专门的组织，当新学期开始，北方同学和新同学来校时，南方同学列队站在门口，高喊“南北同学是一家”、“新老同学是一家”等口号，并帮他们提行李，办好食、宿、入 　　学等手续，介绍学校的历史和经验，大家感情非常融洽。不久，在举行各系级学生代表和学生自治会选举中，方复等当选，进步同学占了优势，这为不久后发生的抗暴运动奠定了基础。 　　我在联大时就和袁永熙很熟，他比我年长8岁，又是老革命，我心中把他当做老大哥，但表面上和大家一样，叫他小袁。我知道他是一支的负责人，也知道他就是联大时期群社的领导人之一。我自己曾参加过群社组织的一些活动，如到龙潭街进行抗日宣传等，受到深刻的教育。所以我对群社的人都怀有敬佩之情。我还知道他是从北平来的。估计他可能和北平的地下党组织有联系。当时他和王汉斌已毕业，他在敌伪产业处理局当职员作掩护（该局在原日本驻华大使馆，今正义路北京市政府内）。我曾两次找过他，他知道我是二支的，大家没有“捅破这层薄纸”，即没汀破党的横的关系，但是心照不宣，坦率地交谈情况，商量一、二支如何配合工作。后来又改了地点，约定在沙滩红楼一层楼梯底下晚上见面，然后就携手进入广场（后来称为民主广场）谈事。 　　1946年12月24日圣诞夜发生了美军暴行，我们商量如何发动群众抗议。当时北大、清华已各有几十个壁报社和社团，都掌握在我党员和民青盟员手里，清华的学生自治会已经成立，北大的史学会、大一同学会、女同学会等，纷纷贴出壁报和大字报，强烈抗议美军暴行。12月27日下午召开北大同学大会，决定罢课一天，并通过了（抗议美军暴行告全国同胞书》等，成立“北京大学学生抗议美军筹备会”，负责筹备工作。反动派吓破了胆，29日晚，几辆大卡车和吉普车载着100多名武装暴徒来砸筹备处，殴打筹备处办公室的同学，抓走了一些同学，并撕毁壁报。 　　那几天我和小袁密切联系，商量对策。我现在还记得他告诉我，暴徒们砸完筹备处办公室，回去后大吃冰冻柿子掺奶粉和冰糖葫芦之类，就算庆功，认为学生再也不敢动了。殊不知刚好相反，原来学生们只准备罢课，暴徒们一打，同学们无比激愤，决定游行。一夜之间，北大民主广场和各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和壁报，办公室又有许多人起草和油印传单，许多同学在室内糊小旗，撕被单写抗议美军暴行的横幅，准备游行。清华大学也是这样，当时是罢课还是游行，两种主张正在学生代表大会上激烈辩论，北大被打的消息传来，一致同意：游行！ 　　头几天，小袁同我联系时，多次传达“外边的朋友”（我理解就是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后来才知道，他已经和他的亲戚、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的孙国梁联系上，但还没有打通组织关系）的意见是只能罢课，不要游行，因为北平不比昆明，没有群众基础，如果游行遭到镇压，不会得到市民的支持和响应。我想起经过南京时，钱大姐也有过类似的指示。但是形势发展越来越急，暴徒砸北大以后，北大、清华、燕大、中法等各校学生群情激昂，不游行已是不可能了。于是我们决定，如果群众一定要游行，党和民青就参加进去，起领导作用。12月30日上午，各校学生集会在民主广场，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开始了。最初只有5000多人，沿途不少学生和市民参加，达到了1万多人。游行指挥小组的成员都是联大来的党员和进步同学。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如一声春雷，震撼了中华大地，也是北平学生运动由弱转强的转折点，全国各地参加抗议活动的有50多万人。此后反饥饿、反内战的“五·二O”运动等一浪高过一浪，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配合解放大军的进攻，起到积极作用。 　　1947年，我到了解放区，参加土改，后于1949年3月间随中央青委机关的干部回到解放后的北平，又见到小袁，双方喜悦可想而知，但觉得他眉宇间的英气已大不如初。后来同志们告诉我，他于1947年与陈琏结婚，不久，因受人牵连，遭受敌人逮捕，后被押往南京，被用刑逼供，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更没有暴露党的组织。在狱中关了8个多月后，被岳父陈布雷（陈涟的父亲、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保释出狱。之后，他如实地向组织汇报了在狱中的情况，然而，组织认为他有变节行为，必须开除党籍，但可重新入党。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令人不可理解的决定。 　　1949年春，共青团中央成立，我在团中央研究室工作，袁永熙在学生部任秘书主任。1949年底我被调往哈尔滨航校当政治教员，1956年调回北京在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报当编辑，只听说他和蒋南翔都调往清华大学，蒋任校长，袁任党委书记；又听说，不久，北京市委认为袁有那么点“历史问题”，当党委书记不合适，改任校长助理。当然这对他的精神上又是一次打击。 　　1957年夏天，我被打成右派，天天挨批斗。就在这时，我看见《人民日报》登出消息说，清华揪出校长助理袁永熙大右派，使我心惊肉跳。不久，我就被关进地下室不见天日，报纸也看不到，与世隔绝了。1958年春，我被定性为极右，被押送到北大荒劳改。艰苦劳动之余，我还时时想起小袁，不知他怎样了。 　　1959年，我的右派帽子被摘掉。1962年，由于王汉斌同志的帮助，我从北大荒调到北京通县麦庄公社当秘书。“文革”期间，我听说袁永熙被下放到河北省南宫县劳动，后在一所公社中学教书。据说他在“文革”中被戴上“刘少奇的黑爪牙”、“彭真、刘仁埋在南宫的定时炸弹”等帽子。 　　“四人帮”倒台以后，有一天，我听说小袁回来了，便到他的住处去看他。一见面，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脸色黝黑，满脸皱纹，老多了，我们抱头痛哭。他告诉我，在南宫，在“文革”期间，他多次遭到批斗毒打；批刘少奇时说他是刘少奇派来的黑爪牙，批北京市委时说他是彭真、刘仁安下的定时炸弹；批叛徒时说他是叛徒；清理阶级队伍时说他是阶级敌人；每次批斗走资派时都要他陪绑。街上贴满批他的大字报，每次批斗都被打得脸青鼻肿。我一边听着一边流泪，谁能解答：曾经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冒着生命的危险，为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同志为什么得到这样悲惨的结局？真是荒唐：如果他真是刘少奇、彭真、刘仁安下的定时炸弹、派来的黑爪牙，起码要安排他在南宫一官半职，掌点权呀，怎么会把他打成敌我矛盾的右派呢？在反右和“文革”中，荒唐的事太多了，叫人无法理解！他那时还心有余悸，叮嘱我如果南宫有人来调查，千万不要说我们见过面，“右派见右派，一定是反革命”。我只好点头答应。他告诉我，他以前曾回京一次，返回南宫后就被严厉查询，见过什么人，从事过什么反党活动。他还告诉我，“文革”中陈琏含冤自尽，子女分散在各地，连地址都不知道，他要想法把他们找回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情况大有好转，他也被正式调了回来，当过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负责人、北京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还当过两届政协委员。有一个时期，他曾住北池子骑河楼原清华大学办事处，我常去看他。亏得他新夫人照料，他的身体逐渐好转，脸色也好多了。1983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成立，他任副会长。我们常一起开会，看他处事干练、果断，我们感到群社时代的小袁又回来了。不久，他搬到崇文门东街居住，离我的住处很近，我常去看他。那时他已患了瘫痪症，生活不能自理，但头脑还清楚。因病后在家很寂寞，所以见了我很高兴。当时他还是司局级待遇，而按他各方面的条件，完全应享受部级或副部级待遇。有人劝他可向市委提出申请，于是他和我商量，写出申请信。等了不少时日，终于批了下来，医疗、住房等方面可按副部级待遇。这以后，他的医疗条件有所改善。至于住房，我劝他，即使给他较宽的住房，可能要搬到三环、四环以外，现在住市中心，一切都方便，不搬就算了。他也同意。后来我搬了家，离他家远了许多。1998年我又大病一场，至今行动不便。在此期间听说小袁住院，心中很是挂念，但无法去医院看他。想不到不久噩耗传来，我欲哭无泪，悲痛不已。想起他不凡而又坎坷的一生，只能写此文，作为纪念，也作为吊祭。 　　小袁兄你安息吧！

浏览：2350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4/19 11: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