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来二三十年间，因时势的缘故，《中国近代文学史》著者对林纾给予了歪曲事实，谩骂，污辱人格，极不公正的评价和封杀。斗转星移，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才开始重新认识林纾，反省对他的评价，还予他的人生面目与思想真缔，给他以正确的评价和尊重。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道义责任，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良知。 　　文学是文化的基本构成，它承载着几千年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实践，有着自身的传承发展规律。对文化的研究要与政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我们应该反省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承认鲁迅的‘五四’观为现代文学的正宗，占统治地位，把现代文学作为《党史》一部分的属性。摆脱政治对它的控制，直接提到“五四”又为当时官方意识形态不允许的。由此，颠覆了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思想文化，学术发展过程中产生不同的学述观点，不同的价值标准，以至型成不同的学术派别都是正常的，合理的 公平公正的理念。简单地将文化分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旧文化──新文化，统治阶级文化--被统治阶级文化……这样相互对立的二元结构 模式。不容质疑的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标准就变成了一个消灭一个，由谋一派别“独霸天下”达到所谓高度“统一”。现代文学史应该包括的古诗文词和包笑天，张恨水的章回体小说都遭到了几位所谓‘权威’的老先生的反对。革命意识形态不仅是历史包袱更是一种现实存在，所以我们要从中摆脱出来。21世纪的中共党史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是时代发展进步的必然，理应成为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借鉴和榜样。 　　旧版文学史把钱玄同，刘半农对林纾人格污辱，不耻于文化道德的“双簧戏”加以美谈；且制造林纾军阀炮轰北大的神话。经有良知负责任史家认真考证认为：尽管林纾与徐树铮有私交，但林纾依然保持着独立的文人身份。新文化阵营把小说“荆生”附会为徐树铮，一时传闻四起，有的说徐树铮景山炮轰北大，有的说运动国会弹劾蔡元培，如此等等。但这些都是道路传闻，至今仍查无实据，更重要的是传闻中所说的事实根本就没有发生。其实不仅是陈独秀说到此事时都使用‘听说’之类的字眼，表明它只是传闻，而近年来有多位学者撰文对此事进行考辩并予否定。然而，我们的史家却依然置基本事实于不顾，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子虚乌有的传闻，莫非说文学史在史料采拮上也可‘文学化’？“小说化”？在此，真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缺失了。 　　重读王元化先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过去惯用的文白界限和新旧界限就很不适用了。因为倡导从事新文化的人并不都能体现上述这一点，有的甚至很不符合这一要求。而那些用文言写作的，也有吸收外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坚持学术的独立地位。民众期待着新时代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和真正的史家。

原文2011.10.26 发表于网上译坛泰斗──林纾先生纪念馆  浏览：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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