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永熙和我在三十年代的北平师大附中是高中同学。他比我高两班，1935年毕业，大约由于肺结核吐血，一直在家养病。“七七事变”平津沦陷后，北大、清华南迁，遂于1938年春奔赴云南考大学。我们在轮船上相遇，经香港到海防，同乘滇越路火车去昆明。 　　当时云南的政治环境比较好，抗日救亡运动十分红火，生活书店可以公开卖重庆出版的中共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言论集。我们刚到昆明还正逢云南省的子弟兵—五十八军出征，大家都跑到大街上去欢送，并且节食一天，捐献慰问。 　　高考发榜了。我们都考取了西南联大，他是经济系；我是物理系。开学后，我们都已经是“民先”队员，一起投入了如火如茶的学生运动，参加组织“群社”——当时校内最大的进步社团，与国民党。三青团进行斗争，争取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开展各种抗日救亡、爱国民主活动。 　　1938年12月袁永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经是“民先”队和进步同学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每逢议论到工作和大事，他说的话、出的主意往往看得远，沉着、稳当。 　　 1939年10月我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袁永熙已是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刚从重庆参加了南方局青委在红岩举办的西南地区八所大学的党支部书记训练班，回到学校。他十分兴奋地向我谈起这次训练班的情况，真是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思想，认清了形势，明确了任务。使我也深受教益。我还记得当时我刚看完一本苏联的小说，讲到苏联的“契卡”（打到敌人内部做政治保卫工作的组织）对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我说我们也应该建立这样的组织。他马上肯定了我的意见说，我们也应该这样办，而且把1939年入学的一位从四川转来的已经成为三青团干部的共产党员的关系作为单线联系，让他隐蔽在三青团内，不参加进步活动，做我们的一名“契卡”式的成员，经常了解国民党、三青团的动态。 　　袁永熙从南方局回校，带来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改变青年工作的活动方式”，从抗战初期那种“轰轰烈烈”的“救亡作风”，转变为深入群众、埋头实干、点滴细致地进行工作，重视团结广大中间学生，注意运用各种公开合法方式开展活动，不要只在进步同学圈子里打转转，要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在隐蔽中积蓄力量。特别要防止党组织的暴露。为此，南方局还特别重申了关于撤销“民先”的决定。西南联大党支部在党内传达了南方局这些指示，一些老“民先”队员对于撤销“民先”，思想上不通，他们认为云南地方政治形势比较好，批评后方青年运动太保守，不够轰轰烈烈，还写了《意见书》在一部分党员和“民先”队员中传播，引起热烈的争论。经过党支部反复做工作，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青年工作的状况，说明撤销“民先”的原因，并且讲明这是上级的决定，说服大家执行，才使事态平息下来，使南方局这个决定得以贯彻执行。1940年初“民先”撤销，西南联大党支部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基干性的秘密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把没有入党的一批“民先”队员转到了“社研”。 　　这次撤销“民先”的大讨论，实际上是一次关于政治形势和学生运动方针的大学习和大辩论，从而提高了党员和“民先”骨干的政治水平。这是袁永熙担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期间发生的一件大事。从这件事的处理过程中，显示出袁永熙的水平与才华，在党员和“民先”骨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0年春，袁永熙担任党总支书记，我担任组织委员。这时，袁永熙的肺结核还在发展，工作担子很重，住在校外的秘密会所，已经抽不出多少时间去上课，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工作者。 　　1940年秋，袁永熙调任云南省工委青委委员，由我接任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袁永熙和我都奉省工委之命，撤离西南联大，疏散到云南省农村地区。他去滇南的个旧，我去滇东的沪西，从此，一别八年，直到北平解放，才又见面。 　　在这期间，他于1943年回到西南联大复学，任党的第一支部书记，成为1945年昆明“一二·一”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6年随着西南联大复员，他回到北平作为中共上海局学委在北平的负责人，和华北局学委共同领导了“抗暴运动”和“五·二0”运动，为当时学生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后，他到团中央工作，我在北京市工作，虽同在北京，却各忙各的，不常见面。 　　1957年，袁永熙不幸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使我十分震惊。我当即找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说我想不通，“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袁永熙这样一个人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刘仁沉默了一下，并没有批评我，只是让我“还要像过去那样关心他，帮他。”（文革后，我才得知刘仁并不同意把他划为右派。） 　　1962年，袁永熙被摘掉“右派”帽子，分配至河北省南宫中学教书。每逢寒暑假，他都回北京住一些天。我都要去看他，请他吃一顿美餐，谈谈形势，聊聊情况，一同去会会老战友。 　　文化大革命一来，袁永熙在南宫中学成了头号批斗对象，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是回到北京，同我见面，从不发什么牢骚。 　　1979年，党组织给他平了反。1982年他被任命为北京经济学院院长。他又精神振奋，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对学院的基础建设、组织建设、学科建设作出了很多贡献，直到1994年离休。 　　民国史专家孙思白（也是西南联大的老同学）在得知袁永熙逝世的消息时，在电话里和我感慨地说了一句：“是一代英雄人物呵！” 　　老战友袁永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学生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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