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1913年起到1922年，一位老人前前后后拜谒光绪陵墓达十一次之多，每次都叩首祭奠，痛哭不已，其“爱恋故主之情”可谓是始终如一，至老不衰。这位执迂的老人就是“五四”时期被先驱者所痛斥的“封建余孽”——誓为清室遗老的林纾。他的名字在后人眼中因此几乎成了顽固派的代名词。 　　武昌起义给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极度的慌惑不安。辛亥革命爆发后不足一个月，他就打点行装，带着全家老小从北京避居天津的英租界，在临行前的一首长诗中，他哀叹道：“……烽火西被蜀，楼船走东吴。战声沸汉水，警报惊燕都。……草草挈之行，趁晓津门车。回恋手植柳，秋态含春姿。再见当何时，或不成荒墟！”在《<离恨天>译余剩语》一文他又这样写道：“余自辛亥九月，侨寓析津，长日闻见，均悲愕之事。西兵吹角伐鼓过余门外，自疑身沦异域。”①这位落伍的立宪派文人始终对革命怀着本能的恐惧，从诗、文中可以看出其情其态几乎与封建时代的文人在遭受离乱之苦时的情状毫无二致。 　　其实林纾并非一块顽冥不化的石头。辛亥革命前，因经常译西方文学作品，他自然时时受其熏陶，爱国思想以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思想屡屡见于言辞。辛亥革命爆发之初，他的思想和感情也经历了一番忧伤惊恐、郁闷困惑的斗争。在“终夜坐不眠，瞬息升朝暾”的愁苦中，他一方面希望清室有“中兴”的一天，另一方面又依稀感到清室的复灭业已不可挽回。他不得不正视现实了，并在思想和立场上产生了一段不大不小的波澜。此时他的爱国心起了作用，作为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他虽然对大清王朝忠贞不二，但一向对其腐败极为不满，深感大清王朝犹如“沉瘵之夫”，不可救药；而辛亥革命的收场方式是冠晚堂皇的所谓“南北议和”、“皇帝让政”，以袁世凯为首的新的“共和”政府其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等重要部门也仍然由旧派人物控制着，无论从表面现象还是从其实质来看，新的政府很像是大清王朝的“合法”的继承者。——这也是像林纾这样的一向尊重皇权敌视革命和流血的维新派人士所易接受的。再加上林纾向来主张“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而孙中山明确表示愿意以在野身份专心从事铁路建设，与袁实现“朝野合作”，这就又使他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新的“共和”政府能在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渐趋完善。因此，林纾曾一度表示自己“生平弗仕，不算为满州遗民，将来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之老民足矣”。②他天真地以为在新的“共和”政体下，自己一贯坚持的“讲人事于富强可十得八九”的救国主张就要实现了。在此般热情的驱动下，他欣然应聘担任了新创刊的《平报》的编纂，并连续在该报的“译论”、“社说”、“讽谕新乐府”等栏目内发表了大量的译作、时事评论文章及白话诗，在民初文坛上成为一个颇为活跃的人物。他写于1912年底至1913初的《论中国海军》、《论中国人心》、《论南北断不可更分意见》、《论中国丝茶之业》、《论专制与统一》等文章，阐述了“振军旅”、“兴实业”、“广教育”等救国主张，同时表达了“使上下成为一气，方是共和之真面目”的政治愿望。然而，耳闻目睹的“共和”现状很快就打消了他的热情，一百余首“讽谕新乐府”便对民初乌烟瘴气的议员生活、议会活动及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作了讽刺。如《共和实在好》一诗中，“共和实在好，人伦道德一起扫！入手去了孔先生，五教扑地四维倒。”“稍持国法即专制，大呼总统要皇帝。”“男也说自由，女也说自由，青天白日卖风流。如此瞎闹何时休，怕有瓜分在后头。”这些讥讽显然是真实的，也表现出了林本人对“共和”现状的愤慨情绪。但立宪文人的政治立场使他无法理解其现象背后的真正根源，而把这一切“顺理成章”地全部推到革命党人的头上；他所讽刺的对象也不是袁世凯所推行的“假共和”，而是“共和”政治本身；由此他不只是对暂时的社会现状绝望了，而且对共和制度从根本上绝望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地，“传统的赘疣、改良派的思想、立宪派的立场，紧紧地桎梏着他的精神和手脚，他不可能理解革命，脱胎换骨。因此，他，只能变成一个愤世疾俗的遗老。这个悲剧是林纾无法改变的。”③ 　　不但对现实社会深感绝望，而且对一切新生事物都充满了敌意，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未来”都拒绝接受。在此前提下，一个不无真诚和“气节”的知识分子，一个将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看得重于一切的文人，必然会带着一种对现实的逆反心理回到过去所曾凭依的精神世界之中。于是，林纾顺势“回去”了，“故国”、“天命”、“皇恩”以及其于此的文化秩序与道德生活成为他推持生命的精神支柱。如在1918年八谒崇陵时，他写道：“又到丹墀伏哭时，山风飒飒欲砭肌。扪心赖有纲常热，恋主能云犬马痴？陵早尚斑前度泪，殿门真忍百回悲。可怜八度崇陵拜，剩得归装数行诗。”（《谒陵礼成志悲》）表达了对故主的“爱恋”和对纲常的渴慕，不仅有自悼自叹之情，也不乏自命清高之意。如他自己所曾表白，“老汉践卓翁（林纾的笔名——引者注），今年六十有三矣。……只嫉恶之心过严，服善之情愈笃。”④在另一首《危峰积雪》中，他又写道：“万事尽灰冷，岂复畏寒雪！一白直到天，吾亦表吾洁。高哉袁安卧，卓哉苏武节。丈夫畏污染，所仗心如铁。持赠宫中人，与彼浇中热。”这不仅是自赏自叹，在古老道德王国的高蹈中他几乎是沉醉不已了。 　　由此也可见，林纾对封建纲常的怀恋并非真是为了回归到那种社会秩序中去，他与那种由封建顽固派演化而成的封建遗老毕竟不同：作为一个非政治主义的文人和一个曾热衷于维新与立宪的改良派知识分子，他内心里始终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尤其是他曾致力于西方小说的翻译，接受过西洋近现代文学思想的影响，对西洋小说的创作方法和技巧作过大量的宣传和启蒙的工作，因此作为政治身份的“遗老”与其作为文学家的身份并不是铁板一块般完全融为一体的。 　　 　　二 　　林纾在创作上的一大转变是由翻译小说改为亲自写作小说。辛亥之前林译小说风行海内，但他自己从未创作过小说，辛亥之后兴趣陡转。这自然与其在思想情感上动荡大有关联。在他1913年出版的《践卓翁小说》的《自序》中，他对自己的这一变化作了解释：“翁年六十以外，万事皆视若传舍。幸自少至老，不曾为官，自谓无益于国民，而亦未尝有害。屏居穷巷，日以卖文为生。然不喜论时政，故着意为小说。”⑤在另一篇“序”中，他解答别人“言林译何久不出”的疑问时，又说自己“既罢讲席，益不与人延接，长日闭户，浇花作画，用消闲居清况。”“年垂古稀，而又嗜画，日必作山水半幅，遂无暇及此”。⑥林纾自己的解释大都是他当时真实心态的反映，不过言其辛亥后“不喜论时政”其实也正是他对“共和”失望后的不满之辞，也正是未能忘情于世的一种表现。因此他“着意”而为的小说创作中必然要流露出他的政治思想、道德理想及抑郁于胸中的愤激不平之气。 　　从民初至1917这短短四五年的时间内，林纾的小说创作数量不菲。仅长篇小说就有五种：《剑腥录》（又名《京华碧血录》，1913年10月由北京都门印书局出版），《金陵秋》（1914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劫外昙花》（发表于1915年1月至2月《中华小说界》第1卷第1期至第2期，1918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冤海灵光》（发表于1915年10月至12月《小说月报》第六卷第10期至第12期，1916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巾帼阳秋》（1917年8月上海小说社出版，后改名为《官场新现形记》）。短篇小说数量更大，先后出版小说集《践卓翁短篇小说》（1913）、《技击余闻》（1914）、《铁笛亭琐记》（1916）、《畏庐笔记》（1917）等，其中有不少都是发表于《平报》的，共400篇左右。另外还于1917年出版了《蜀鹃啼传奇》、《合浦珠传奇》和《天妃庙传奇》三部剧本并发表数百首诗。 　　这些作品充分反映了世纪转折点上一个介于新旧之间，而又始终未能走出“遗老”阴影的文人的内心矛盾。 　　首先是愤世疾俗与政治上保守落后的矛盾。在文学观上，林纾由于翻译外国小说，对小说的社会作用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认为“西人小说，即奇恣荒渺，其非寓以哲理，即参以阅历，无苟然之作”。⑦这种认识显然不同于一般的儒者；同时他也很推崇清末文坛上出现的《孽海花》、《官场现形记》等揭露现实黑暗的所谓“鼓荡国民英气之书”，并呼唤文坛上多出现像迭更司（现译狄更斯）、老残、曾朴这样有使“社会之受益宁有穷耶”的作家。就林纾自己来讲，许多作品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与社会讽喻的意义。如短篇小说《破产知县》写某知县强行索贿造成无辜者破产，《水先生》写的是官府与豪绅互相勾结勒索财物夺人妻女的丑恶现象。长篇《剑腥录》、《金陵秋》、《官场新现形记》则着意描写从“戊戌变法”至“袁世凯称帝”这一段历史的重大历史事件，较为客观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各种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同时对晚清以来封建统治者集团的腐朽狡诈、卑鄙无耻的本性及其贪权夺利、鱼肉百姓的罪行作了有力的揭露和谴责。尤其是在《官场新现形记》中，作者一反“不喜议时政”的表白明确表示要将混乱“如丝”的“时事”写出来。如题目所言，小说将袁世凯从策划兵变、巧拒迁都、制造“宋案”、胁迫议会选举自己做正式大总统、宣布称帝直至毙命归天的全过程，作了辛辣的嘲讽与暴露，颇具批判现实主义的力度。但在这些反映历史与现实生活、针砭时弊的作品中，作者又带着立宪派人和遗老的墨色眼镜，常常将一切斗争都看成是毫无可取之处的黑暗。像《剑腥录》中将拳民们描写成一群愚昧无知的群氓和拦路抢劫的强盗；《官场新现形记》中则把革命党人与专权弄利者等量齐观，全是些利欲熏心、心术不正的小人。如此自然不能对历史与现实中的事件与人物作出符合事物本质的正确描写，充分表现了他一方面极为强调爱国同时又对现实绝望，一方面崇尚社会的进步同时又满怀对古老封建秩序的依恋等一系列的思想矛盾。 　　其次是伦理道德上反封建与恪守封建之道的矛盾。林纾自称写作喜“拾取当时战局，纬以美人壮士”，且以“野史”自居。⑧他甚至还说：“小说一道，不著以美人，则索然如啖蜡然。”⑨这自然与当时文坛的创作风气也不无联。如此形成了他大多小说“以爱情为纬，以国事为经”的结构模式，因此而涉及到诸多关乎情爱、道德领域的思想。林纾既是一位颇讲“婚姻自主，仁政也”的维新派，在小说中便自然地宣传比较开明的爱情婚姻观。如《吴生》中的狐女为追求爱情夜访吴生。《盈盈》中的主人公虽身陷空门却无法熄灭情爱之火，私下与人相恋，后终于冲破森严的佛门禁锢而取得成功。《娥绿》写爱情的力量最终战胜了“门当户对”的世俗观念。还有一些作品直接描写真挚的爱情如何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限制。但林纾小说总的看来虽然承认并尊重男女之间那种倾心相爱的真挚感情，却并没有冲破那套“发乎情止于礼义”的封建观念。这不仅表现在有些作品直接鼓吹忠孝节义等封建意识，即使在“循时尚”“稍涉于自由”的小说中，他也绝不让主人公放纵情欲，反复表现的是男女之间既相爱又决不越礼失节、苟且遇合，“言情”而不“言性”，更不涉于淫乱。对此林纾自有一套见解，他认为“女学当昌，即女权亦当讲，惟不当为威斯马考之狂放”；他提倡的是一种“有学而守礼”的女子解放，对“女权既大伸，而为之夫者，纲维尽坠，不敢箝制，则恣其所为，无复过问”颇不以为然。⑩可见“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观念在其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纵有对情爱自由的渲染，也不脱不去这层厚重的外壳。 　　第三，林纾的内心矛盾还表现在其作品的艺术形式与美学追求之中。一方面，他得力于西方美学思想的熏陶，在艺术表现手法、艺术结构、文学语言等方面尝试创新。如其言情小说就有意于突破传统爱情小说中男女“中间必有谗构之人”的陈规俗套，而寻求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的爱情故事，表现出由旧向新逐步过渡的痕迹。在语言文体上，他则力求“平正简洁”，颇具创新意味。如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所言，其文体既“不算高古艰涩，也不算浅陋近俗”，“最适于调适古文与小说之间的距离，也最便于一般读者的阅读接受，故林纾的小说文体在清未民初独步一时。”11但另一方面，林纾小说形式在总体上仍然过于陈旧，人物形象一般说来都够鲜明，描写性的语言大都较为陈腐。尤其在文学主张上越到后期其保守性愈趋顽固，以致其创作上的进步性与价值都几乎被后人遗忘了。 　　从林纾的人品反观其思想与创作上的矛盾与因惑，或许有利于我们对其认识的深入。他出身微寒，从不忘本，据说其收入甚丰，但一半用以救助穷苦无告的人，另一半则被几个不成才的后代挥霍精光。12中了前清的举人后，也不肯做官，一辈子自食其力；他有着赤诚的爱国之情，痛恨外国侵略者，也曾倾向维新，醉心改革；清帝退位后，虽怀恋主之情，却并未像康有为等人那样为民初的复辟丑剧推波助澜，也拒不出山为官。同时，他也是一个多才多艺、著述勤奋、乐善好施的人。如果说他最大的污点是在“五四”时期反对新文化运动，由攻击白话发展到对所有的新思想新道德都不满，那么这也绝不是因其有什么政治野心或私心名利，而只是与其思想情感上的僵化有关。从其在民初前后所走的道路来看，在许多方面都有别于与他同时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所经历的转变，如与康、梁、严复相比，后者在文化思想上将眼光转向西方寻求真理，深受舶来的新思潮的不同影响；而林纾则相对要保守得多。对此任访秋曾作过分析，他认为林纾虽是一个变法维新的拥护者，但他的主导思想，却与洋务派是一致的。实际上也可以用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语概括之。他同维新派不同的，就中国哲学思想来说，他所推崇的是程朱，而维新派则倾向陆王。程朱派提出“天理”二字，把它说成是永恒的真理，封建的纲常伦纪，是万古常存的天理，是绝对不能动的，是人们永远信奉的道德规范。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对于旧有的一切，不敢存丝毫的怀疑之念，只有循规蹈距，亦步亦趋，把人们搞得非常的拘泥和迂腐。至于陆王的哲学，则是一种主观唯心论，提出“心即理”的主张，说什么“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无限夸大个人的作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就某些人来看，具有这种思想的，是敢于冲决罗网并勇于否定旧事物，接受新事物的。康梁就是陆王的信徒，林纾则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始终崇奉程朱，所以前者革新而后者保守。如果再从西方传来的新思潮来说，维新派的成员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康梁等人都受到了这种进化论思想，但林纾对此并未受什么影响。所以严格说来，林纾表面上虽高呼“维新”，而骨子里却更接近于李鸿章和张之洞。13这样就从哲学上较为深刻地指出了林纾之所以成为清末民初独特的“这一个”的根源。 　　① 林纾：《<离恨天>译余剩语》，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3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 　　② 见张俊才：《林纾评传》第164--165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 　　③ 张俊才：《林纾评传》第17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 　　④ 林纾：《天妃庙传奇·余波》，转引自张俊才：《林纾评传》第218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 　　⑤ 林纾：《<践卓翁小说>自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3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 　　⑥ 林纾：《<劫外昙花>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4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 　　⑦ 林纾《译余剩言》，转引自《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第6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 　　⑧ 林纾：《<劫外昙花>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4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 　　⑨ 林纾：《译余剩言》，转引自张俊才：《林纾评传》第198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 　　⑩ 转引自陈平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中）第82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11 陈平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中）第77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12 见郑朝宗：《林纾评传·序》，《林纾评传》第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 　　13 任访秋：《林纾论》，《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第674--6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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