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袁永怡家是个大家族，兄弟姐妹很多，但真正活下来的只有三个弟弟、一个姐姐和三个妹妹。二姐长期生活在国外，在国内我母亲就算老大了。她的弟妹中先后有五人背叛家庭走上革命的道路（至今已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母亲尤其疼爱体弱多病的弟弟永熙。那时我这个舅舅因报考清华大学日夜攻读劳累而得肺病吐血，在北京西苑疗养。身体稍好就在我家住，因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可指点舅舅的学习；还经常带他出入朱自清、闻一多等名教授家，耳儒目染，使他养成了好学上进的好品德。他兴趣广泛，爱好篮球，爱读新文艺书籍，还经常议论时政，那时已成为共产党地下组织注意的爱国青年。在“一二·九”运动的热潮中，舅舅的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先后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抗日救亡奔波，我的另一个舅舅也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卢沟桥事变后，北大、清华等学校相继内迁。舅舅因病无法跟随学校一起走，只好留在我家，直到1936年底才拖着病体同我们和朱伯母及她的孩子们一起，作为清华最后一批家眷南迁，转辗香港、越南到达昆明。这时，“西南联大”已经开学。舅舅再也不肯待在家里，他一边复习功课，一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参加“民先”不久，即担任总队部的组织干事。1938年考入联大经济系，第一学期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支部书记。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舅舅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性格开朗、精力充沛、善于关心他人的“小长辈”。他总是来去匆匆，为大家的要奔忙。那时，父母亲为舅舅的身体及活动担心，但并不阻止他。舅舅回家时母亲千方百计为他做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当时最好也就是一碗白面条加个鸡蛋而已。每次舅舅来，父母亲都要赶哥哥和我去院中玩，不让我们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舅舅吃完拿上点钱或衣物就匆匆忙忙走了，给我的印象好神秘。舅舅那时虽不再吐血，但面色苍白，可精神却很好。妈妈总为他准备一个“大太阳”（和蒸笼一样大的玉米面加点红糖、花生、红枣的大蒸糕）。舅舅不能按时回来，母亲就显得特别不安。那时她和父亲已猜到舅舅在学校除学习外，还干点什么了。但在家中是从来不敢提共产党的。在四川北碚我家的房子就坐落在重庆至北碚惟一的一条马路边。蒋介石周末常来北碚温泉泡泉，一来就戒严。有一次头天刚“清街”，第二天一早就从我家对面山坡上滚下一块大石头，封住了马路。军警全出动。不准我们出屋，还大闹抓“土匪”、抓“共匪”，还告诉孩子们他们全是红鼻子绿眼睛专吃小孩的。有一天舅舅回来，我乘母亲去做饭时问舅舅“共匪是红鼻于绿眼睛吗？”舅舅反问我：“你见过吗？”我当然没见过，舅舅要我不要跟着瞎说，他说，那是吓唬小孩的。“共匪”是指共产党，他和国民党不一样，是为穷人办事的。正说着母亲进来了，她吓得要命，瞪着舅舅说：“你对孩子瞎说什么呀！咱们也没见过共产党，”又要我出去玩时不准对小朋友讲。 　　舅舅不能来家取钱物时就会托一些同学拿上他写的条子来家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肥古（古念良）叔叔。他们都称母亲五姐（母亲排行第五）。古叔叔很胖，父母亲亲切地称他肥古。他一来我家就笑声不断。他告诉我：你舅舅是个大好人，你们捎去的“大太阳”蒸糕可使大家少挨了许多饿，但舅舅一天忙完回到宿舍时“大太阳”已变成了“小月亮”，有时他自己不吃，送给身体不好的同学。解放后，我才知道他取走的钱物从没自己独享，而是给组织当活动经费或救助同志了。肥古叔叔还说：“你舅舅学习好，关心、帮助同学，从不怕国民党的恫吓。”我们家在1925年就有人在为共产主义奋斗了，正是通过他们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对党的朴实的情感。而舅舅是第一个叫我知道共产党的人。1941年皖南事变后，父亲在家里也开始大骂国民党。由于西南联大学生的爱国行动，宪兵三天两头来我家查户口，还在小路上追问哥哥和我见没见有生人来。我们就大喊，“妈妈快来，他们要打我们，”并往山上跑。他们就吓跑了。舅舅教我们的这种方法很管用。有一次就使替舅舅来家取钱物的同学躲过了宪兵的盘查。一天，舅舅突然回来取了衣物就走，话都顾不上同我们说。晚上，妈妈告诉我们舅舅出远门了。后来才知道是党组织安排他疏散到云南个旧去了。1943年他平安回来还告诉妈妈他有一个女同学，叫陈琏，和他成了朋友。妈妈好高兴，问他准备什么时候办事。他说，现在还顾不上这些。解放后多年我才知道在以学生为主的“一二·一”反内战、争民主运动中舅舅是杰出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 　　抗战胜利后我们返回北平。父亲还在清华教书。1946年夏舅舅离开昆明回到北平后他和叔叔孙国梁，还有陈琏阿姨常常出入我们在棉花胡同甲五号的老房子。我家附近常有特务装作小贩来回转，监视我们，还把我家的大狗毒死。舅舅和叔叔就借此教育我认识国民党的可恶。这时，陈姨和我们一家已经很熟了。她也称妈妈五姐。她是个又漂亮、又有风度、人见人爱人敬的老师。她常在周末带我去她任教的贝满中学和她住宿，亲切地叫我“小尾巴”，有空就指导我做作业，发现有错，从不直接纠正，而是教我自己去查。她还教我看小说，做家务劳动，自己叠被铺床，睡觉时脱下的衣服也要叠平，用完的东西一定要放回原位，一切有规有矩。陈姨就这样教我自立、教我做人。她端庄大方、平易近人。老师同学都喜欢她。我好为她骄傲。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虽出身名门，但生活非常简朴，就连结婚仪式办得体面一些也是经组织上从便于工作考虑一再说服她，她才同意（作为陈布雷之女婚礼隆重些便于她和舅舅今后的革命工作）。她和舅舅结婚后，我还叫她姨妈，因为她说：叫姨妈比叫舅妈更亲切，新房就在我家院中的东屋。空闲时舅舅和陈姨总爱和我聊天，了解同学和老师的情况，教我关心周围的人和事，要我向那些家境贫寒但功课好的同学学习，说：你家的条件比他们好，为什么学习不如人家呢！他们下课后要帮父母照看弟妹、做饭，有的还靠在路灯下做作业，你应该关心和帮助他们，请他们上家来和你一起学习。从那以后，我常用自己的零花钱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学。舅舅和陈姨知道后就夸我。他们的教诲至今还响在耳边，他们的品德伴我一生，后来我也这样教育我的孩子。有了他们，妈妈都发现我长大了，懂事多了。可惜好景不长，突然有一天，特务们破门而入，抓走了舅舅和陈姨，当时还有邢福津（邢方群）叔叔等。日本鬼子为抓我叔叔把我家院翻地三尺。这次国民党又把舅舅的新房翻箱倒柜，室内挖了个大坑。从此又在我心中埋下对国民党更深的仇恨。出入我家的学生、老师。熟悉不熟悉的叔叔阿姨们都那么好，可国民党却要抓他们。爸爸以“教书治学、不问政治”为掩护。默默地为地下党工作着，他托人找关系还是没有能保出舅舅和陈姨。舅舅在狱中受尽折磨，被施以酷刑，特务们用竹签刺他的手指，往鼻子里灌辣椒水，不止一次晕死过去也未暴露自己党员的身份，从而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后来，他们被押送到南京。当时陈姨已有身孕，又因她是陈布雷的女儿，特务们不敢对她动大刑。她运用自己的社会条件，机智、坚决地应付了敌人的审讯。后来经她父亲等人的多方营救，她和舅舅先后被保释出狱，但不允许他们在外活动。陈姨利用给父亲办丧事的机会见到了许多平时不易见着的亲友，包括她的表妹（地下党员）郁文，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舅舅和陈姨被护送到解放区，于1949年春到了北平，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我和他们又一次团聚了。这是我们家最开心的日子了。舅舅和陈姨全身心地投入了建国初期团中央的工作。他们从不讲自己在地下斗争及狱中的事。有一次舅舅同我们在家吃饭时，我问妈妈要辣椒，妈妈却斥责了我。当时我发现舅舅出了满头大汗。事后我才知道是舅舅在狱中被灌辣椒水留下的心理反应。妈妈不准我们在舅舅面前提辣椒的事。舅舅和陈姨后来虽然在不同岗位担任领导工作，他们还是那么普普通通、那么平易近人、那么兢兢业业地工作着，成了我心中真正的英雄，始终为他们而骄傲。 　　舅舅调清华大学任党委书记后，离我们家更近了，他偶尔也来家里坐坐，可他越来越显得疲劳和沉默。后来爸爸告诉我，舅舅是因与校领导在教学观点上有分歧而为难。“反右派”斗争开展不久，突然有一天，报上登出批判袁永熙的文章，我大吃一惊。解放前受国民党迫害出生入死闹革命的舅舅现在却成了反党的右派分子，我无法想通。到团中央看陈姨，见她那痛苦沉默的样于，一句话也问不出来，只让我记着相信党不会冤枉好人。舅舅在清华受批判、写检查，但还可偶尔到我家坐坐。一次我回家遇见他，他很尴尬的样子问我：“小洵，舅舅成了右派分子还到你家来，你没意见吧！”当时我都被他搞哭了，我愤愤地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是我的舅舅，你尽管回来好了。我可搞不懂哪来那么多右派？按比例，我们班和另一班分到一个右派名额（也就是每班半个右派），两班同学推来推去，最后还是硬把我们班一个写过大字报给党员提意见的同学报了上去。”舅舅听了沉默半天也还是那句话：不要瞎说，要相信党。 　　后来舅舅和陈姨离了婚。他告诉爸妈，不要怪陈姨。这是他们俩想了很久、深谈一夜之后决定的，是为了陈姨的工作和孩子们的前途。对此，我完全理解他们。在我心目中他们还是我敬重的人。我常去看陈姨，在弟妹不在时告诉她舅舅的情况，甘愿成为他们之间的传递信息的渠道。爸爸夸我好样的，不势利眼。当听到陈姨要到上海工作时，我哭了。她痛苦地说：“在北京走到哪我心中都会想起一些事而心酸。这会妨碍工作的。你舅舅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你弟妹渐渐大了，我怎么对他们说呢！让他们健康成长，少受些伤害吧！”她托我一早带弟妹去和舅舅告别，晚上再回到她那里。当晚我就又和陈姨。小弟挤睡在一张大双人床上，我们无语地流泪到天明。后来舅舅摘掉右派帽子，下放到河北南宫劳动，教中学，偶尔回来还是住在棉花胡同家中。团聚时，我就乘机把陈姨及弟妹的情况告诉他。陈姨每次从上海来北京开会，都要约我去她住的招待所一起吃饭并住一宿，听我讲自己的情况并边抹眼泪边听我讲舅舅的身体和工作情况。 　　当我大学毕业，朝气蓬勃走上工作岗位，希望和敬重的父辈们一样投身到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时，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接握而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刚摘帽不久的舅舅又陷入了更大的灾难。我的陈姨为参加革命先断父女情，再舍去丈夫，就是为了跟着党走，而这时却说她是叛徒，要让她离开党，她已一无所有了，只能用生命来证实自己的清白了。对此，我又能说什么呢？只剩下了沉默。从此，我和所有信赖敬重的叔叔阿姨失去了联系。在最黑暗的日子里盼着天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舅舅和陈姨长期蒙受的不白之冤得到彻底平反。舅舅平反后，我问他在最苦的时候曾想过自杀吗？他说：“我从未对党失去信任，更没动摇自己的信念。我把一切不实之词当成对自己的考验，始终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这要感谢周恩来总理的教诲，‘一个人心里有红旗，别人是拔不走的’。你看，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从1978年舅舅调回北京，到1994年病重休养，他先在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稍后，任北京经济学院院长等领导工作。他被选为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是那样平易近人、坚持党性、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来我家看母亲，从不用公家的小车，而是挤公共汽车。到死还住着最普通的两室无厅的老公寓房。除了革命工作，他把一切物质享受都看得很淡薄。平时走在街上任谁也不会看出他是什么大干部。我曾开玩笑地称他是个“平民领导”。团中央部分老同志为他八十寿辰写的字幅“历尽风雨，老而弥坚”是他革命一生的写照，也正如孩子们为他写的挽联：“荣辱沉浮未眠信念之纯真，甘苦炎凉铸就生命之坚忍。”他像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一样，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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