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几次与袁永熙同志交谈，并参阅了有关史料写出的，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述了袁永熙的革命经历，全文写作细节发表在（炎黄春秋）1996年第11期上，现经作者将删节的部分增补，收入本书内，读者可从文章中深入了解袁永熙在一生中对革命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和所遭受的苦难，但历史是公正的，正如文章标题所说的：“大江东流去，青史明泾渭。” 　　如果说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是唤起“抗战的前奏”，那末，抗战胜利后昆明的“一二·一”运动是进步学生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而率先吹响的战号，周恩来称它是“新的‘一二·九”’。1947年，当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时，国统区学生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下，带头发动的“五·二O”民主运动，为反动政府的覆灭敲响了丧钟，毛泽东高度评价为“第二条战线”。从“一二·一”到“五·二O”，爱国学生运动和党的斗争步伐配合得如此紧密，这是在学生进步要求的基础上，共产党组织、推动的结果。袁永熙是当年奋战在第二条战线上的主要骨干：抗战期间，他是昆明酉南联大党的支部书记，稍后改为总支书记，并兼任中共云南省工委青委委员。联大复员后，他是北平地下党南系的学运主要负责人。这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一方面，是因为在新中国诞生前的十一年间，他在学生运动中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在建国后，他几度遭受不公正的待遇，直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澄清事实，推倒一切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恢复政治名誉。1996年，病中的袁永熙和笔者谈起他曲折的往事时，他手持党组织的平反决议说：“这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政治路线的结晶”，令他惟一抱憾的是“失去了我为党和人民做更多工作的宝贵时间和机会！”那年，他已七十九岁！ 　　一个“归附于革命阶级”的热血青年 　　袁永熙谈起他的经历时说：“我小的时候家里‘阔’得很。”所谓“阔”是指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袁永照祖籍是贵州修文县。祖父是晚清管理黄河水利的官员；他的大姑，是“盛京将军”赵尔巽之子赵天赐之妻。段棋瑞执政时，赵尔巽是临时参政院议长；二姑是北洋军阀徐世昌的儿媳妇，袁世窃国后，徐任国务卿。1918年，袁永熙两岁时，徐世昌被段棋瑞的“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父亲袁作奕，科举制取消后，在袁世凯的新军中当文书起家，军阀政府向日本国大借款时，他是“官小油水大”的营口海关负责人。段棋瑞执政时，他移居天津，在意大利租界里盖了别墅，娶了三房姨太太，一面经营粮油买卖，投资枣庄煤矿，一面又在安徽凤阳海关任职，官商结合，“风光”依旧，出门不是马车便是小轿车。凭着裙带关系，袁家焉得不“阔”！ 　　出身于如此家门的袁永熙，后来怎么会走上革命道路的呢？这是历史的进程和时代潮流的驱使。如果说，在旧社会瓦解的过程中，非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人”可以脱离原有的阶级“归附于革命的阶级”—“掌握未来的阶级”，那么，在“九·一八”事变后，拯救民族危亡的声浪日益高涨的年代里，热血的青年就更加容易聚集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袁永熙虽然还达不到是“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人”，但却是在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抗日洪流中步入青年时代的。 　　1928年，袁永熙十二岁时，全家移居北平，住在后海米粮库4号一幢二层楼房里。这时，封建军阀坍了，袁柞奕的“肥缺”丢了，买卖亏了，但他的子女却通过现代教育接受了新的思想。袁永熙的大哥永辉，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二姐永嘉，毕业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叶公超结婚；五姐永懿，毕业于辅仁大学，和清华心理系主任孙国华结婚。袁家子弟从此脐身于新知识分子阶层而和“洋清华”结了不解之缘。袁永熙呢？ 1932年初中毕业于育英中学， 1935年高中毕业于师大附中，他好学上进，经常出入于清华园，和孙国华教授的弟弟孙国梁、朱自清教授的女儿朱彩芷等同辈人一起，阅读进步书籍，议论时事政治。崇德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力易周说：“他是地下党的培养对象。”可惜高中毕业后，为了报考清华，袁永熙日夜复习功课，累得吐了血。当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蓬勃而起时，孙国梁、朱彩芷等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而他的哥哥，则在平郊福寿岭一带组织中学生的军事训练。躺在病床上和结核菌作斗争的袁永熙，怎能不焦急呢！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陷落。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奉命南迁，袁永熙的二位姐夫叶公超的孙国华，为赴国难随学校南行；9月，大哥永辉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投笔从军．到八路军五台山的随营学校学习。二十一岁的袁永熙再也耐不住性子养病了。1938年春，他带着病躯，随同他的五姐和朱自清教授的家眷一起，离开日寇蹄铁蹄践踏下的北平，舟车辗转，在5月间到达西南联大所在地、抗日大后方的重镇昆明。 　　在独具春意的西南联大 　　袁永熙到昆明时，西南联大刚从湖南长沙迁来，于5月4日开学。全校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九百九十多名学生。虽然校舍是简陋的，但是，这里聚集着冯友兰、吴有训、朱自清、陈寅烙、叶公超、钱钟书、钱穆、吴大献、周培原、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等士林名流和民主斗士，是战时全国规模最大高等学府。 　　联大的文法学院当时设在蒙自，准备报考经济系的袁永熙便借住在蒙自朱自清教授的家里。这时，原北平崇德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力易周也来到蒙自。他是在延安的陕北公学学习后，到大后方来的。袁永熙和朱彩芷、力易周等一边复习功课准备投考，一边和原来清华学生中的“民先”队员取得联系，利用蒙自县的文庙作校舍，办起了一所近百人的民众夜校。这是“民先”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据点，实际的负责人却是善于组织活动的袁永熙。暑假以后，联大的文法学院集中到昆明，袁永熙等也随着离开蒙自。这时，从北平、重庆、武汉、长沙等地前来投考联大的爱国学子云集春城，其中有在流亡中失去组织关系的秘密党员和“民先”队员，他们积极寻找关系。在昆明，力易周和从北平撤出来的党员黄元镇、郝治纯会合后，自动组织成党的临时小组，并且和中共云南省特委领导的“抗日青年先锋队”取得了联系。在中共长江局巡视员马子卿的指导下，“民先”和“抗先”合并，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总队部”，力易周为总队长，袁永熙加入了“民先”队，担任总部的组织干事。不久，临时党小组改为临时党支部，吸收袁永熙为党员。联大发榜后，袁永熙考入经济系。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撤销中共长江局；中共云南省特委改为云南省工委，马子卿改任省工委书记。为了加强对联大党组织的领导，马子卿首先整顿了党的队伍。新生入学后，联大的学生增加到一千九百五十多人，和省工委已取得联系的秘密党员共有三个系统：一是以力易周为书记的临时支部；二是从重庆转来的邢福津（方群）等四人；三是原长江局青年工作特派员王亚文为首的六名党员。他们是长沙沦陷后。根据叶剑英的指示撤到联大来的，组织上和长江局直接联系。省工委决定，将前两部分党员合编在一起，正式建立西南联大的党支部。原先临时支部书记力易周，因为在延安时受康生制造的一起错案的株连，接受组织审查（1980年已平反），省工委确定袁永熙为支部书记，邢福津为组织委员。王亚文领导的组织改由南方局直接联系，和联大支部平行。1939年夏，王亚文经济系毕业回南方局，其余的党员编入联大党支部，由袁永熙统一领导。这是经过大动荡后在西南联大建立的中共第一个支部。 　　自从西南联大建立，山城里抗日民主气氛逐渐浓郁，这里汇集的不但有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先进教师，有一批在“一二·九”运动中高呼抗日救国，渴望民族解放的热血青年，还有一批从沦陷区和大后方汇集而来的、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奋斗的秘密党员。但是，道路是不平坦的，国民政府教育当局为防范“热血青年受人煽惑”，下令禁止一切社团活动，但一纸密令，岂能扼止联大师生的民主传统？更何况，实际生活是非常复杂的。在蒋介石的政治重心由一度抗日逐渐转向反共时，1938年8月，朱德总司令利用旧谊，致函云南省主席龙云，信中说：“抗战无论如何必须坚持到底，团结无论如何必须巩固扩大，全国同胞抛却过去旧嫌宿怨，合亿万人之心为一心，本抗日高于一切之原则，努力做去，则胜利自然在危难中、险阻中获得。”①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政令，在云南不见得能通行无阻。西南联大“群社”这个群众性的学生团体，就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 　　1938年秋，在重庆南渝中学入党而又经过党员训练班学习的新生邢福津，联络一起受训的几名党员和周围的二十多位同学，发起组织一个团体，宗旨是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开展文体活动，交流学习心得，以及生活上的互助。他们张贴启事，征求同好。袁永熙看到启事后积极支持，并动员了几个党员和同学参加，半个月内，人数增加到五十多人，到年底，规模进一步扩大，于是召开成立大会，取名群社，还聘请曾昭抡、余冠英等教授为导师，并向学校训导处登记，成为一个以秘密党员为领导骨干、以广大同学为基础的群众性、公开化、合法化的学生团体。在大家的努力下，开展内容多样、适应同学需要的活动，是联大的党组织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团体之一。继群社成立之后，有许多进步学生，其中包括党员、民先队员，相继成立许多社团，编辑多种壁报，在联大形成百花盛开的局面。在纪念“九·一八”七周年时，联大的同学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结队上街宣传；年底汪精卫投降日本，联大一千多同学联名通电声讨，群社的成员和广大的进步同学一道，冲破国民党控制下大后方“可怕的冷静”局面。尽管群社在组织上是宽松的，但在党的领导下，政治方向是明确的，因此，在国民党反共高潮到来时，它越来越受到反动当局的关注，这是合乎斗争逻辑的。 　　红岩村的训练班 　　1939年春，在国民党顽固派限制异党活动的反共逆流中，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成立。坐落在嘉陵江畔的红岩村，既是八路军的公开办事机构，又是掩护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秘密机关。 　　这年暑假，袁永熙参加了南方局青委举办的西南地区八所大学的党支部书记训练班。主持训练班的是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中央青委负责同志冯文彬和胡乔木，从延安来到重庆出席指导。在学习期间，党员们在晨曦中跑步，出操；吃罢早点，开始看文件或听报告，遇到敌机空袭，便躲进附近的洞里。袁永熙是学习组组长。在两个多月的训练期间，他们听取了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关于边区情况的介绍，南方局委员董必武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中央青委蒋南翔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以及《新华日报》负责人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还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党的组织建设、宣传工作。群众工作和秘密工作等有关内容，这是袁永熙入党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学习，使他提高了觉悟，开阔了眼界，明确了斗争形势和任务。 　　训练班期间，南方局召开青年工作会议，袁永熙在会上汇报了西南联大党支部通过“群社”这个公开团体，以多种形式团结同学开展活动的情况，冯文彬等充分肯定了联大的经验。 　　训练班结业后，学员们返校，袁永熙是最后离开红岩村的一个。这是因为他的结核病复发，口吐鲜血。南方局西南工委书记钱被，原来打算把袁永 熙留在南方局青委工作，云南省工委的组织部长何礼则希望他返回西南联大，这样，他便搭乘南方局的交通车离开重庆。临走前，办事处发给他一套八路军的灰布军装，他脱下便服，换上军服，打上绑腿，怦然是一个雄赳赳的八路军战士。同行的是上海地下党前来南方局联系工作的石西民和中央青委的胡乔木。石西民佩上校军衔，袁永熙佩上士胸章。卡车在川黔山区穿山越岭地行进，车到贵阳，袁永熙和石西民等分手，他们是东南行，到广西桂林去的，袁永熙则转向西南方向的昆明。分手时，胡乔木交给他一封信，说：“小袁，请你转交给朱自清先生”袁永熙便改着便装，返回西南联大。 　　为建设“民主堡垒”奋斗 　　这年秋天，联大第二届招生，南方局转来新生中秘密党员的组织关系。一天，袁永熙来到文林街昆华南院的女生宿舍，把联络的暗号放进一名新同学的信箱里。按照约定的时间，袁永熙在昆明市郊一间农舍里和新来的女同学接上了关系。她就是陈琏，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只见她身着蓝布旗袍，脚穿一双青布鞋，齐耳的秀发衬托着一张丰满的脸，文静而深沉的目光中，透出熠熠的灵气，虽是宦门出身但显得朴素而平易。她是重庆国立二中的毕业生，录取在联大的地质系。当组织委员问她为什么要入党时，她掏出一个日记本，以扉页上抄录的一首诗示人。这是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早期的诗作，题为“门槛”，写的是一位俄国的贵族女革命者，为推翻君主专制、废除农奴制而跨进“十二月党人”①的门槛时那种坚定无畏的决心，教人一读便领会日记本的主人是一个决心背叛家庭“归附于革命的阶级”的战士。从此，陈琏便在袁永熙的领导下负责女同学方面的工作。她积极热情，和群众打成一片，得知袁永熙患有肺病仍然坚持工作，出于同志感情，她经常关心袁永熙的健康。 　　1940年，三青团组织了“青年剧团”，分化联大的话剧团，党组织即通过“群社”组成戏剧研究会，在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时，排演啊Q正传）。9月初，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抄送”给云南省政府一道密令，同时附有黑名单一份，要龙云“查照参考”，名单上有联大师生约二十人，第一名是“群社”的导师民主教授曾昭抡，袁永熙、池际尚、周锦钧、缪景瑚等均在其内。9月12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军委昆明行营主任龙云批转省教育厅：“遵照，严密注意防范。”但是，他只是“查照参考”，没有采取具体行动。龙云为什么敢于抵制军委的密令呢？这是蒋介石和地方实力派矛盾斗争的表现。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处心积虑想控制滇政，特设立军委委员长昆明行营，但龙云握有云南的军政财文实权，又有护国元老和开明士绅支持，蒋不得不任命龙云为行营主任。龙云一面和中共保持友好关系，一面规定昆明市区的治安由地方宪警负责，其它任何机关不得搜查和捕人。蒋明知在云南他的政令不通，但也无可奈何。因此，曾昭抡、袁永熙等得以安然无恙。9月25日，《阿Q正传》在省党部大礼堂公开上演，先后连演十五场。党组织动员二百多人参加前台和后台的工作，陈琏就是前台招待工作的负责人。 　　这时，西南联大内已拥有秘密党员八十三人，占全省党员二百四十七人的三分之一，是联大党员最多的时期，省工委决定成立党总支，袁永熙为总支书记，陈琏为宣传委员。9月，省工委任命袁为青委委员，由李晨接任总支书记。联大的学生自治会，起初控制在国民党和三青团手中，由于进步势力的发展，在第三届选举中，进步力量占优势，郝治纯当选为学生代表大会主席，邢福津为学生自治会干事会主席。西南联大的民主力量更加强大。 　　白色恐怖下的隐蔽斗争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以八万重兵围歼九千多抗日健儿，扣留新四军军长叶挺。（新华日报）报道“皖南事变”的消息，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扣发，报纸开了“天窗”。周恩来义愤填膺，握笔赋诗一首，把“天窗”补上，这就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著名诗篇，揭露顽固派反共的真相。这时，联大的国民党和三青团在壁报上大肆污蔑新四军和共产党。联大的《群声》壁报率先在校园里贴出《皖南事变剪报特辑》，全校进步师生和中间同学义愤难平。这时，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康泽杀气腾腾地带着黑名单和举办集中营的计划赶到昆明，准备大肆逮捕。整个大后方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决定将部分党员和进步骨干撤离学校，分散到昆明周围的沪西、昭通和滇南个旧一带的地区隐蔽。 　　袁永熙来到锡都个旧。他以党员负责办的《曙光报》社为据点，负责联系疏散的同学和在周围几个县开辟党的工作。邢福津以教师身份隐蔽在蒙自高级工业职业学校，陈琏在石屏师范学校任教。当康泽的法酉斯计划在云南的上层人士和联大常委梅贻琦的抵制下招招落空时，疏散隐蔽的党员和进步骨干却在新的环境里从事教育工作和开展民众运动。 　　为了安全起见，省工委根据南方局指示，通知袁永熙等改变方式，利用可靠的社会关系或社会职业，作长期隐蔽的打算。于是袁永熙离开个旧，到四川江津县的白沙，落脚在他的五姐夫国立编译馆的孙国华教授家里。临走前，他到石屏去看望了陈琏，他知道陈琏已经和家庭中断了联系，所以给她留了一笔生活费。在艰难的斗争生活中，爱情的种子渐渐在彼此心田中萌芽。 　　白沙，离重庆不远。寒假期间，袁永熙想到南方局汇报工作。他先通过沈钧儒的侄女沈语和邓颖超接上头，邓大姐让沈语转告袁永熙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然后由邓大姐带他进入上清寺50号周公馆。邓颖超是袁在支书训练班期间认识的。一进周公馆，她就间：“小袁，你们隐蔽在哪里呀，我们正找你们哩！”当晚，邓颖超领着小袁到红岩村，这时，钱瑛已经等着他们。袁永熙详细地汇报了隐蔽在滇南的党员名单，社会职业。当谈到陈琏时，他说：“她转移到宜良的狗子街农村去了，还没有找到职业。陈布雷正在登报找寻她。”钱瑛说：“知识分子在农村，若没有社会职业，反而容易暴露。”邓颖超说：“还是派人把她找回来，留在她父亲身边可靠。”接着，钱瑛向袁传达了周恩来“勤学、勤业。勤交友”和“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的指示。她强调说：“形势险恶，要沉着隐蔽，保存力量就是胜利。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言行不要激进，更不要发展党员。形势好转后，组织会和你们联系的。钱大姐还指定了一批党的文件让袁阅读。“她知道我有结核病，吃饭时常常给我加菜打牙祭，使我感到温暖。”袁永熙说。 　　初到白沙时，袁永熙化名李义劳，在山区一所中学里教书。从重庆汇报回来后，他转移到国立九中任教。这所中学是从安徽迁来的，老校长虽是国民党员，但思想较开明，袁常和他一起下围棋，玩桥牌。袁说：“这些活动起了掩护作用。”有一次， 一百多学生食物中毒，县党部严密审查学校教师和员工，幸好，事故发生的头天晚上，袁陪校长打牌，老校长出面证明．他这才摆脱干系。学期结束后，他又转移隐蔽地点。 　　1944年4月，日寇临终一跳，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千里溃退，敌军深入到贵州独山，大西南岌岌可危。9月中，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提出，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春城人民纷起响应。双十节时，联大的闻一多教授等主持召开五千人大会，在《宣言》中呼吁：“坚持抗战，实行民主，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在日益高涨的民主潮流中，中共南方局通知袁永熙回西南联大复学。 　　向蒋介石挑战：制止内战，实施和平 　　袁永熙等撤离联大后，坚持在校内的党员不满二十人。三年多来，他们在“三勤”的方针下，改变活动方式，在同学中建立学习组、读书组等，团结大家一道进步。袁永熙返校时，党员洪季凯和马千禾（识途）正分头在酝酿成立“民主青年同盟”的组织。洪季凯进展较快，2月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5月，马千禾组织的“民青”也宣布成立。省工委决定，前者称“民青”第一支部，由袁永熙联系；后者称第二支部，马干禾、李凌负责。两者互相平行，不发生横的关系。“民青”的建立标志着联大进步力量的新发展。 　　1945年秋，是中国现代史上重大转折的一页。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不久，毛泽东亲临重庆和蒋介石会谈，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经历了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渴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 　　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蒋介石集团，却以和平谈判作掩护，蓄意挑起反共内战。9月中，谈判正在进行中，蒋介石就发动了上党战役，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犯；10月3日，蒋又以突然袭击手段，出动驻昆明的嫡系部队胁迫云南省主席龙云下台，任命CC骨干分子李宗黄为省党部主任，代理省主席，关厮征为警备司令。得手以后，就公开镇压民主运动。 　　面对呼吁和平、制止内战的学生，蒋介石不惜以武力恫吓。11月25日，联大、云大、中法和英专四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起，在云大的至公堂举行时事晚会。李宗黄立即下令禁止“一切集会或游行”，不准云大出借会场。会议只好改在联大新校舍的大草坪举行。会前，袁永熙与有关同志安排了主席团和纠察队的工作，并请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和潘大逵四教授发表讲演。 　　李宗黄如临大敌，布置军警特务在会场内外进行捣乱和威胁。他们先是割断电线，使六千多到会的青年陷于一片漆黑中。费孝通挺身而出，激昂地呼喊：“在黑暗中我们更要呼吁和平！”会场镇静，汽灯点燃，演讲继续进行。继而，一个身穿长袍自称是姓王的“老百姓”的家伙，跳上主席台，说什么“中国目前是内乱，不是内战，共产党陈兵作乱，政府理当勘乱”。同学们当即递纸条揭穿，原来这个冒充的“老百姓”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地道的特务分子。纠察队便将查押送出校门。李宗黄的诡计—一破灭后，关麟征命令包围会场的第五军邱清泉部，用机关枪、步枪一齐对空扫射，火红的子弹在学生头上狂飞乱舞。袁永熙说：“学生们本来没有罢课的打算，这一来激怒了大家。他们连夜签名，要求罢课抗议。”第二天清早，打开报纸，中央社颠倒黑白，说什么昨晚西门外“发生匪警”，驻军前往捕捉，“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云云，竟然捏造事实，称学生为“匪”。这无异是在师生们反法西斯暴行的怒火上浇上一瓢滚油。“我们只好因势利导，支持同学的罢课要求，把组织工作跟上去。”袁永熙说。 　　28日，经过两天酝酿后，昆明市学联组成由三十一所大中学校参加的罢课联合委员会，会上通过了由袁永熙起草的《罢课宣言》，宣布从11月26日起罢课。《宣言》有理有节地呼吁当局立即制止内战，实施和平；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立即撤出驻华美军；组织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自由。向云南省当局提出四项要求：追究射击联大事件的责任；取消不准集会游行的禁令；不许逮捕同学；责令制造谎言的中央社道歉。 　　蒋介石电令李宗黄“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于是军警出动，肆意殴打上街宣传的学生，强迫学生“无条件复课”。事态扩大了，好心的教授力劝学生复课。斗争面临一个关键、性的时刻。 　　当晚，袁永熙冒着戒严的危险，来到西仓坡教授宿舍找闻一多，恰好民主同盟的吴晗在闻家。闻一多说：“复课只是一个策略，并非放弃斗争！” 　　“这也是‘民盟’的意思。”吴晗说。 　　“这事应多听听其他方面的意见，希望‘民盟’支持罢委会的宣言。”袁永熙对吴晗说。 　　“中共方面的意见也是这样的。”吴晗又说。 　　和“民盟”保持联系的是南方局派来专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华岗，蒋介石袭击龙云后，华奉命撤离昆明。袁永熙起草的《罢课宣言》中的主张和要求是经南方局同意的，这时他向吴晗暗示：“和你联系的人已经离开了；中共方面新的意见你还不了解。” 　　在旁谛听的闻一多若有所悟，便把吴晗叫出去悄悄地说：“他可能是地下党员。”两人回到屋内，便平心静气地和袁商讨对策。袁永熙解释罢课刚刚开始，学生的要求一条也没有实现，此时若“无条件复课”，无异示弱于暴力，不但学生难以接受，对整个斗争也不利。他希望老师们理解。他又说： 　　“为了避免损失，我们可以劝说同学在校内活动，停止街头宣传。” 　　商谈以后，联大教授会、“民盟”云南支部当即向当局抗议，支持学生罢课。 　　12月1日，一个“黑暗的日子降临昆明。丧心病狂的李宗黄，竟命令党徒携带凶器，分头闯入联大、云大、中法大学和联大附中、南菁中学等，不但撕毁墙报、破坏校具，甚至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南菁中学教师于再被手榴弹炸死于联大新校舍门前，联大师院学生潘琐（女）、李鲁连和昆华工校时张华昌也在手榴弹爆炸声中倒入血泊，另有重伤二十五人，轻伤三十多人。一时，白日无光，热血横流，和二十年前军阀段棋瑞屠杀学生的北京“三·一八‘惨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惨案发生后，袁永熙和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商定：抓住时机。组织反攻。一是编印（一二·一惨案实录）、告全国同胞、告师长、告家长及（向昆明父老沉痛呼吁）等公开书，广为散发；二是公祭遇难的四烈士，在联大图书馆设置灵堂，接待社会各界前来吊唁；三是出版《罢委会通讯》，派地下党员王汉斌去重庆串联。一时间，昆明大中学教师罢教，前去灵堂吊唁的市民，累计达十五万人次，谴责国民党当局、声援学生的舆论遍于全国。这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 　　色厉内荏的蒋介石力图平息事态，授意关麟征假惺惺地向学生“道歉”，并“缉凶慰抚”，以求补救—无非是处理几个“替罪羊”‘，拿出一点法币来搪塞学生。罢委会断然拒绝，并在且2月6日第二次《告全国同胞书》中要求：严惩主谋凶犯关麝征、李宗黄、邱清泉；负担死伤同学的丧葬、抚恤和医疗费；赔偿一切公私损失等。在全国怒潮般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将关停职，听从议处”，授议新上任的省主席卢汉和教育部次长朱经农，会同联大等四校校长，和罢联代表谈判复课。斗争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在谈判中，卢汉答应解决丧葬、抚恤、医疗、赔偿等要求，“惟惩凶须国民党中央处理”。这时，罢课已半个月，为了保护同学的斗争情绪，郑伯克、袁永熙审时度势，决定由联大自治会提出“停灵复课”的建议，先决条件是惩办主谋凶犯，废除集会游行的禁令；中央社向学生道歉。1月18日晚，袁永熙再度造访闻一多教授，请他将“停灵复课”的方案向教授会和联大常委梅贻价转达。闻一多和梅贻琦恳谈四个小时后，梅便出面主持召开联大教授会议，逐条讨论自治会的建议。其中关于中央社道歉一事，教授会决定向新闻界发布事实真相报告，送《中央日报》登载；最关键的惩办主凶一项，教授会决定吁请政府对省行政首脑李宗黄“先行撤职”，不然教授将全体辞职；李宗黄、关麝征等应负的法律责任，由联大教授组成的法律委员会具状控告。 　　1月24日，当梅贻传等在记者招待会上报告事实真相，联大教授会发出对李宗黄、关麝征的两份《告诉状》时，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李宗黄在万众声讨中“调离”昆明。三天后，昆明四十四所大中学校学生一律复课，教师复教，《罢委会通讯》在终刊社论中宣布：“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从“抗暴”的遭遇战到“五·二0”的主动出击 　　新的斗争等待着袁永熙。 　　1946年2月，早春天气，袁永熙来到红岩村。钱瑛高度评价西南联大的党组织在“一二·一”运动中广泛团结群众、敢于和蒋介石斗争、适时收兵的成功经验。她同时指出：群众运动中的口号分两类，一类是宣传性的，一类是行动性的。“长期罢课”，既使作为宣传口号也是不妥当的，因为事实上做不到，反而脱离群众，孤立自己。你们后来很策略地提出“停灵复课”是正确的。 　　袁永熙这次来红岩村，时间很短促。原因之一，是国民党特务煽动起一股反苏反共的逆流。2月22日，重庆一万多人举行反苏游行，队伍经过红岩村附近的化龙桥时，一群暴徒竟然捣毁了《新华日报》营业部。钱瑛当即让袁永熙隐蔽到办事处的三楼，嘱咐袁：万一暴徒闯进来，你就说是我的亲戚，刚从湖北来。气氛颇为紧张。原因之二是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办事处也将迁到南京。西南联大决定5月复员，钱瑛布置袁速回昆明，偕同五十多党员、一百五十多“民青”成员返回平津。最后，她关切地问：“你和陈琏的关系明确了吗？她现在中央大学，你应该去看看她。”袁永熙这才来到沙坪坝中央大学。 　　嘉陵江畔，一对恋人倾诉着衷情。行色匆匆中，他们互相叮咛，互相祝福。别后，陈琏随陈布雷来到南京，袁永熙肩负重任，奔向古都北平。 　　阔别八年的北平笼罩在全面内战的氛围中。这时，日本的战俘正分批遣送回国，代之而来的是助蒋内战的十一万三千驻华美国兵。其中有五万三千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平津地区。他们横行不法，1946年9月至11月三个月内，残害中国民众的暴行就有三十二起，死伤达四十人。民众的愤怒烈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来到北平的党员，转地不转组织关系，原有的两个党支部继续保持平行，由南方局（后来是上海局）直接联系。到北平后，袁永熙通过孙国梁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的余涤清取得联系，双方确定指导北平学生运动的党组织，独立活动，不发生横的关系，在斗争中互相配合。前者称南系，由袁永熙和王汉斌领导，后者称为北系。从此，袁永熙以金城银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领导北平的学生运动，陈琏也转移到了北平，以贝满女中教员的身份，在袁永熙的领导下负责职业青年的工作。 　　12月24日晚，两名美国兵强奸了北京大学先修班的学生沈崇。袁永熙和王汉斌闻讯后，决定发动学生罢课抗议，北大的同学立即召开各系级、各社团的会议，酝酿组织。30日，清华、燕京的学生进城，和城内的北大等校的同学会合，在抗议美军暴行、“美国兵滚出中国去！”的口号下形成了上万人的队伍，火山迸发一般在古都街头游行示威，影响所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响应者达五十多万人，打响了内战爆发后蒋管区学生大规模反美反蒋的第一炮。 　　抗暴运动告一段落，袁永熙第一次来到上海钱瑛汇报。此时，中共在上海的代表机关已经撤返延安，钱瑛化名陈苹，打扮成一个家庭妇女模样，隐蔽在一幢普通的弄堂房子里。她满意地对袁说：“北平的斗争发展这么快，规模这么大，我们事先没有估计到。你们发动游行之后很快复课的做法符合速战速决的策略。”接着她指出：“现在看，蒋管区学运的高潮已经到来，今后要配合和支援解放战争，积极主动地组织斗争。” 　　如果说，抗暴运动是一场遭遇战，那么1947年红五月的国统区的学生斗争是中共上海局请示中共中央后的主动出击。临战之前，袁永熙首次来到上海。钱瑛大姐向他传达了上海局的部署。上海局认为：在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物价飞涨的蒋管区，国民党民心丧失殆尽，党组织从生活斗争入手发动群众，逐步发展到与政治斗争相结合，有可能将此起彼伏的分散斗争，汇合而成一中心运动。预计红五月是高潮到来之时。4月底的一日，钱瑛带着袁永熙到南京路的先施公司。在熙熙攘攘的购物中心，他们按约定的联络暗号和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接上头，然后，袁和刘登上一辆三轮车，进入一个弄堂房子的阁楼里。这时，上海局负责学运的吴学谦、张本已经先期到达。双方交流了情况和经验，商定了斗争步调。刘晓部署：先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和北方的北平、天津六个城市发动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在红五月掀起一个斗争高潮。袁永熙离开上海时，钱大姐关切地说：“你和陈琏相爱多年，该结婚了。婚后，有陈布雷的社会关系作掩护，更有利于隐蔽。“ 　　红五月的斗争是从纪念“五四”开始的。这天上海各校学生与市民举行反内战、反饥饿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9日，学生的反饥饿斗争与工人阶级要求改善待遇，反对国民党政府冻结工资的斗争相汇合，于是八千多工人和学生包围上海市政府，公共汽车和电车工人二千多人，丝织厂工人一万五千多人游行示威；10日百货公司职工也走上街头。 　　5月18日，北平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宣传队走上街头，警备司令部调动青年军208师的人员冲击宣传队，殴打学生，酿成“五·一八”血案。当晚，北大、清华、燕京等校联合天津的南开、北洋、唐山交大召开紧急代表会议，成立“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委员会”，决定20日在平津两市同时举行示威游行。 　　5月20日，南北呼应，斗争推向高潮。在国民党的心脏南京，地下党发动宁、沪、苏、杭的学生六千多人向国民党参政会请愿，被国民党的军警和骑兵队殴伤五十多人；天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的游行队伍同样遭到殴打；而北平的学生队伍一万五千多人，从沙滩北大的红楼广场出发，扼止了特务的阻挠，在北平市中心行程二十多华里，历时五个半小时，顺利返回红楼广场。这时群情激昂，“反饥饿反内战联合委员会”主席团在同学们的临时动议下，把红楼广场命名为“民主厂场”，问时宣布6月2日为“全国反内战日”，要求发动罢课、罢教、罢工、罢市的“四罢”斗争，在匆忙中表决通过。 　　袁永熙、王汉斌等南系学委当即和北系学委的负责人紧急会商，一致认为“四罢”的决定不够慎重．不够策略。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于实施，而且使敌人预作准备，可能造成损失。双方决定本着保持同学的斗争热情、避免损失的原则，说服同学，修正临时动议。改定于6月1日举行“民主广场”命名典礼，6月2日在各校校内分散集会活动。 　　6月2日，北平城内一片恐怖。北大、清华、燕京、中法等学校四周，军警林立，铁丝网密布，机关枪口对准着学校大门。但是，学生们却在华北学联主持下，在“民主广场”召开追悼被国民党杀害的闻一多、李公朴和“一二一”运动中殉难的四烈士大会，巧妙地避免了敌人的屠杀。 　　这时，人民解放战争捷报频传，山东战场上解放军全歼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74师，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西北战场上，蒋的另一个主力、进攻延安的胡宗南部，在清化砭、羊马河、幡龙镇连败三战后，已被拖得精疲力尽；而我刘邓大军即将千里跃进，挺进中原，东北的民主联军已逼近长春、四平。5月30比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也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 　　头可断，革命意志不能动摇 　　1947年8月，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礼堂里张灯结彩，乐队弹奏起（花好月圆）的流行歌曲，袁永熙和陈琏这一对“归附于革命阶级”的恋人举行隆重的结婚典礼。前来道贺的是手持陈布雷署名的请帖的国民党北平市的政要，证婚人是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在蒋介石颁布《戡乱总动员令》一个月之后，两个共产党员穿起新婚礼服，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间。生活的复杂性真够耐人寻味！ 　　袁永熙和陈琏本来不乐意接受如此排场，但是，代表乃是从上海赶来主持婚礼的陈训悆，一再对侄女说：“不要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教师，你是陈布雷的女儿，你姐姐在上海举行婚礼时，孔祥熙院长还亲自来道贺哩！“而中共上海局的钱瑛，在袁永熙离开上海时，也关照他说：“婚礼要办得体面些，因为这是陈布雷嫁女儿，有了这层社会关系，更有利于你们安全隐蔽。“钱瑛还陪同袁永熙到上海的四大公司选购结婚用品。同时，她语重心长地叮嘱袁永熙说：“共产党员要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革命气节，头可断，革命意志不能动摇。倘若被敌人逮捕，不得暴露政治身份，不能出卖同志和党的机密。“这位久经考验的大姐，在袁永熙面前从来不讲个人的经历，这一次例外，她告诉袁说，1931年她的丈夫谭寿林被蒋介石惨杀于南京雨花台。两年后，因叛徒出卖，她不幸被捕；从法庭申辩到“模范监狱”和“反省院”里的绝食斗争，敌人软硬兼施，她始终坚贞不屈，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经周恩来交涉，才结束了四年多的囹圄生活，回到党的怀抱。她关切地说：“你们是培养多年的党员，是党的宝贵财富，万一被捕，要事先编好口供，至死不改，敌人也就奈何不得！“这对袁永熙来说，是上了一堂深刻的党课。于是，袁永熙和陈琏在六国饭店举行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婚礼！ 　　这时，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揭开序幕。前方战事吃紧，蒋介石对后方加紧搜捕中共地下组织。9月底，临近中秋的一个夜晚，北平东城棉花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袁永熙正在和职业青年支部的邢福津、陈琏开会；清华大学的党支部书记陈彰远也来向袁汇报发展“民主青年联盟”的工作。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来人自称是北平行辕派来的，一定要见袁永熙。袁让陈琏前去应付，自己返身回屋，立即把自己和等候在另室的陈彰远身上的《民主青年同盟章程》收藏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几个特务已破门而入。 　　“谁是袁永熙？” 　　“我就是。”袁永熙挺身而起。 　　特务又问邢福津，邢答称是北大的学生。糟糕的是临时放在柜顶上的油印的《民主青年同盟章程》被特务搜了出来，等候在另室的陈彰远又被特务押了过来。机敏的袁永熙当即说：“他是我的同学，是让我们帮助找职业来的。“陈琏随机应变，拿起丈夫的一件毛衣，又从口袋里掏出一点钱交到陈彰远手里，说“工作不是马上能找到的，你回家等着，这些你先拿去用。” 　　特务们将袁永熙夫妇连同邢和陈一起，押进两辆汽车，当晚关入炮局的囚房。第二、第三天，守候在袁宅的特务，又逮捕了前来联系工作的北大学生吴漠、力易周，燕京学生龚理康等，消息传开后，北大、清华、燕京的学生立即酝酿罢课。 　　袁永熙夫妇为什么被捕呢？事出偶然。原来他们结婚时，陈琏的同事、贝满女中的教师田冲前来袁宅道贺，素不相识的袁永熙和田交换了一张名片。9月底，北平的地下党部分组织迭遭破坏，城工部的余心清等二人被捕，情报电台被破坏，隐蔽在北平市政府的梁霭然局长等三人亦被捕，王冶秋在敌人到达前逃脱；田冲的朋友报务员李政宣叛变，田冲因此受到株连。敌人从田冲身上搜出袁永熙的名片，便按名片上的住址逮捕了袁永熙夫妇。 　　这件事惊动了中共中央。10月3日，周恩来看到北平合众通讯社报道余心清、袁永熙夫妇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电示后委的罗迈和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陈琏、袁永熙与学运有关，望罗迈电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①令人纳闷的是情报系统和学运系统的组织关系是严格分开的，敌人为什么“捕去学运小袁夫妇”呢？ 10月6日，周恩来又致电后委的杨尚昆、李克农和罗迈等，要他们“从各种可能上寻求破坏根据，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又请中央工委分别告晋察冀的杜理卿（许建国）和中央青委冯文彬，“利用他们关系追究此案破坏真相，并研究有无搭救可能和办法”。②电文中显示周恩来的焦急和关怀心清。 　　电报下达后，钱被立即撤离上海，前往香港。袁永熙夫妇在狱中和敌人进行斗争。特务们力图追查袁永熙和报务员李政宣的关系，企图扩大线索。袁永熙说“我根本不认识他。”和田冲的关系呢？。袁答：“只和他交换过一张名片。” 　　“是谁介绍你加入‘民青’的？”特务指着油印的文件逼问。 　　“民青”是进步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当时，组织遍于北平各大学。北大有“进步青年联盟”、“中国革命青年联盟“、“文化工作者联盟”；清华有“中华民主青年联盟“、“新民主主义建设学会”；中小学教师中有“人民教育工作者联盟”等等。袁永熙灵机一动，为了不牵连别人，他说是闻一多教授。 　　特务们啼笑皆非，因为闻一多早在一年多以前已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于是便动刑。先是特务用熏烟火烧袁的皮肤，无效。又用竹签夹袁的手指，用皮鞭死命地抽打。袁永熙咬紧牙关，忍受着剧痛，几度昏厥。每次苏醒过来时，耳边便响起钱大姐的嘱咐：“共产党员要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气节，头可断，革命意志不能动摇……” 　　保密局的特务束手无策。他们找不出袁永熙和秘密电台的联系，又没有证据确定袁的共产党员身份，加上他是陈布雷的女婿，“投鼠忌器”，只好向上司提出两条建议，一是送青年集中营感化，二是交军法处审理。11月29日，袁永熙等二十三人，被押上飞机，送到南京，关入宁海路19号保密局的看守所。 　　不久，有人告诉陈布雷，袁永熙是民青盟员，不是共产党；陈琏仅思想左倾。于是陈布雷先把女儿保出来，第二步再设法保袁永熙。一天，一个特务手持一持印好的《悔过书》，发给在押人员填写。上面的文字是：“余受共产党煽惑，误入歧途，为奸工作，危害民国，愿悔过自新……”。袁永熙正在沉思时，一个唱红脸的家伙走到他身边，自称是当年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留学生，假惺惺地对袁说：“我年轻时也信仰过马列主义，后来阅历增加，方知马列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知识分子是个信仰问题，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字，办个手续，保证你没有事。” 　　“我没有误入歧途，也没有受人煽惑，我无过可悔。我不签。“袁明白地说。 　　难友梁霭然老练沉着，他对袁说：“既然我们没有误入歧途，那就在这些字句面前一律添上‘并未’两字，这样就改变了《悔过书》的性质，又不激怒他们。”袁永熙就照此办理。不久就被转押到南京陆军监狱。1948年5月28日，由陈布雷和袁的姐夫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出面，派人将袁永照保释出狱。 　　袁永熙出狱后，陈布雷为他和陈琏在南京找了“差事”。学经济的袁永熙到中央信托局，陈琏在国立编译馆。他们有一次去上海，陈琏的表妹、秘密党员翁郁文来看望他们，陈琏向她表示：“有没有办法到那边去？” “那边”指的是解放区，当时，渴望解放的国统区人民中，到处可以听到“山那边呀好地方……”的歌声。郁文心领神会，向党组织反映了陈琏和袁永熙的愿望。上海秘密党的领导知道袁永熙夫妇的情况，要郁文继续保持联系，寻求适当的机会护送他们进解放区。 　　机会终于来了。 　　这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决战方酣，国民党大势已去。陈布雷“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于12日晚服安眠药自尽。郁文当即抓住吊唁舅你的机会，赶到南京，在灵堂一角，通知陈琏夫妇做好一切准备。南京的追悼活动结束后，袁永熙夫妇利用送陈布雷的灵枢去杭州安葬的机会，摆脱特务们的监视。有意留在陈布雷上海的家里，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由郁文陪同他们通过地下交通的护送，化装登上沪宁列车，在镇江下车，渡过天堑长江，启程北上到山东兖州中共中央华东局所在地。经华东局与中央联系后，袁永熙夫妇奔向解放了的北平，迎接他们为之奋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度尽劫波意犹坚，青史千古明泾渭 　　新中国诞生前，袁永熙度过了十一年秘密斗争生涯。十一年内，国共两党在抗日的旗帜下，化敌为友；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两党又回复到敌对状态。即使是抗日时期，在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下，身处大后方白色恐怖下的袁永熙，始终如履薄冰地在斗争中经受着考验。新中国成立后，他面临着新的考验，既不是工作繁重或条件艰苦，也不是学识。经验不相适应，而是在党的某些政策被扭曲的特定条件下，长期蒙受不公正的待遇。1993年，袁永熙在给中共北京市委的信中写道：“我从1938年入党，到现在已有五十五年党龄。这期间曾受到两次错误的处理。“ 　　第一次是1949年。 　　袁永熙回到解放了的北平后，党组织审查了他在狱中的表现。这是完全正常的。他如实地汇报了情况。中央青委审查后的处理意见是：恢复党籍，留党察看一年。但主管部门认为他“政治动摇，不敢坚持真理而向敌人屈服，丧失党员气节”，将袁“开除党籍，批准其重新入党”。这个处理，否定了他的斗争历史，“导致党组织在使用我时受到一定的限制。”3月初，中华全国学生第14届代表大会时，毛泽东在香山接见学生代表，曾经战斗在“第二条战线”前沿阵地的袁永熙，多么渴望见到自己的伟大领袖啊！但是他被认为不符合条件而排除在外。会后，他分配在团中央学生部任秘书主任、副部长。1954年，他调到清华大学，任党委书记。两年后，被子撤下来，改任校长助理。 　　在狱的八个月，袁永熙没有在敌人面前承认共产员，没有暴露组织，没有泄露他的上级和在他领导下的任何一个党员的身份。正因为如此，和他同时被捕的职业青年支部的负责人邢福津、陈琏、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陈彰远，以及和他并肩战斗的南系学运领导人之一王汉斌等，得到了保护，避免了一场灾难。当然，和那些已经公开了身份的共产党员不同，他们可以在法庭上，在刑讯时，慷慨激昂，针锋相对地驳斥敌人，公开宣传革命的真理，向敌人作最后的斗争；袁永熙在敌人面前始终隐蔽着自己的政治身份，他没权利也不应该用激烈的言词和敌人舌战，图一时的痛快；他只能采用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和敌人虚与委蛇的策略，去应付敌人。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曾明文规定，对那些“因党的嫌疑被捕，未供出自己与组织的关系（即未承认是党员），因有人担保，而法庭一定要 　　照例填写自首书或一般反共志愿书始能出狱者，亦不得作自首论”，何况在敌人的《悔过书》上袁永熙加上了四个“并未”，改变了它的性质。中央的文件又指出，如果不去细心分别各种情况，对保释出狱的同志“一律的采取排斥打击的方法，这是一种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 　　第二次错误处理，是1957年。袁永熙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从“惟成分论”的推理出发，扣上了“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由此，他再次被开除党籍，在政治的压力下，家庭解体，陈琏被迫和他离婚，袁永熙只身下放到京郊南苑生产队接受劳动改造。这期间，他喂猪，牧羊，掏厕所，以繁重的劳动“清洗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多年来被结核菌困扰得体质虚弱的袁永熙，又染上了羊身上的布鲁氏杆菌，成天发着高烧，整整病了一年。1965年5月，已经摘了“右派”帽子的袁永熙，被遣送出北京，到河北南宫县中学教书。这年10月，南宫中学三十二岁的化学教师张兰芬和逆境中的袁永熙结合。但是半年以后，席卷全国的、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风暴来临了，袁永熙自然成了全县瞩目的“黑线“人物，什么“刘少奇在南宫的定时炸弹”，“袁世凯的孙子”等等，从灵魂到皮肉，饱受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惟一能给他一点安慰和照料的是甘于和他共患难的爱人张兰芬。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确立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强调：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于是，寒冬过去，大地复苏。 　　1979年2月，清华大学党委，遵照三中全会精神，复查了袁永熙的“右派”问题，结论宣布：“袁永熙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撤销原开除党籍的决定，在原决定中关于袁永熙同志阶级异己分子的结论是错误的，也予以撤销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来的工资待遇。一年半以后，共青团中央机关党委办公室上报中直机关党委的复查意见中确认袁永熙在狱中“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保护了同时被捕的同志，保守了党的组织秘密，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品质”，出狱以后，袁“积极找党，当即向党作了彻底交代，没有隐瞒，表现出他对党的忠诚”。因此，三十二年前主管领导部门对袁永熙的处理意见“是不妥的”，建议予以撤销。1980年10月13日，中央组织部复函“同意”团中央机关党委的复查意见，“恢复袁永熙同志的党籍”，撤销当年“不 　　妥当“的意见。 　　1982年，行年六十有五，垂垂老矣的袁永熙被任命为原北京经济学院院长，并且先后被选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第七届委员。 　　曲折的历史，给袁永熙带来不寻常的遭遇，这是很不幸的，但幸运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得以恢复，历史还给他一个公正。而当年领导他、培养他、关怀他的钱瑛大姐，却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含冤逝世，成为千古遗憾！1985年，帅孟奇主持编写《忆钱瑛》一书的会议时，袁永熙坐在帅大姐的身旁，缅怀先人，回顾历史，他感到无愧、无悔、无怨。 　　大江东流去，青史明经渭。1999年，12月13日凌晨，八十二岁的袁永熙同志溘然长逝。 　　袁永熙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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