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陈独秀嫌改良不够，又做了一篇态度更激烈更极端的<文学革命论>。人在纽约的胡适看了之后心中不安，致信陈独秀：“此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非一二人所能定。其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旆，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也。”显然是胡适的态度是宽容的，也是恳切的。可是，陈独秀读后不以为然，他给胡适回了封公开信，却同一份宣言如：“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说，必不容反对者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报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是他人之匡正也”。胡适主张对话和讨论，陈独秀则是“不容”和“一言堂”。这无疑是一种绝对的“文化专治主义”。继之钱玄同亦言：“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桐城缪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后面目加之”。以为自己“对”就不容别人“反对”甚至还骂人有理。我们今天回看“五四”有些东西实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有趣的是，钱氏不但骂以壮行色，还唯恐人家不骂，居然悬拟被骂者“或何咒骂”。此公骂字当头，理直气壮难得还是“教授”？给出北大丢了尽脸。更卑鄙的是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信”对林纾进行人身攻击，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均被众视为下流而不齿。 　　陈独秀的逻辑一贯是以自己为“是”不允许别人讨论，名如其人。其中“功利主义”、“激进主义”和“意图伦理”显而易见。胡适意识到其中的危险感慨《新青年》没有了，新文化运动过去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国中，这种不容忍的风气将使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不幸的是被他言中了“五四”给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留下的负面遗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乎断送了中国。 　　今天，宽容的求取，是为了社会共同的和谐，而和谐的“谐”就必然要求宽容。和谐的“和”就是口中有粮，和谐的“谐”就是从都能说话。在举国上下致力于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为“和谐”而努力就是为“宽容而努力”。我们对林纾说得已经很多了，可对这场所谓“运动”还说得不多，有的是不敢或不能说给受众听的，汕大王富仁以“造反派”的口气给林纾扣上“文化专治主义”的帽子不原谅他的“糊涂”。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阁下可否给自己找一顶合适的帽子，定义一下自己是拉车头还是拉车尾的知识分子呢？本文或许可以给评介林纾的诸位以些许提示宽容和谐以求公平公正。 　　 　　 　　2008．9．5

原文2008.9.12 发表于网上林紓先生紀念館  浏览：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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