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永熙同志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每当回忆起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火热的年代，他指挥学运坚定果敢、沉着应战的神态就浮现在我眼前。 　　袁永熙1938年考入酉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位于昆明），同年入党，后任联大党支部书记。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他和邢福津（即邢方群）等支部的同志们一起，通过建立和发展进步社团——“群社”，把一大批进步同学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开展读书、出壁报、时事演讲、歌咏戏剧和生活服务等多种形式的进步活动，冲破了蒋管区人民受压制的沉寂的局面。联大成了当年民主政治空气最活跃的地方，人们称之为蒋管区的“民主堡垒”。 　　我是1942年进联大读书的（1941年考取，因得知太晚未及就学）。我和萧松、谭正儒（严振）。向大甘（陈狄吉）等几个中学同学都是因受地下党老师的影响，十分仰慕联大“民主堡垒”之名而投考联大的。入校时，已是“皖南事变”之后，联大同学中的地下党员大部分早已疏散到云南各县去了。袁永熙就是在那时去了滇南个旧县，并担任个旧地区党的领导工作的。这以后的几年，联大的政治空气十分沉寂，学运处于低潮。我们和一些进步同学不甘于这种沉寂，曾自发地组织秘密的读书会、出版壁报，开展交友等活动。1944年春夏，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日寇发动湘桂战役进逼云贵，党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发动群众伺机开展游击战争。联大的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响应党的号召于同年秋季又一次大批下乡。我和向大甘、邓识生（王识生）等经孙起孟同志介绍，去了滇南石屏县师范学校教书。上述这两次联大同学的下乡活动，在云南各县青年学生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后来解放战争后期云南建立边疆纵队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群众基础和准备了干部条件。据粗略统计，仅石屏县师范学校一校的学生就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参加了边纵。 　　就在1944年暑假期间，袁永熙肩负着党的使命回到联大复学。我在下乡前，曾和袁永熙见过面。当时我和他没有直接的联系，我只隐约猜测他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同年下半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联大的民主进步活动又活跃起来。洪季凯（洪德铭，原在新四军工作，1944年暑假来到联大），萧松、谭正儒、王念平等几个同学发起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得到袁永熙的支持，于1945年2月正式成立。后来地下党员马识途（马千禾）等又建立了另一个“民青”组织。这时中共云南省工委指示，两个“民青”组织应独立存在，不发生横的联系。前者称“民青”第一支部，后者称“民青”第二支部，分别由袁永熙、马识途领导。“民青”在联大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起来，把一大批进步同学吸收了进来。我于1945年2月放寒假后从石屏返回昆明，当即加入了“民青”。我回到石屏之后也发展了“民青”组织。“民青”的建立和发展，使联大的进步力量又凝聚到了党的周围。在党的领导下，“民青”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发展和提高得很快，成为日后历次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的浴血抗战终于赢来了胜利。全国人民无比欢欣鼓舞，热切盼望和平，期望在遭日寇蹂躏的国土上建设自己的家园。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却置全国人民的愿望于不顾，逆历史的潮流而动，蓄意发动内战。蒋介石一方面部署向解放区进攻，另一方面加紧镇压蒋管区的民主进步力量。以袁永熙等为首的联大党组织，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宣传活动。同年11月中旬，我接到谭正儒的通知，赶回昆明，代表石屏学校的“民青”组织参加了在滇池的一个船上召开的民青分支代表会。洪季凯在会上传达了上级的指示，部署了开展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独裁宣传活动的计划。王汉斌作了修改“民青”章程的报告。会后我就回石屏去了。11月 25日，联大、云大等校学生自治会在联大草坪举行以反对内战和国民党独裁为主题的时事晚会，请进步教授演讲。对此，国民党政府极为仇视和恐慌，出动军、警、特大肆捣乱和破坏。这次晚会终致酿成杀害四烈士的“一二·一”惨案。震撼全国的“一二·一”学生运动就这样爆发了。它是解放战争时期蒋管区民主运动新高涨的起点，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序幕。周恩来同志高度评价了这次运动。他指出：“我们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 ‘五四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的青年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袁永熙正是这个“一二·一”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1946年暑假，联大复原。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分别迁回北平和天津。我被分配到了北大继续念书。袁永熙也回到了北平，担任北平中共南方局系统（习惯上称做南系）负责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南系党组织仍由中共南方局领导。而原在北平的党组织（习惯上称做北系）是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局领导的。南、北系组织之间不发生横的组织关系。为了协调工作，晋察冀中央局决定由北系学委负责人余涤青和南系负责人袁永熙取得联系。从此，南、北两系地下党及南、北两方的同学汇合在一起，团结战斗，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民主进步力量。南、北地下党的协调配合，出色地领导了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学生运动，形成了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1947年“五·二O”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担任北大南系党总支书记，有幸在袁永熙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47年4月中、下旬，当时领导我的萧松通知我去和一个同志接头。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和暗号，在天安门有轨电车站和袁永熙接上了头。我和他随即走进了太庙（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假借散步进行谈话。袁永熙对我说，最近南京和上海的大学生，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提出了“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和“抢救教育危机”、“反对内战要和平”的要求。他问我北大同学的政治情绪如何。我说，同学们反对内战的情绪很高，常常在一起议论当前的时局，不少系级举行了集会，讨论时局和我们应该怎么办。一些进步社团在酝酿开展反对内战的宣传，已经贴出了不少壁报……我向他做了比较详细的汇报。他流露出兴奋的神态，果断地说：“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很高，看来发动一次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清华同学提出了‘反对饥饿、反对内战’的口号。这个口号提得很好，它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了。我们应抓住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一次“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回校后，我立即传达，并层层贯彻，为“五·二0”运动进一步进行思想和舆论的准备。 　　“五·二0”那一天，北平各大、中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游行队伍胜利回到北大沙滩广场，并随即举行了集会。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负责人梁畏三，根据同学的建议，当场宣布将北大沙滩广场命名为“民主广场”，群众振臂高呼赞同，并报以热烈的鼓掌。接着又有一位同学建议：将6月2日定为反内战日，届时全国各大城市举行四罢，即罢课、罢教、罢工、罢市。群众的情绪沸腾起来了，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通过了这一建议。几天后，袁永熙找到我，他很严肃地对我说：“‘六·二’四罢的倡议是错误的。上海（指中共南方局）已有指示，指出这个倡议是愚蠢的，很不策略，等于把我们的行动事先告诉敌人，敌人就可以有准备实行镇压。这对我们十分不利，也会给外地同志造成被动和损失。”他坚决地说：“‘六·二’行动必须制止．但要讲求工作方法，不要给群众泼冷水。我们可以改变斗争方式，使得既可以避免损失，又能保护群众的热情。”我回到学校后，立即在党内逐层传达这个指示，并通过党员做民青同志和进步同学的工作。经过十分紧张的工作，终于把“六·二”的原定行动取消了，改为六月一日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集会。六·一那一天，民主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将一面镶有白色“民主”二字的绿色旗帜，在民主广场北面灰楼女生宿舍的楼顶升起。升旗仪式后，剧艺社演出了“一二·一”运动中反内战的活报剧《凯旋》。“六·二”当天，校内很平静，同学没有上街游行，但气氛却十分紧张。“六·二”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已在沙滩和景山东街北大西斋宿舍附近堆上了沙包，架起了机关枪，如临大敌似的准备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六·二”平安无事地度过了。我深感党的领导十分正确，使一场血腥的镇压得以避免。 　　“五·二O”运动后的暑假期间，为了巩固运动的成果，根据党的指示，华北学联发动了一次助学运动，向社会各界进行募捐，将捐款用来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学。袁永熙在布置这一任务时对我说，助学运动这种形式很好，既没有给敌人以任何镇压的借口，又揭露了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打内战而造成的教育危机，而且有利于团结广大同学。 　　1947年8月，有一次和袁永熙接头时，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和陈琏（蒋介石的亲信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的女儿）结婚了，并送给我一块巧克力糖。他说钱瑛同志（中共甫方局的领导）嘱咐他要把婚礼办得体面一些，因为是和陈布雷的女儿结婚。为此还给了他一根金条。袁永熙还说，参加他们婚礼的有好几个国民党的党政要员，这样的场合就不能请我们自己的同志参加了。 　　1947年9月上旬，袁永熙同志对我说，为了总结联大复原以来开展学运的经验和教训，组织上决定在9月份以“民青”的名义召开一次党员干部会议。要我起草一份北大复原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并约定在9月25日下午三时把“报告”送到他家里去。此前不久，袁永熙同志曾对我说过，现在形势比较紧，提醒我要特别谨慎，并要有被捕的思想准备。他说，万一被敌人逮捕了，一定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决不能暴露党员身份，决不能泄露 　　党的机密和其他同志的情况。如果敌人叫你填写事先印好的、内容一般的什么东西，别人都填写时，你也可以填写。要是你一个人坚持不填写，反而可能暴露你的身份。他的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9月25日，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袁家去。我特别谨慎地把起草的“报告”放在鞋垫下面。不料袁永熙已于头一天在家里被敌人逮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琏、邢福津（邢方群）和陈彰远（刘新）。敌人抓走他们后就在袁家“蹲坑”，来一个抓一个。我就这样被捕了。当时我的思想集中在鞋垫下面的那份报告上，担心它落入敌人手中。我进入袁家，敌人就对我搜身，但没有搜查鞋，结果什么东西也没有搜出来。过了一会儿，敌人就让我乘坐一辆人力三轮车，我不知道他们要把我拉到什么地方去。正巧，那天下着雨，三轮车前面挂着一块遮雨的油布。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在三轮车上把“报告”撕碎，并掺和一些雨水，在雨衣口袋里不断地揉搓它。因为有个特务骑自行车跟在后面，我扔掉它不行，只能尽量揉搓它，以便把字迹弄得非常模糊，这样即使敌人拿到它，也看不清上面写的是什么。过了一会儿，三轮车把我拉到了景山东街刑事警官队。在那里我利用喝水和上厕所的机会，把撕碎的“报告”吞咽了一部分，剩下的都扔到了茅坑里。“报告”销毁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随即我被送到北新桥炮局子监狱。在进牢房前，敌人对我进行彻底的搜身，连裤衩也扒了下来看看。但敌人一无所得。我很庆幸我已把“报告”销毁了，我非常感谢袁永熙要我特别谨慎的叮嘱。我被关押几天后，在地下党发动群众抗议逮捕我们的声援下，经北大校长胡适与国民党政府交涉，我和邢福津等五人同时被释放了。但袁永熙和陈琏仍被关在监狱里。敌人在他们家里搜查出“民青”章程和新华社发布的解放战争的战报。为此，袁永熙在狱中受到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坚定地保护了党的机密，保护了地下党组织，也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来，他和陈琏被押解到南京，之后经保释出狱。1948年底，陈布雷看到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就服安眠药自杀了。后来袁永熙夫妇经上海地下党的交通护送到了北京。 　　解放后，袁永熙因被捕的历史问题，受到党内不公正的处理：开除党籍并重新入党。1957年他又被错误地划成右派，下放到河北南宫县中学教书。“文革”期间，他在南宫再次遭受残酷的迫害，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得到彻底平反。1982年，他任北京经济学院院长，那时年已65岁。 　　袁永熙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从1938年入党到1947年9月被捕的九年时间中，一直战斗在蒋管区党的地下工作岗位上。从1945年的“一二·一” 运动，到1946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袁永熙都战斗在学生运动的第一线，是历次学运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同志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称赞“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是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袁永熙不愧为“第二条战线”的一员悍将和功臣。 　　袁永熙的一生又是坎坷曲折的一生。但是，无沦在敌人的监狱里遭受残酷的拷打，还是在党内受到委屈，或者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始终坚信共产主义不动摇，始终保持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回到北京后，我们常有来往；特别是在他身患脑溢血半身不遂期间，我曾多次去看望他。他对我没有发过牢骚，对党的事业仍然十分关心，始终保持乐观情绪，表现出一个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广阔胸怀。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们来纪念他，应该学习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可贵品质。袁永熙同志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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