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我到南方局参加八大学党支部书学习班，我代表西南联大去的。在学习班上，学了很多东西。蒋南翔在学习班上讲了青年运动，特别是讲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我印象深的是讲现在形势好了，但不要忘记我们还处在敌人的包围中，当运动搞起来时，要注意敌人的反扑。 　　学习班结束后，南方局召开了青年工作会议，胡乔木和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出席了这次会议。我也列席参加了。这次会议主要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会议批评了当时青年运动中那种“轰轰烈烈，空空洞洞张牙舞爪，到处吓人”的不切实际的做法。（后来。知道这几句话是周恩来同志讲的）强调必须重视团结广大中间群众。这次会议决定解散“民先”，因为它“太红”，不利于团结广大中间群众，也不利于联合国民党抗日。我回联大后，就把“民先”转化为“社会科学研究会”，其中一部分参加另一个群众团体“群社”。 　　为了贯彻十六字方针，组织形式也有变化。把所有从前的总支、支部小组，改为单线联系。另一个组织变化就是不定名义，不定职称，支书、支委小组长都没有了，去掉了，长时间单个联系。最后到北平我也没有一个职务和名称，我就是“南系”的一个负责人。由于没有职务名称，所以后来，我被捕时心里很安定。还有一条原则是“转地不转党”，不管人到什么地方，组织关系还在原地方，还归原来地方领导，对党员个人是这样，对一个党组织也是这样。西南联大复员到北平时，我在南京和钱瑛碰面，钱瑛就告诉我转地不转党，我们的党组织关系仍在南方局，仍为钱瑛领导。钱瑛告诉我，到北平后，不要随便去找军调部，不要同“北系”同志发生横的关系。 　　“一二·一”运动后，1946年2月，我到八路军办事处向钱瑛同志汇报工作，谈“一二·一”运动情况。钱瑛同志和我谈了多次，主要有： 　　1．现在形势不同了，你们应当大力发展党，皖南事变后曾有一段时间不许发展党员，主要是“民青”发挥了作用。“一二·一”运动时，有组织关系的党员只有十二个人，有的还处在埋伏状态，党员很少，活动大部分靠“民青”，以及为我们所掌握的学生会、系级会，各种社团、各种壁报。党组织很精干隐蔽。向钱瑛汇报后，1946年才开始发展党员，是随着形势变化而决定的。 　　2．西南联大的党员关系，由我负责带到北平。复员时，郑伯克执行的也是不发生横的关系的指示。西南联大“民青’”有一二支两个系统。李凌、刘新是“民青”二支的，我是“民青”一支的，一支的党组织关系我带到北平了。二支到“五·二O”后才转来，合并在一起。 　　到北平后，我很快和“北系”联系上了。“北系”孙国良住在我家，他是我妹夫，我一碰到他就把关系谈开了，以后“北系”有事就找我谈。上层打通了。 　　抗暴运动后，孙国良来找我，说刘仁意见让我和“北系“建立联系，把我介绍给余涤清。这样，我们建立起一个工作上的小组，有我与余涤清、杨伯箴。杨管中学；余管大学。我们三个人经常碰头，在北平的白平家里（东观音寺三号）差不多一星期会一次面。这样南北两系很多事就互相商量了。“五·二O”发动就是一起商量的，而且发动得比较早，从四月份就开始了，做好了准备。下面的党员也逐渐联系上了，如北大的南系一、二支之间，和“北系”之间，都有联系了。 　　“五·二O”后我到上海向钱瑛汇报，说和“北系”打通关系了，她也批准了。 　　对下面我主要联系北大，王汉斌主要联系清华。我那时在银行工作。王汉斌当了记者。我们都是西南联大复员时毕业的。北上时，我和王汉斌一起找的钱瑛，住在南京徐裕荣家里。钱瑛同志说她要转到上海，并交代我们一些联系的口令，还告诉我们，到北平后仍直接同她联系，但工作不能每件都请示，要自己独立作战。所以我觉得当时的一个特点是。群众觉悟很高，能实事求是地自觉地运用党的战略方针与战术策略，确定应当如何做。如都等上边指示，很多运动就搞不起来了，也搞不好的。如运用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方针；集中起来搞运动搞完了又分散回去学习，使敌人很难破获我们；分兵发动群众，集中打击敌人；三五天罢课后，又迅速隐蔽，整顿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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