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永熙同志逝世已一年了，我常怀念他。我同他在1944年相识的，我当时担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一天，老党员孙仲宇从滇南调到昆明，我直接和他联系，他汇报滇南的工作时，谈到袁永熙从滇南去重庆，现在已从重庆回到西南联大复学的事。我要孙仲宇把袁永熙的组织关系转交给我。不久，我约袁永熙在光华街黄辉实处见面。他先将在滇南和重庆的工作情况向我作了汇报，最后谈了西南联大的情况。 　　以后，袁永熙在一次的工作汇报中说，一年级的学生中，有一个人叫洪季凯，传说曾参加过新四军。我要他注意这个人，下次见面时再详细汇报这个人的情况。一个星期以后，我在培文中学和袁永熙见面，我们两人到翠湖茶馆里面详谈。他详细汇报了洪季凯的情况，说洪季凯有点跛脚，是在新四军时挂过彩造成的，确是从新四军来的人。我问他这消息从何而来，他说是一年级的新生萧松告诉他的。当时萧松和他的关系很好。我要他做萧松的工作。袁永熙反映，萧松有入党的要求，并已够入党条件，发展入党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两个星期以后，袁永熙汇报已发展萧为预备党员。萧反映洪季凯的周围团结了一部分群众，洪季凯还和闻一多有来往，在闻一多下面的一个读书会工作。袁永熙和萧松接触多次。萧松入党以后，反映洪季凯接近闻一多，是想通过闻找共产党的关系。我得到这一情况后，就和袁永熙商量，可向洪季凯公开自己党的身份。关于恢复洪季凯的党籍问题，南方局未批准以前，保持政治联系。当时，恢复党籍问题，需报南方局批准。从此，洪季凯就一直在袁永熙代表党组织领导之下积极工作。以后，在筹备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运动高潮中的辛亥革命纪念节昆华女中大会、1944年12月25日的云南起义护国运动纪念大会、1945年11月25日开始的“一二·一”运动等一系列的群众运动中，洪季凯的表现是特殊的、积极的、突出的。恢复洪季凯的党籍的请示报给南方局以后，南方局通知，已调查取证，洪季凯在新四军的表现与他本人所报告的符合，恢复他的党籍。 　　当时，西南联大有几个平行支部，我直接领导的已有几条线。“一二·一”运动的核心领导是第一和第二支部，两个支部平行互相不打通关系，我分别和两个支部联系。运动中，情况瞬息万变，我给予支部的负责同志独立作战的权利，情况紧急时可以先斩后奏，袁永熙有几次未请示上级就作出决定，事后经我代表党组织批准。例如他修改罢课宣言的口号，将“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助长中国内战”，改成“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助长中国内战”，争取到广大的中间阶层的支持。1946年学生分别到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读书，经南方局指示，组织北平南系学委，由袁永熙、王汉斌等负责。 　　1956年冬，我从云南调北京工作。袁永熙派车来接我到团中央，与他们夫妻会面，畅叙别后的情况。他们俩人曾经被捕，解到南京，经陈布雷找人营救出狱，1952年袁永熙调清华大学任党委书记、校长助理。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被贬到河北省南宫县立中学教书。他几次回到北京，我们都见面。我经常安慰他，一定能平反，只是时机未到，要在现在岗位上好好工作。有一次，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会议上，我不期而遇陈琏，她当时在 　　上海，担任华东局宣传部文教处长。我与她详谈一次。 　　我到中组部以后，右派平反的时机已到。为了给袁水熙平反，我曾几次和蒋南翔商量，征求他的意见，他同意了。袁永熙平反以后，恰逢冯文彬担任中办主任，我和冯文彬谈，让袁永熙到中办工作。袁永熙暂时在中办信访局工作一段以后，转到北京经济学院担任院长。 　　我和袁永熙相知相交几十年，深感他为人正派，党性强，有独立工作能力。在坎坷不平的遭遇中；他经受过考验，对共产主义信念始终不渝。在学生运动中，成绩显著，贡献很大，他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他的逝世，永远令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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