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岁月等闲过。多少故知如行云流水，在记忆里消失，但是，也有留下来的，不会磨灭的，其中就有一个袁永熙。 　　北京刚解放不久，我是清华大学代表，参加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接着留在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工作。一个毛头小子，从大学生一下子成了高级领导机构的干部。那时真有晕头转向、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碰上一个机会，全国学联要派团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学联的干部不多，起草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发言的任务，就落到我头上。受宠若惊之余，抓耳挠腮之际，领导上让一位大笔杆子来给予指导和协助。他就是袁永熙——当时担任团中央学生部秘书主任。 　　对于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雏鸟，袁永熙的办法是：放手，信任，鼓励，方向稍加提示，关键略为点拨。 这法子是灵的。我先看了一些有关的资料，然后按着他的思路，大胆写去。疑云拨开了，压力消除了，写起来就颇为顺畅。他一看过草稿，毫不犹豫地笑着说：“行，能通过！”过了五十年，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说这话时略现酒窝的笑容。 　　是的，他总是笑眯眯的。你丝毫看不出他那些不幸的经历的遗痕，看不出他是国统区那段震动八方的冤狱案的主角。他笑眯眯地领你上路，笑眯眯地化解你心中的重负，笑眯眯地把你从对自己信心不足转化为初具信心。这，对于刚刚走上漫长人生之路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那篇发言稿果真很快被审定。而我也参加了中国学生代表团，出席了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是后来担任团中央学生部部长的杨诚（他不幸丧命于“文革”），秘书长是学联秘书长柯在铄（他后来担任香港问题的中英联络小组中方代表），代表团里包括现在中国音乐界的“大哥大”吴祖强和名画家李天祥等。那时出国的代表团还很少，周恩来总理特意在青年剧院楼上接见了我们。 　　我从此走上笔杆子生涯，除了当时的际遇之外，我知道我的启蒙者、领路人袁永熙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久，不知是不是由于他的推荐，我被调任团中央书记的秘书。在调动工作前我问他调我到哪个部去，他还是带着那典型的略现酒窝的笑容，回答说：“此部无名。” 　　此后一眨眼几十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的洪流冲刷一切。在此期间，我偶尔听到过他的名字。听说他在清华当党委书记时硬是被划了右派；又听说他在“文革”中被整得名副其实地“死去活来” 　　大约是1991年，我在香港担任《紫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同在香港工作的柯在铄告诉我，袁永熙来香港探亲了。我连忙请他们二人和在香港工作的袁的儿子一起吃顿饭。袁永熙已经度过他一生中困难得难以言传的日子，在北京担任了经济学院院长。 　　我满以为走进饭馆来的是个白发苍苍、弯腰曲背、满脸皱纹的老人，我认不出他了吧？但是，不，还是几十年前的那个袁永熙。你丝毫看不出他那些不幸的经历的遗痕，看不出他曾经是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人。 　　在他脸上，的确依然带着那典型的略规酒窝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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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4/24 19:1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