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永熙同志逝世一周年了。 　　去年12月24日，我们到八宝山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由于长期疾病的折磨，他的遗体显得比生前更瘦小，但脸上依然平静安详，还保留着年轻时常有的笑容。我们向他深深地鞠躬告别。走出大厅后，思绪很不平静。单位的司机看到告别厅外站了许多民警，问我们说：“袁永熙是干什么工作的？今天的规格真不低！”我们回答说：“你知道五十多年前北京发生的沈崇事件和后来的青年学生抗暴运动吗？”司机说：“从电视剧上知道有这件事。”我们说：“袁永熙同志就是那场运动的领导人和组织者。今天来的许多人都参加过那场运动。”司机没有再提问，我们却沉浸在对袁永熙的追思中。 　　我们认识袁永熙是在1946年秋天。那时张辛民在《北平益世报》当记者。有一天，报社几个不久前从西南来北平的同事邢方群、李炳泉、刘时平邀请他们在西南联大的同学袁永熙和陈琏同游颐和园，而张辛民做向导。这时袁永熙和陈琏正在相恋，还没有结婚。和陈琏一道来北平的她的重庆中央大学同窗好友刘秀麟也应邀一起参加这次郊游。刘秀麟当时在《平明日报》工作。这样大家就彼此相识了。后来陈琏在《北平益世报》当了短时期的文教记者，袁永熙的职业是金城银行研究人员。我们当时还只是追求进步的青年，没有参加党的组织，对袁永熙、陈琏都只当做好友，对他们的身份从来也没有多想多问。1946年底，北平发生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事件，激起了北平大学生的强烈愤怒，爆发了北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青年学生反美蒋的群众运动。身为记者，我们积极地投入了有关采访活动。接着为了争取中国记者公开采访美国军事法庭审判这个事件中美国罪犯的权利，中国记者们又串联组织起“北平外勤记者联谊会”，摆脱各报老板组织的“报业公会”对记者的控制，向美军和国民党当局进行抗争，终于打破美军和国民党当局原来只允许中央社独家采访的安排，同意“北平外勤记者联谊会”推派五名中国记者——北平的《世界日报》、《平明日报》、《北平益世报》和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各派一人参加——采访美国军事法庭的审讯全过程，也算是这场大规模抗暴群众运动中个侧面的斗争胜利。好多年后，我们才知道袁永熙就是这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组织者，陈琏也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分子。在那黑暗复杂的年代，袁永熙作为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人，从这个运动中可见他是多么了解群众的情绪，具有多么高度的独立思考判断能力，多么善于抓住机遇，以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水平，贯彻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团结群众、打击敌人的方针策略。当时我们对此竟都毫无察觉。” 　　1947年春夏之交，北平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对国民党游行示威活动，袁永熙也是领导者之一。这件事过后不久，袁永熙、陈琏告诉我们他俩准备结婚，希望我们给他们帮忙，我们当然乐于出力。这时陈琏已到北平贝满女中教书，工作很忙，空闲很少。我们帮她的第一件事是布置新房。新房在交道口棉花胡同，是袁永熙姐姐的一座四合院的东屋。这三间东屋，原先就已打扫干净，几件老式家具也已安置整齐。屋里没有自来水管，室内南头放着一个脸盆架，上面摆着一个粗重的瓷脸盆，旁边放着一只大口瓷容器，是为到屋外打水用的。这两件瓷器一式白地蓝花，算是屋中最让人注意的摆设了。我们选购了窗帘布，缝好挂上，贴了点窗花，增加了点喜气，布置新房的任务就算大功告成”。接着又通过亲戚关系为他们租了六国饭店的大厅作为结婚仪式的礼堂。六国饭店在当时是北平可数的几家大宾馆之一，从外表上看这里确实是很排场的。实际上因为有亲戚关照，租费从优，而且这里不用装饰，一切利用饭店原有陈设，用现在话说，就是很实惠。婚礼没有大摆酒宴，对来宾只提供了一顿一汤一菜的西式套餐，当时也算很洋派的了。婚礼当天上午，陈琏由刘秀麟陪伴一起去烫了头发，这对两人来说都是平生第一回，整理好发型，两人相视而笑。陈琏的父亲陈布雷，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没有亲自出席婚礼，派了他的弟弟陈训悆从南方来主婚。陈训悆时任上海《申报》社长，也是当时国民党的头面人物。来宾中，当时国民党政府北平市副市长、三青团北平市主任张伯谨也亲来祝贺。礼堂里宾客摩肩接踵，显得很热闹。婚礼高潮是袁永熙、陈琏穿着从紫房子租来的礼服婚纱在（结婚 　　进行曲》中走进大厅，完成司仪宣布的各项程序。这是一场十分体面的婚礼，他们只是做给别人看的。事隔多年后，袁永熙告诉我们，这次婚礼是经中共南方局领导人之一钱瑛大姐批准并指示要办得像样子，以逃避国民党当局的耳目，利于今后开展工作。果然，那天婚礼上来的几位国民党头面人物看到的只是一人像样子的场面，没有人了解站在他们面前的竟是两位共产党人，领导群众反对他们的学运领导人。 　　不幸的是，袁永熙和陈琏结婚后不久，就因为党的另一地下组织电台为国民党特务侦获，敌人把他们俩人错捕了，并在他们家中蹲坑，准备扩大线索。凑巧的是，他们被捕第二天，陈琏在贝满女中的同事陶凤娟老师因送电影票去陈琏家，特务进行了盘问，找不出什么线索，就放陶老师出来。陶知道刘秀麟是陈琏好友，立刻把陈琏被捕的消息告诉了刘秀麟，刘秀麟又急忙通知了在同一报社工作的南方局地下党一个支部成员李炳泉。这样，南方局在北平的党组织有了准备，免于遭受损失。袁永熙、陈琏被捕后。我们分别了七年。 　　新中国成立时，袁永熙、陈琏已来到北京，我们则在1954年才从云南调到北京工作。当时袁永熙、陈琏都在团中央工作，大家见了面，都非常高兴，而且这时我们两人也入了党，谈话没有什么可回避的，袁永熙许多过去经历都是这时候才知道的。 　　没过几年，一场“反右派”的风暴刮起来了。从党报上得知袁永熙被划成右派。想不到十年前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发动组织北平学生开展反美蒋斗争的领导人物竟成了“反党分子”，这难解的逻辑，从我们当时的思想水平，只能相信报纸上说的。自从那时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约有二十多年没有再见到袁永熙，但是他的善于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平易近人的作风，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1962年初秋，我们从国外工作回来到上海探亲，知道陈琏已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便到上海南京东路泰兴大楼华东局宿舍去看她。经过“反右派”运动，这时陈琏已和袁永熙离婚，一人带着三个孩子，尽管家中仍像在北京时一样安排得井井有条，她自己也显得乐观，孩子们生活得也愉快，但一个完整的家庭不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问起袁永熙。“文化大革命”初期，陈琏从上海到北京来开会。她不像过去那样乐于解释党的政策主张，对当时的形势也觉得不好理解。没有想到，1967年底，陈琏这位坚决摆脱旧社会、旧传统、旧家庭的桎梏，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的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忍受不了那场无情风暴对她的无端诬蔑诽谤，坠楼以明志，告别人间。1972年底，我们才知道此事，心中备感凄凉沉痛，一直都在怀念着她。 　　袁永熙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后调到河北省南宫县中学教书，这一期间，他不只身体上受到摧残，精神上更受到折磨和打击。在南宫中学，他遇到了一位心地正直、善良的女老师，她叫张兰芬，河北衡水人，195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这个中学教化学。袁永熙调到南宫中学后，他各面的表现和才能就在学校教师队伍中受到称赞。张兰芬老师尊重袁永熙的才华品格，更同情理解袁永熙的遭遇和处境，1965年他们结婚。袁永熙虽然在1962年就摘掉了“右派”帽子，但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张老师做出的这一涉及终身的大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文化大革命”中袁永熙再次遭灾，张老师无所畏惧挺身而出，保护袁永熙，使他免遭许多暴力之苦。袁永熙在“文化大革命”中没遭到灭顶之灾，也得力于张老师的救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八十年代初，我们得知袁永熙调回北京，住在骑河楼清华大学一个招待所，我们去看望了他。令我们吃惊的是袁永熙不显苍老，依然保持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他能从大局观察问题，工作热情依然很高。以后他调到北京经济学院任院长，更能发挥他善于做大学工作的专长，对学校各方面的建设都做出出色成绩和贡献。这期间，他还主编了我国第一部《人口丛书》，他曾对我们谈起编写这部书中的乐趣和体会。在经济学院工作时，他家搬到了东便门大街的一个普通宿舍中。袁永熙人缘好，朋友多。这时候家中地方虽不大，但常有老朋友相聚，有青年人来访，他也常参加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活动。生活既充实又忙碌。这几年，他的三个孩子都得到很好安置，都还很尊敬父亲，给他很多温暖。无论在骑河楼还是在东便门，我们每去拜访，袁永熙总爱一点不加回避地向张老师介绍说：“这两位是我和陈琏结婚时的伴郎伴娘。”他是多么怀念陈琏，多么怀念过去的青春年华！张老师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对我们也十分热情，没有隔阂。我们也很尊敬张老师。九十年代中期，袁永熙脑血栓病情年复一年加重，1998年我们最后去看他时，他说话已经不很清楚，行动也不方便，生活全靠张老师的耐心帮助和精心照料。袁永熙的晚年，有张老师的伴随体贴，是他曲折生活经历中的一件幸事。 　　袁永熙同志走了，远离这个世界。他的一生，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有一种复杂的心情。借用苏轼的《水调歌头》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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