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懋祖对中小学教育中文言文的看法 　　汪安琳 　　 　　1934年5月，汪懋祖在《时代公论》上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从（一）思想问题，（二）教材问题，（三）教学问题，（四）社会需要问题，（五）学制课程问题，五个方面，阐述他本人对于中小学生学习文言文与读经的看法，并提出十个观点，列举如下： 　　 　　1. 汪懋祖在文章开头就提出“近闻湖南、广东等省当局，强令中小学读经；而报载教育部通令纠正，并禁止小学诵习文言，各走一端。因思想上之冲突，造成了教育上之棼乱，……”他表明了不赞成的意见，认为：“以折中至当”。 　　 　　2. 在（一）思想问题中提出：“小学读经，固非合理，禁绝文言，似亦近于感情作用。汪懋祖认为：“初级小学以全用白话为宜，而五、六年级，应参教淺易的文言。这不仅为升学及社会应用所需，对于不升学者，也给予学习文言的机会。他认为：强令读经与禁习文言，都是少数人的私见。 　　 　　 3. 汪懋祖认为：“初级中学的国文教材，应增加文言文的份量，选取平易的古文，涵正当的思想。……初中可读《孟子》，文章很好，并不难懂。本文作者在初中时期读过《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不可无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些格言，对于初中生少年时代的人格教育，确实意义深刻，可以起到深远的作用。 　　 　　4. 文中提出“……惟文字一道，其可保存流传，堪为模范者，必经长久之选择，有公认的价值，而不为时间性所拘束。……”。确实有许多富含哲理的谚语、格言，均为文言，来自古文，流传至今，例如：“清 顾炎武《日知录》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又如《论语》中的“温、良、恭、俭、让，”等等，给了人们做人的启示。 　　 　　 5. 在（二）教材问题中提出：“高中能读论语、学庸，以及左传、史记、诗经、国策、莊子、荀子---等的选本……”。其所谓“选本”即选取各家之文中最精彩的内容作为教材，可以指导人生哲理。例如“《论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耻下问”、“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中庸》的“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左传》的“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有德不可敌”。 《史记》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诗经 周南 关睢序》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莊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荀子》的“学无止境”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真是不能让人理解，这么好的成语、警句，为什么会有人提出：禁止学文言文，废除儒家学说。 　　 　　6．在（三）教学问题中提出：“……大抵白话文长于描写物态、发抒柔情，文言文便于叙事、说理……，而壮烈之节、激昂之气，尤有资于文言。”不少学者同意此看法。例如：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都是非常激昂之文，对于中学生可培养其爱国热情及声张正义的思想。. 　　 　　7. 文中提出：“儿童初习语文，必资于直观及想象，故借猫戏狗语，足以唤发兴趣”。但汪懋祖认为：“这可用于5-6岁的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若以老鼠请客、黄狗开会等故事，用于八岁儿童，将会限制其想象力，就不合适了。” 本文作者幼时读《唐诗》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印象特别深刻，从小注意不浪费粮食。这可使小学生幼小的心灵，懂得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重要性。实在是弄不懂，那些提倡白话的先生们为什么对这么好的诗文不让儿童接触，而以猫、狗、老鼠等话语来充塞小学教材？ 　　 　　8. 文中指出：“国文教学有三事焉：曰练习、曰思想、曰欣赏。而所以能发人情趣，鼓舞志气者，尤必资于诵读。……”。 汪懋祖认为：“佳文必须朗诵，诗词必须朗吟。”本文作者对此亦深有体会，幼时曾背诵《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写出了母亲对子女的慈爱，子女对母亲的感恩与深情。通过朗诵，这首诗可以深入心田，几十年记忆犹新。 　　 　　9. 在（四）社会需要问题中指出了文字商品化的问题：“……字数既有定价，往往一书三千字足以发挥者，必多至二、三万言，而收益可以十倍。今教科书亦成商品，……。”汪懋祖认为：“……或谓学习文言，当较白话费力，曰然。但略加努力，以后之受用，必且倍蓰。” 因此，他主张中学国文教材应增加文言文的份量。现今不少品位较高的白话文章也引用了文言的词语，减少了冗长的字句。这对于教材商品化的问题，也起了一点限制。 　　 　　 10. 在（五）学制、课程问题中指出：“……以高初中课程之臃肿，学生既不胜重负，程度即不得不低降。 ……”，汪懋祖根据教育学原理，认为：“……自十四岁后，学习能力始加速， 至二十二岁达最高度。是初中课程之繁多，与学生学习能力太不相适，须使课程简单化或增长年限，始得循序渐进之益---”。他的意见是：师资、教法、课程均须改革，而不是禁学文言所能解决的。 　　 　　由于《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的发表，提倡白话文者，群起而攻之。有人还没把这篇文章看清楚，就横加批评。于是又掀起一场“文言与白话之争”。尤其是现代某些人根本不了解二、三十年代“文、白之争”的真实情况，又不去认真研究，就以讹传讹，越传越离谱。下面将热衷于提倡白话文的先生们及其崇拜者对批判汪懋祖的不实之词，或莫须有罪名，加以指出，重申汪懋祖对白话与文言的见解，进一步阐明他对中小学生学习文言文的看法。这里也列举十条来说明。 　　1. 有人提出：“1934年汪懋祖鼓吹中小学尊孔读经和课本改用文言……。”。这是对《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的断章取义，误解该文的原意，对事实的歪曲。汪懋祖不仅没有反对白话文，文中还鼓励白话文作者多写些好的白话文作品，以充实中小学国文教材。他提出了初级小学应全用白话文，5、6年级可参教淺易的文言文，初中应增加文言文的份量，高中应多读些文言文。他从未主张中小学全部学习文言文，而是认为应根据教育学原理循序渐进。 　　 　　2. 有人批评汪懋祖：……攻击白话文是“洪水猛兽”……这是因为有些白话文作者竭力反对文言文，主张中小学生禁习文言。他们反对尊孔读经，污蔑经书与雅片、小脚同科。这是针锋相对的笔战，都有些感情用事，用偏激的言论给对方以相应的回击，这是无可非议的。 　　 　　3. 有人说：“汪懋祖在五四运动中就提倡文言文，反对新文化运动。” 汪懋祖于1916至1920年在美国留学，而五四运动是在1919年，这时他并没有亲临其境。而且在美留学期间学业繁重，他还需勤工俭学，赡母抚弟，没有空余时间来写文章反对新文化运动。所以，这是“莫须有”的罪名。 　　 　　4．.有人批评：“国民党教育部官员汪懋祖等提出复兴文言，主张读经”。这是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第一，汪懋祖一生从事祖国的教育事业，曾在七所大学执教过，并创办了苏州中学和大理师范学校。他是一个学者，对政治敬而远之，所以没有做过官。第二，他为了文言文不被废除，起来积极维护。这与“复兴文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三，他不赞成强令读经，但建议高中生可以多学些文言文。他提出：“高中能读论语、学庸、左传、史记、……等的选本。” 由于汪懋祖认为高中阶段是影响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多读些圣贤书，有助于培养年轻学子树立高尚的理想。这与“主张读经”完全是两回事。 　　 　　5. 由于汪懋祖维护文言，对于提倡白话文的学者，主张禁习文言文，持不同意见。就有人提出汪懋祖是“反动保守分子，……” 这也是对事实的误解。汪懋祖为了报效祖国，立志教育救国，赴美国学习先进的教育方法。回国后，放弃大学教授优越的待遇，克服种种困难，创办了苏州中学和大理师范学校，这两个学校在当时都公认为办得很好。汪懋祖是“爱国教育家”或是“反动保守分子”，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6. 有人说：“1934年汪懋祖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校长是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主张“尊孔”。这时汪懋祖发表维护文言文的文章，所以他就是反动御用文人。汪懋祖在中政校任教，这是事实。但他不喜欢这个学校，因为中政校限制言论自由，并迫害进步师生。他曾冒着风险，保护进步学生。他一直认为撰写维护文言的文章，跟政治没有关系，纯属学术辩论。 　　 　　7. 有人提出：“汪懋祖进一步要恢复文言文，恢复繁体字，在文化倒退的路上越走越远。……” 这也是无中生有的批评。第一，汪懋祖积极尊孔与维护文言文是事实。并不需要他去“恢复”，因为文言文传递了几千年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无人有这么大的能量去废除。第二，简体字是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制订的。汪懋祖于1949年初逝世，在他那个时代一直是用繁体字，也不需要他去“恢复”。 　　 　　8. 有人说“汪懋祖曾提出要建一千所孔子学院，……” 以此对他尊孔与维护文言文的讽刺。然而这并没有达到讽刺的目的，倒是说明了汪懋祖有先见之明。从现今世界各国热情于学习中文，喜读中国古文，已成为一种风气。据了解，目前全世界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共办起了已达500余所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所以打倒孔家店，废除儒家学说、禁习文言，是否可能，可以用事实来说明。 　　 　　 9. 鲁迅杂文中，用汪懋祖的“此生或彼生”来讽刺，并以此说明文言文不中用了。实际上，这个批驳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有不少字是多义词，只要看在文章中的用处，就可明了其意义，何必另加解释。这里举一个例子：“是几号”的意义，可以说，门牌“是几号”，或者是医院看病挂的“是几号”，又或是日期“是几号”，也可用在银行排队存取钱拿的“是几号”。这个“号”与那个“生”字同样是多义词。但绝对不会有人说，“是几号”用词模糊，就批评白话文不中用了吧。大家都知道，只要用在文章中，它的意思就“一目了然”。当时为什么没有人敢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权威”说的话，不管是“对”或是“不对”，一概把它当作“真理”、“经典”，真是可悲！ 　　 　　10. 汪懋祖在其晚年对文言文与白话文有较为客观的见解。这里有三件事可以说明： 　　第一，1947年他的侄子汪安璞从苏州中学毕业，闲在家中，伯父要他帮助抄写文稿，有一次在抄写《孟子》中，很喜爱的一段，随即朗读起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增益其所不能。”伯父听到后，对他说：“……文言文要读，白话文也要读……。”汪安璞说：“古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像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多有气派。” 伯父说：“白话诗不是更容易朗诵么？” 这说明了汪懋祖鼓励侄子不仅要读文言文，也要重视对白话文的学习。 　　第二，汪懋祖支持子女用白话写文章。但是，他认为有必要多读些文言文，如《古文观止》中的好文章，最好能背诵，这样写出白话的文章才有底气。他说过，可引用一些好的文言文，句子既要精炼，而且意义深远的。例如：“满招损，谦受益。”比“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文字更为简洁，意义更为深长。因为“损”字不仅表示阻碍了进步，还失去了朋友。而“益”字的含义是不仅使人进步，而且可受到更多人的尊重。但是，他认为，如果白话与文言差不多意思，而白话比较简洁的句子，则用白话为好。因为可使更多人容易懂，读得省力。例如：白话“多谢”比文言的“感谢之至”意思相同，而更简洁。又如在写信的最后有时要写上：白话“望多保重”，或文言“望善自珍摄”，这当然用白话省事。 　　第三，汪懋祖本人在1922年编著出版《美国教育彻览》，用的是部分白话文与淺易的文言文。1942年出版的《教育学》大体上是白话文。 　　 　　综上所述，在二、三十年代，由于有些提倡白话文的急先锋要全盘否定古文，提出禁习文言的主张。汪懋祖起来积极维护文言，他认为，古文传播了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怎能被废除？他承认打笔仗时的用词有些偏激。他指导子女：学习文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写作白话文应注意选用高雅、简洁的语言，避免冗长、无味的文句。他说过，白话文易写、易读，最大的优点是可以使更多人看得懂，喜欢接受；但是，一篇白话的好文章，必须有文言文的基础，才能写得出来，获得公众的好评，收到更好的效果。翻开当今中学的语文课本，其中文言文所占比例和篇章选取，很多都与八十年前汪懋祖的观点不谋而合。由此，也可见其这一教育观点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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