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袁（袁永熙）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大家都深切怀念他。肥古（古念良）与小袁有着深厚的情谊，若肥古在世定会写出情深意切的纪念文章，可惜他比小袁走得更早，我只能以自己的拙笔回忆他的二三事。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肥古与小袁住同一架床的上、下铺，很快就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1939年小袁介绍肥古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地下党里，小袁是肥古的领导人，他工作非常忙，有时无暇复习功课，肥古就尽力帮助他。小袁曾患肺结核，严重时大口吐血，肥古就日夜在他身边照顾，结果也传染上肺结核，幸而后来两人都病愈了。 　　到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要在昆明捕人，按党的指示，联大的地下党员纷纷撤离昆明。我与肥古到云南北部的武定县当中学教员作为掩护，曹学源、朱瑞青在我们附近县，小袁等人到云南南部的县。此期间我们这批人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曾去昆明也联系不上。于是肥古与我决定先回老家广东．然后取道香港赴上海到苏北找新四军去。不巧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滞留在广东无法取道香港了。我们遂分别致信我二伯父沈钧儒，要去重庆找他；又致信小袁，问怎么办？二伯父复信说不要到重庆，要去桂林（当时许多进步的文化人在桂林），而小袁复信让我们去重庆。我们经过考虑，决定去重庆，因为我们认为，小袁已经与组织接上关系。5月21日傍晚，我们到达重庆，我哥哥沈撰到车站接我们，说：“伯父让你们不来，你们还来，你们不知道伯父为你们的安全多么担心？！”对此我们心中不安。然而到达枣子岚垭83号伯父家见到伯父时，伯父却连声说：“你们来了，太好了。”表现出对我们无比的亲切。第二天，肥古即去江津找小袁，而伯父则把我们从联大出走和到达重庆的经过，告诉周恩来同志。于是邓颖超同志就到我伯父家看我们，详细询问了我们与小袁的情况，并嘱通知肥古和小袁从江津到重庆来。过了几天，待肥古与小袁到重庆后，邓颖超同志安排了一部车子，把肥古与小袁从枣子岚垭送到红岩村23号（当时南方局所在地，对外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由钱瑛同志接见，并交由荣高棠同志具体谈话，很快就恢复了他们的组织关系。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小袁于1941年9月从昆明到重庆后，在白色恐怖下一时接不上组织关系。小袁就设想：沈老是我党最亲密、可靠的朋友，假如肥古与我到重庆，就极可能通过沈老的关系，帮助我们找到组织。果然事情的发展正如小袁设想与希望的。由于小袁恢复了组织关系，一些失去关系的联大党总支的同志也就通过小袁联系上组织关系了。 　　肥古与小袁是肝胆相照的朋友。解放后虽然南、北各一方，但一直来往不断，特别是1956年肥古从广州到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时，更是常到清华大学找小袁。反右运动中小袁不幸被打成右派后，党校有人就以“袁永熙是右派，你古念良就没有右派言论？”为理由，逼迫肥古交待右派言论。肥古只好挖空心思地检查自己：一是认为我国经济建设比例 　　失调，重工业搞多了。二是肃反扩大化了，等等。据此，肥古返回广州后，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回忆往事，肥古常说：“小袁确是很有才华、有能力。”小袁在1945年“一二·一”运动时，已是昆明学生运动的一位领导人了。然而反右后，小袁被下放到河北省南宫县中学教书，在文革中多次挨批斗，备受煎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落实政策，小袁又走上了北京经济学院的领导岗位，继续发挥他的才华，为党工作。但是，他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二十余年被荒废了，令人惋惜。 　　忆当年，我们正年轻，风华正茂，充满爱国情怀，为抗日奔走呼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思念故人，因我们都有共同的经历和愿望：盼着国家富强，人民安康。 　　2000年9月 　　编者注：古念良是作者的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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