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不了解情况的人看来，我的“生辰八字”（即与生俱来的命运）特别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的父亲陈布雷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而当我在北平求学时，我二姐夫袁永熙又是共产党派来指导学生运动的干部。可是实际上，我，我二姐和二姐夫却从来也没有把这种关系看得很重，因为它和我后天的实践没有关系。 　　我在纪念我二姐的文章中说过：“她的共产主义觉悟是深深植根于爱国和民主的要求之中的。”我感到这种判断也适用于我姐夫袁永熙，因为他尽管多半辈子身处逆境，命运坎坷，反右派斗争把他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是他在表达群众的爱国\民主要求时，从来没有忘记共产主义的理想。北京（当时叫北平）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是我第一次受到的群众运动的洗礼。当我们义愤填膺地质问北大“训导长”陈雪屏为什么纵容特务分子捣毁我们“系级联合会”办公室时，我万万没有想到，党派来对学生进行指导的，竟是我的亲姐夫袁永熙！那时，他和我二姐，虽然是我在北方仅有的亲人，却有意识地把我放在群众运动当中受考验和锻炼成长。 　　这一段时间对我的思想立场转变特别重要。在我二姐和永熙哥这种“引而不发”政策的启迪下，我于 1947年“五·二O”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第一次喊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口号。对于一个长期受到国民党影响的人来说，这么做是不容易的，它意味着和过去的历史决裂和重新投入工农的怀抱。这就是永熙哥的去世使我特别感到悲痛的原因，也是我把他和我二姐一样尊为“革命引路人”的原因。 　　回想起我二姐和永熙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1947年秋天，真是凄风苦雨的日子啊！我除了不断往西城石驸马大街的《平明日报》跑，找小麟姐姐（刘秀麟）她们想办法以外，还常去永熙哥的大姐（大家尊称她为大姑）家。（离我二姐家住的棉花胡同不远。）袁“大姑”和也住在她家的“朋大姑”（大姑的朋友）见我那种为我二姐和永熙哥打抱不平的着急样子，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左大襟”。 　　在学生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同案被捕的北大的邢福津、清华的陈彰远、燕京的龚理康（她和我一样，当时还没有入党，后来在外交部工作，和我的中学同学郭潘功结婚）都放出来了，惟独我二姐和永熙哥没有放。邢福津把我叫到北京大学的西斋宿舍，告诉我他所掌握的我二姐和永熙哥的情况，让我送些过冬的衣服和一部英文《圣经》进去。因我平时不读《圣经》，就到东安市场楼上旧书摊买了一本，一起送到袁大姑家。他们开始也想不出办法，后来找到“特刑庭”的一个看守队长，托他送进去。不久大姑又说，我二姐和永熙哥被押到南京去了。我除了对家里施加压力以外，也没有更多的办法营救他们，只是从心里恨国民党反动派而已。 　　现在也是我的老学长邢福津（他去解放区后改名邢方群，做过《中国青年》杂志的主编和《工人日报》总编辑）代表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他和永熙哥都是副会长，我去昆明参观时看到他们的相片还陈列在当年的旧址）主持出版永熙哥的纪念文集。当时，我和贾兰坡、周光召等院士共同发起绿化长城的系统工程，《东方》杂志参加了宣传工作，这时也来约稿，我想永熙哥也是个环境保护的积极分子，曾主编过中国第一部《人口丛书》，鼓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何不把两件事合起来办呢？《东方》倒是很快通过了我写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福音》一文，登在12月号上，没想到方群同志给我写了一封措辞非常委婉的信，劝我另写一篇纪念文章，对他的意见我是从来不打来回的，于是就有了这一篇文章。 　　说起我和永熙哥的交往，最密切的不是我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尽管那是我思想立场转变的关键时期，他又是党派来指导学生运动的干部；也不在解放后我们共沐党的雨露阳光，他在北京的共青团中央工作，而我则在飓尺之外的天津市工作的时候；而是在他被反动派逮捕释放后，1948年家居的一段。那不是他为党工作的业绩辉煌的时期。当时革命形势很好，解放大军节节胜利，而他个人则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之后，又被软禁在家，动弹不得，悲惨之极。在那段时间里，他刚坐过敌人的老虎凳，与党的关系还没有恢复，也不知道党组织对他在狱中的表现怎么看，而我二姐则远在慈溪，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就死去了。那时我和六哥陈遂倒是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是他唯一的安慰。我们这些远未成熟的革命者，并不知道革命道路的曲折艰险，永熙哥也把他个人的苦难抛到一旁，当时大家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来，抽棵烟！”似乎只要吞云吐雾，就可以把一切苦难都抛到九霄云外，忘得一干二净了。当然那时我们并不懂吸烟有害健康的科学道理。另一件我们爱做的事就是对着报纸查地图，看看国民党军队败退到什么地方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展到什么程度。当知道我们几个人（我、五哥陈迈和六哥陈遂）都希望共产党早日取得胜利的时候，永熙哥就告诉我们，党内最有威望的领袖是毛泽东，而毛泽东最信任在白区工作的刘少奇。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一个身处逆境的共产党人对于大局的关注和对形势的乐观。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的时候，我和我二姐及永熙哥又重逢了。那年春天比较冷，3月底还下了一场大雪。永熙哥和我二姐在郁文表姐的护送下从上海经由苏北等解放区到达了北平。我经由津京铁路去看他们，沿途是一片银装素裹。我穿着天津军管会发的黄色军装，我姐姐和永熙哥则是一身灰色的棉军服。那年，团中央在青艺剧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晚会，我们就把它当成了我们胜利重逢的庆典。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把他打成“极右”的反右派斗争，也没有想到使他一生命运坎坷的党内“决定”，由于办理出狱手续中的“问题”而把他开除出党，又允许他重新加入。我开始也不明白，像我二姐和永熙哥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挨整。后来经过“文化大革命”，才懂得这是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永熙哥的苦是我们大家的苦的一部分。所幸中国的知识分于尽管灾难深重，还是认定跟着党走是他们唯一的光明出路。我的恩师，北大和清华的教授，数理逻辑学家胡世华先生对我说过：“袁永熙在清华是比较受到知识分子爱戴的一个。”我觉得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在这以后，永熙哥又到天津看过我。我那时在《天津日报》工作，报社离他来天津工作的地方天津团市委很近，就在一条马路上。当时天津团市委书记是张淮三同志，主持团市委日常工作的何启君同志兼着天津市的教育局长。但是永熙哥却没有为我作任何请托。我也绝口不提这回事。这和现今一些人拉拉扯扯的干群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文革”中，我也吃到了一些苦头，可是从来也没受到过我二姐或永熙哥他们的任何牵连。我想这和我们当时的这种纯真的革命同志友谊也不无关系。现在我们党中央领导廉政建设，”不就是要恢复当年的纯真关系吗？ 　　老一辈革命家阐明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一定要实现的！这就是我们告慰于我二姐和永熙哥灵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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