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中的一句话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可视为极“左”思潮中的极品，也是“文革”的指导思想。继之，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帝、反修、抓党内“走资派”，把革命红插遍全世界……等口号和行动，现在听起来还能感到当时的革命激情澎湃,一切行为冠以革命二字都是正确的。从而也造就了一大批“革命造反派”。然而，最终却险些葬送了中国。历史的教训是过激的革命口号并不能代表永恒的正确，关键是看行为人的心理动机，品行道德修养和行为准则。“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提出“民主”，“科学”口号为标志，以颠覆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为行动指南，名垂青史，却给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留下了“庸俗进化观念”僵化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激进主义”，则成民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功利主义”，使学术失去其自身独立的目的而成为为自身以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意图伦理”则是先确立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立场而不是实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等深刻的负面影响也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句极“左”口号的鼻祖。王元化先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五四”文化思潮是不是民主、科学值得探讨。当时这两个概念是提出来了但对它并没有深刻的认识，理解上十分肤浅，民主仅仅停留在口号上（以至今还须补课），而对科学的理解则是唯科学主义；过去贯用的文白界限和新旧界限就委不适用了。因为倡导白话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并不都体现这一特点，有的甚至很不符合这一要求。而那些用文言文写作的也有吸收外来的自由思想，坚持学术的独立地位。 　　平心而论，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昧于反思，“文革”结束后，“原谅”充斥耳畔，反思，尤其是深刻自省长期缺位。我们欠缺的恰恰是知识分子所必须的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究其内因，套用明代李贽的话或许适合不过：非无思想，以领袖的思想为思想；非无是非，以领袖的是非为是非。“被蒙蔽”真无罪？听听萨特怎么说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王元化却特立而独行，他的反思一以贯之，不屈不挠。独立的人格精神，对人类文明的尊重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正是王元化先生的起点和归宿，也是完成自己的使命与责任。我们今天看“文革”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林纾，许多史实的认知思考日渐清晰成熟，揭示客观真理以促民族国家文化科学繁荣发展期待有时。“北大”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祥地为荣，是否也还对推动“文革”之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骄傲呢？历史已经过去，今人写历史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以史为鉴。对于从一个民族的“文革”悲剧阴影中走出来的中国人而言，在重续中华文化血脉的过程中，面对种种泛起的历史现象何妨不以一种更多元而开阔的心胸来包容呢？ 　　 　　从评价林纾与“颠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虑谈起 　　◎ 李建 　　此议题是诸学者内心思虑良久而难以启齿的，却被张俊才先生坦言了，做学问也须要勇气。如何疏理亦并非难事。据王元化先生考证：“五四”并没有提出反封建的口号，把“五四”新文学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是毛泽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五四”是彻底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并确定“五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但今天的许多文章也把反封建说成“五四”时代就提 出来的口号了。相关历史资料出写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子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在思想上和干部准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从历史事实出发这一历史定位显然是把多元文化传承层面的问题无限拨高上纲上线到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层面，这与新文化倡导者们给中国20世纪政治思想留下来极端恶劣的负面影响：“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同出一辙，一脉相承。作为林纾这样一位“非政治主义”的爱民族、爱国家的文人因提出古文不宜尽废与白话文并存不悖以及对？学废兴问题的文化史观（后经悠悠百年证实有道理），被扣上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历史帽子，视为反动。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苦难和磨练，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国民觉悟了、成熟了，认知经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的危害，回归到真理要从事实的分析中才能得出；正确立场也必须在继续不断地明辨是非的认识过程中才能确立，而事实却可以改变过去所获得的结论，同样原来的立场也必须在继续不断地去明确是过程中得到检验才能证明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还予林纾历史清白和公正评价也是在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逐渐完成的。作为写史者必须要具有的良知和社会责任，不断“反思”是必须的。我们为什么把对历史的深刻“反思”非要说成是“颠覆”呢？难道是领袖说过的话就一定是真理必须正确吗？这些还是须要反思。（2010.3.10）

原文2010.3.17 发表于网上译坛泰斗──林纾先生纪念馆  浏览：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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