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袁永熙同志是迟到八十年代初了，然而我知道袁永熙同志却早在四十年代中。从知道他到认识他竟长达四十年之久。而我真正认识袁永熙这个人，却是在昆明国通宾馆我们的一夕谈之后。 　　1981年初夏云南省党史办召开“一二·一”学生运动史稿座谈会，我去了。我一到宾馆，就被安排在一间大房间里住。那房里有两个床，接待的同志说，和我同房的同志是北京来的袁永熙同志。哦，袁永熙，这个名字我是很熟悉的，但是我们并不认识，更说不上熟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曾经在西南联大同过学，碰过面，却未交谈，彼此知道名字而已。 　　1941年初，我所在鄂西特委遭受国民党特务由破坏。特委书记何功伟被捕，特委妇女部长、我的爱人刘惠馨一同被捕（不到一年，他们两人都被杀害了），我这个特委副书记，被追捕甚急。我到重庆南方局汇报和处理善后，南方局领导不同意我去延安学习的请求，认为大后方更需要有白区工作经验的同志在这里坚持。但是敌人正在湖北四川追捕我，只有到龙云统治下的云南，才能生存。于是领导向我交待了“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党的当前白区工作方针后，要我到昆明就业或读书，准备长期埋伏三五年，独立活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我在抗战前读过中央大学，重考西南联大一年级，是有把握的。我决定到昆明读书；我改名马千禾报考，果然考上了，于是1941年秋，我进了西南联大。 　　我到西南联大后，举眼四顾，一片荒凉，堂堂的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联合起来的联大，怎么在政治上如此沉寂？这年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进攻香港时，国民党住香港的权贵们纷纷逃回重庆，出现了孔祥熙用飞机运他的洋狗而不让滞港名教授搭机的事。消息传来，群情愤激。我和一批初识的进步同学，积极参加，大声疾呼。1942年1月6日，一年级同学带头，高年级同学随即参加，上街游行。途中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专同学也参加了。浩浩荡荡，形成讨孔运动。这不啻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中群众反抗的一声春雷。然而这声春雷似乎响得早了一点，全国还处在政治低潮中，难成气候，不久便归于沉寂。 　　我暗地在联大了解情况。一年级颇有一些从全国各地来的进步分子，有的就是我知道的从外地疏散来的党员，我开始和他们交朋友。而高年级同学之所以反而沉闷，是因为过去在学校十分活跃的进步力量核心组织“群社”的人，在皖南事变后，都已撤退了，但都还在校外和乡下活动。这个群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叫袁永熙。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袁永熙这个名字。 　　联大的学生运动，在党的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本着中央白区工作的方针，勤学、勤业、勤交友，逐步积累进步力量，并由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志直接领导重新建立了联大党支部。我任书记。在支部周围逐渐形成一支进步力量。在这同时，我发现，除开由一批进步教授为主（其中也有党做统战工作的党员参加）公开组织的民主同盟云南支部，”配合学生开展进步活动外，还有一批进步同学也在开展进步活动，和我们不谋而合，十分默契。我问郑伯克同志，才知道在我们建立支部以后，省工委在联大还建立了一个平行支部，工作路线方针政策一样，组织分立，行动一致。这个支部的书记就是袁永熙。这是我第二次听说袁永熙。 　　从此以后，联大的学生运动，便在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由两个支部策动，团结进步师生，随着全国政治形势的逐步好转，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出版了一些进步壁报和铅印小报，组建了各种各样的文学、诗歌、戏剧、音乐、体育的学生团体，开展了一些学术的和政治的讲座，掌握了一批系会、级会，并向三青团把持的学校学生自治会挑战，终于通过竞选夺取过来，进而组织了昆明学联，从此有了领导昆明学生运动的司令部。至于各种秘密的更接近党支部的小组织如读书会之类，更越来越多，以至提出了组织党的秘密外围组织的要求。洪德铭等组织了秘密的民主青年同盟，后由袁永熙参加领导作为第一支部，接着我们也组织了第二支部，云南大学组织了第三支部，以及组织了中学支部和职工支部。形成了党直接指挥的外围组织。这是后来的“一二·一”学生运动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我和袁永熙两个工作相通，却没有见面。只是在一次开会时，别人指给我看谁是袁永熙。他个子较矮，头发浓密，穿着朴素。他也看到了我，我们没有打招呼，互相默笑而已。这是袁永熙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也是解放前惟一的一次我见到袁永熙。 　　1950年解放初期，我在成都市委工作。有一次公安局送来一份材料，是审讯一个特务的口供。那上面说的是解放前国民党特务在北平破坏我们的秘密电台的经过。其中提到牵连到余心清，从余心清那里又发现了袁永熙陈琏夫妇的名字，因而逮捕了袁永熙和陈琏。陈琏是蒋介石的心腹陈布雷的女儿，后来是由陈布雷保他们出去的。这是我又一次知道袁永熙的情况。其后直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在《人民日报》上大版地刊登出清华大学批判校长助理袁永熙大右派的文章，我才知道他解放后在清华大学工作，并且被打成了大右派。我知道他这一下倒霉到顶了。其后我就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了。只是偶尔从王汉斌同志口中得知他在劳动改造。有人说看到他在北京郊区赶马车，后来听说调到河北南宫县教书去了。以后再也不知道他的情况，直到1981年这一次我们在昆明宾馆里偶然相遇于一室。这也可算是有缘分了。 　　袁永熙回到房间，大概他已经知道我和他同房了，一进门便对我说：“老马同志，我想不到这一生还能见到你，更想不到我们竟然在这里同房居住。”我也十分惊喜地和他握手，亲切地回叫他一声老袁，却没有加同志二字，我以为这样更显得亲切一些。我说：“老袁，我们还能在我们曾经一块战斗过的地方昆明见面，并且住在一个房间里，真是今生有缘呀。”他听到我这么说，他的眼睛明显地湿润了，他不胜感慨地说：“是呀，今生有缘，能见到你，真不容易呢” 　　我们并不奇怪，我们竟然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再见一样，放开胸怀，毫无顾忌地畅谈起来。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谈过话，彼此却如此地相互信任，似乎都有一种默契，在白区那样的险恶环境里共同战斗过来的同志，是终生可以互相信赖的。我们首先相互交流解放以后的情况。我告诉他，他的坎坷情况，一直在我的关注中，大体上都知道了。我的情况他却毫无所知，我报了我的“官历”后对他说，我的境况自然比他好得多，但是我过得实在也不轻松，感到很累很累，至少和在昆明战斗时的壮志凌云、豪情满怀的愉快生活比起来差得多了。我总觉得好像前面有险峻的高山要我去爬，有无穷的险关要我去过，眼望着眼前执着大刀把守关口的天赋的“改造者”们，横眉立眼地盯住自己，不知如何是好。我说，我在北京和昆明时一块战斗的战友们相见，我们几乎每次相见都有一个话题，即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大关，真是不容易呀。我们都互相鼓励，一定要努力自我思想改造，过好这一关。然而事实却是，大半的战友，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总算是扑爬筋斗拖泥带水地过来了。但是却有一些战友，没有能过好这一关，在不同的关口前跌倒了，有的竟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自以为勉强过了关的却又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大关口上，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整得死去活来，没有过得了关，直到那些把关的好汉们被时代的大潮卷没并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止。我们这些莫名其妙地被“解放”了的过来人，至今也没有弄清楚，这一场历史悲剧也是闹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谈到这些，袁永熙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如江河一般滔滔不绝地奔流出来。他向我简要地叙述了他的身世，他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和那时的爱国学生大体相同）的，如何在西南联大领导“群社”斗争，如何认识陈琏，一起在革命道路上努力，并和她坠入情网。他特别介绍了我提到的在北京为情报系统所牵累，他和陈琏被捕以及后来蒋介石告诉陈布雷他的女婿、女儿不是共产党员，陈布雷托人营救他们出狱的过程。他并没有详细地向我介绍他在清华大学被打成右派的经过，他只说他的确没有反党，也没有反对社会主义，他也努力改造思想，但是不知怎么地他还是难逃大劫，硬被打成右派。我说大概像清华大学这样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拿出一个像样子有点质量的右派，那反右派运动就会大为减色了，民主党派的大头头们尚且为此作了贡献，要他这个书记作贡献，是小焉者的了。 　　他愤然地说，明明是说要大家帮助党整风，号召大家提意见，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接到通知，要动员大家大鸣大放的，谁知道大捉起右派来。其实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不过要求民主和自由，反对腐败和官僚主义而已。我们过去从延安发出的一切文件，不都是号召为民主自由和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吗？我们在昆明不是以民主自由作为我们的战斗旗帜吗？为什么背弃自己的诺言，竟然说有罪之人言必有罪？把右派定为反革命，就是承认思想犯罪，可以科以刑律了。这是封建王朝才有的事，和社会主义民主是格格不入的。他说了许多他难以理解的问题，我一个也不能回答。民主自由，多少罪名因汝而生，民主自由，多少罪名假汝之名以行。 　　袁永熙特别谈了他和陈琏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说着说着不禁涕泪横流，他最伤心的是陈琏的跳楼自杀。陈琏以她是陈布雷的女儿，尽有条件从联大毕业，到美国留学，成为专家，解放以后归国或更迟一点归国，她不是被待以上宾吗？他反问，抗战时期，党不是号召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吗？陈琏这样的所谓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就不应该参加吗？事实上周恩来总理对于陈琏的入党就非常重视，还要她专门在全国政协会上作过发言，引起很好的反映。然而运动一来，她总是背起沉重的思想包袱，脱不了手，好像她这样背叛反动阶级的人就是“原罪”的人，事实上也有一些人，一直对她另眼相看。“文革”中更是对她批判虐待，没完没了，使她再也无法生存下去，只有一死了之。难道中国革命多一些知识分子参加就不好吗？不是毛主席讲过，没有知识分子中国革命是不能胜利的这样的话吗？袁永熙又向我提出一大堆我无法解答的问题。 　　当然，事实上他不过是向我作倾心的诉说，并不是要我作回答的。我回答不了，不知有多少人能回答得了？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能够有机会受高等教育的，大半成分不好），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遭受煎熬时，就常常自问“我到底错在哪里，难道就错在我是知识分子吗？”这样奇怪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谁能回答？ 　　我和袁永熙在昆明这个宾馆里作了几乎彻夜的长谈。我们不悔相见恨晚，而以为正得其时，感到痛快极了。要不是第二天我被省政府接待处依照他们的规矩（我表示异议也无效），硬把我搬到一套比较漂亮的单人房间去，我们可能还会作长夜谈的。 　　从此以后，我每次到北京参加有关西南联大的会议，或者恰逢“五四”，去北京大学参加返校节，我们碰到一起时，都要亲热地交谈。我至今保留着我和他、王汉斌几个老校友的合影。前年我到北京大学参加百年校庆时，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已瘫在床上，已经不认识人了。我竟没有去看他，以后传来他的噩耗，引为我的永久的遗憾。 　　袁永熙走了，好友们要为他出一本纪念集，通知我写篇纪念文章，我马上想起我们在昆明的一夕谈。但是他提出的许多问题，不知是否找到了答案，我是至今也无法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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