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我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记得在我小时候，有几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使我一生受益。 　　 　　一． 炼胆量 　　 　　我小时候胆子很小，父母和姐姐都说要我改掉这个毛病。我1~2年级时，在苏州实验小学念书。暑假中，每天傍晚，父亲要我们姐弟三人轮流陪他到附近散步。有一次我陪父亲散步，回家时他要走近路，但必须走过一座独木桥，我不敢走，拉着他的衣角，要求他绕路回家。父亲说：“太晚了，回家迟了母亲会担心的。我们就走这桥过去，近得多，你一定会勇敢地走过去的。”父亲这样说后，就很轻松地先走过去了。他在桥的那头等我，并鼓励我。我没办法，虽然很害怕，只好咬咬牙，摇摇晃晃地居然也走过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走独木桥，以后又走了几次，就不怕了。因为这桥不长，也不高，下面小河的水也不太深。 　　实验小学的操场上也有一个独木桥，小学生们叫它“天桥”，通常我们女孩子不敢上去走，怕掉下来，被男孩子取笑。现在我敢走了，和几个女孩一起上去玩，我们很得意，这就不是男孩们的“专利”了。走独木桥是父亲帮我炼胆量的第一件事。 　　 　　自从我二姐五岁时去世后，母亲非常伤心，不太信西医了。她自学中医药。我们幼时生病，都是由母亲开中药方治好的。有一天晚上，父亲要我去向外婆借一本中草药的医书，说“母亲要为大姐治病开药方，等着用呢！”外婆和姨母同我们住在一起，外婆的房间和我们的房间中间隔一个客厅，晚上客厅是漆黑的。平时晚上我不敢到没灯的房间去，如有事总要姐姐陪着我。这时姐姐病了，父亲要我一个人去，而且要办一件重要的事。我只好小跑步穿过客堂，急冲冲地来找外婆。外婆称赞我胆子变大了，我很高兴。以后晚上一个人经常到外婆房间玩，穿客厅的暗道一点儿也不怕了。 　　 　　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父亲到大理办学。母亲带我们姐弟于1939年初，也来到了大理，那时我十二三岁。每逢假日，父亲带我们三个孩子，在附近空旷的地方学骑马。他租来了两匹马，要我们轮流学。我人小，马大，看着觉得挺害怕的。姐姐比我大四岁，她胆子大，很快就掌握了骑马的要领。这对以后她到离大理40里地的喜洲去上大学很有用。弟弟安球胆子也大，不怕摔跤，学得比我快。因为我胆小，觉得很难学。父亲把我抱上马背，教我紧紧拉住马缰绳，轻轻地抽一鞭子，马就会跑了。马跑得太快，我就大叫，闹着要下来，父亲只好把我扶下马。每次学骑马，姐姐、弟弟都是高高兴兴的，而我却是无可奈何的样子。父亲总是耐心地指点我，他讲：“第一，不要怕；第二，要跟马交朋友，这样你就一定能够学会的。”经过几次练习，我对学骑马有了些好感，有点儿入门了。但是不久，我被查出甲状腺有些肥大，有患大脖子病的征兆。医生建议我母亲把我带回上海治疗。由于外祖母在上海生病，母亲非常挂念，弟弟患慢性肾炎，也需要治疗，因此，母亲于1940年5月带我和安球弟回到上海，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机会骑马了。不过，这一年多，在大理多次学骑马的经历，对我炼胆量，起了不小的作用。 　　 　　 　　二． 要求实 不要虚荣 　　 　　我在小学二年级时，有两个好朋友，她们都穿上了很好看的毛线外套，我心里很羡慕，回家也要母亲给我买一件。母亲说服不了我，因为平时我很听话，从来不提什么特殊要求。妈妈想给我买，但又觉得不太好，这样不就助长了我的虚荣心吗？她很为难。正好父亲回来，他们商量怎么处理才好。父亲叫我跟他谈谈，他对我说：“女孩子爱美，是天性，这很自然，父母都理解。不过大姐穿不下的好衣服现在都归你了，你的漂亮衣服比大姐多，而且妈妈每年要给你们每人做一件出客衣服。现在给你买一件，穿不了多久就会嫌小，太可惜了吧！如果给你买一件，也应该给大姐和弟弟各买一件，这才公平；但是，买三件衣服，这个月家里要超支了。你们正在长身体，总不能光吃素菜，省出钱来买衣服吧。”爸爸又说：“其实，穿得好不好并不重要，干干净净就行。读书功课好，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的学习成绩好，老师就会喜欢你，小朋友也看重你，父母都高兴。所以我们要讲究实在，不要那些虚的。”他还讲：“你母亲的漂亮衣服很少，她从来不打扮；但是，她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学生和同事们都很尊敬她，她有很多朋友，大家都特别看重她。”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叫虚荣心，通过这件事，我有点儿懂了。父亲说得很有道理，从此，不再要求母亲给我买新衣服了。我努力学习，成绩很有进步。 　　 　　 　　 三．不要紧张 以后当心点 　　 　　我们姐弟三人中，我最勤快。家中来了客人，我常主动去倒茶。那时，我还不到十岁，有时太烫，急急忙忙地把茶杯打了，还打破过热水瓶。有一次吃完饭，我帮忙把一叠碗送到厨房，不小心滑了一跤，把几个碗都打碎了。我心里很难过。一是觉得很好的碗碎了，太可惜；二是怕父母责备。没想到每当我打破东西时，爸爸妈妈总是安慰我，叫我不要吓着。我永远记得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不要紧张，以后当心点！” 有一次父亲从江西开会回来，买了一套很精美的细瓷茶杯，母亲很喜欢，把一些残缺的旧茶杯收掉，就把这套新茶杯拿出来用。不料我又闯祸，打碎了一个。为这事，我特别担心。不料，母亲不声不响地很快把这套茶杯藏起来了。她对我说：“免得父亲发现了不高兴。”有一天，父亲有客人到家里来，客人走后，父亲问：“为什么不用新茶杯？”母亲说：“舍不得用，还是先用旧的吧”。父亲说：“这是身外之物，即使打碎了，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这句话使我放心了。后来，母亲对我说：“父亲是学教育的，特别注意儿童心理学。如果小孩打破了东西，受大人训斥，就会缩手缩脚的，什么事都不敢去做了。只有安慰他，要他以后注意点，才是最好的办法”。我长大些，就不常打碎东西了。在大学做化学实验时，我损坏的玻璃仪器很少，主要是我总想着“当心点”。再以后，我指导植物生理实验课，学生做实验打碎了玻璃仪器，我也只讲一句：“不要紧张，以后当心点！” 就这样，我带的实验课上，损坏的仪器最少。父母还常对我说：做任何事要“胆大心细”，这对我影响也很深刻。因此，在我搞科研时，不论是普通仪器或精密仪器，我从未损坏过。 　　 　　 　　四．笨鸟先飞 　　 　　我的姐姐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是非常好的。她有一套学习方法。弟弟比我小两岁，我念一二年级时，弟弟上幼稚园。暑期中，父亲教我们学一些唐诗，弟弟很聪明，只要跟父亲唱上二三遍，就能背出来了。我学得很慢，因为已经认得一些字，就一心想把不认得的字也学会，这样学的时间就长了。弟弟学会两首，我才会背一首，总觉得自己有点笨；但是父亲不这么看。他说：“安球背诗是顺口溜，加上他特别聪明，所以学得很快，不过这么学不是很扎实的。你一个一个字认得了再背，当然要多花时间，但这样学比较扎实。”现在我给你们指定两首诗，你先去学认字。过两天，我再带你和安球念三遍，看看你们是不是差不多快。我赶紧把指定的诗中不认得的字，请姨母和姐姐教我。然后跟着父亲念三遍。弟弟摇头晃脑地很快就唱会了。我虽然也能背出来，但是背得不顺口。看来父亲还算满意，他对我说：“这就叫做’笨鸟先飞’，这是学习任何功课的诀窍，将来对工作也很有用。” 　　 　　由于受抗日战争的影响，我中学念了五个学校。大学上了两个学校，因为学的东西不衔接，每次转学都有点跟不上，尤其于1940年春从大理回到上海；入学时，将近半年没上学。母亲安排我进启明女中住校，这是她的母校，管得特别严，比较安全。我在大理念过半年多初中二，成绩良好；但是，母亲叫我还考初二。她讲上海的教学水平比内地高，可能你还会感到跟不上。第一学期的数学课，我就觉得很难，其他课程，我也只能排在中等。我用了父亲教的学习诀窍：“笨鸟先飞”，进步很快。老师们都非常惊奇。初三念完了，举行毕业典礼时，我得到了六门课程总成绩第二名的奖状，母亲特别高兴，夸我说：“琳琳不笨，给妈争气了”。 　　 　　 　　五．生日礼物 　　 　　我的生日是在暑假中，这时全家团聚。1936年8月，我十岁生日的前几天，大姐就忙着为我张罗过生日的事。招呼父母、外婆，姨母给我准备礼物，这事对我是保密的。后来，她告诉我，到生日那天，要给我一个惊喜。我收到的礼物很多，母亲送给我一个漂亮的百宝箱，可以装入很多小玩具；父亲送我一个铜墨盒和一本《爱的教育》；外婆送我几个清朝不同年代的小铜钱；姨母是学国画的，她在一把团扇上画了美丽的花鸟送我；姐姐把她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如各种颜色，大大小小的玻璃珠子，可穿成项链和钱包，还有各色粗粗细细的丝线，可以绣花或编书签用。她说，中学生不玩这些了，全送你。弟弟说，他没有东西送，就送一个你喜欢的称呼“三姐”吧！一年前，我跟妈妈提出，大人们叫我“琳琳”我高兴，但是安球这样称呼，我不愿意。他是我的弟弟，应该叫我姐姐。现在他当“礼物”送我，很好。这些礼物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其中最有意义的是父亲的礼物——《爱的教育》，这本书指导我如何做人。他送我墨盒也是鼓励我好好学习的意思。 　　 　　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父母从昆明回到了苏州。暑期中，我从天津舅父母家，也回到苏州和父母团聚。我考取了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过20岁生日那天，父亲拿出一支吸墨水钢笔送我。他说：“这是一支派克金笔，从美国带回来的，已用了20多年；因为很珍惜，又不常用它，所以还很好用。你上大学用蘸墨水笔不方便，现在送给你，对学习可能有帮助。”我很感动，父亲经常鼓励我学习上进，我怎能不努力呢！ 　　 　　 　　六．爱护学生 关心同事 　　 　　1931年暑假后，父亲辞去苏州中学校长之职，应聘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开办教育系。过了三四年，由于父亲住在集体宿舍，饮食不够调匀，经常闹胃病。母亲不放心，只好辞职，带了我和弟弟来到南京照顾父亲。有一天，母亲收到姨母来信讲外婆病了，母亲急忙带安球回苏州探视。我在南京陪父亲，一天傍晚，父亲下班回来，对我说：“今晚你和阿妹（请来帮忙照顾我和安球弟的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早点睡觉，我有客来谈话”。我很好奇，等阿妹睡着了，就把房门打开一半，因为书房在隔壁，可以听到父亲和客人谈的话。那时，我已过了十岁生日，好象懂事了不少。听到爸爸说：“你们学生讲了不少反对当局的话，引起有些人的注意，现在已有人经常对你盯梢。这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得太严，你在这里很危险，必须赶快离开。我给你买了一张今晚的火车票，准备了一些生活用品和一点钱你带着。这里还有一个地址，你到北京找这个人，他会推荐你工作或继续念书。”听到那个学生说了一些感激的话。谈话将结束时，我赶紧把房门关上。我想父亲是冒险救学生，我担心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几天过去，还好很平静。母亲回来了，我没有对她讲这件事，免得她担心。 　　 　　直到解放后，母亲告诉我，父亲思想还是挺进步的。抗战时期，他厌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教育部聘请他兼任东方语专校长。这个学校很复杂，有国民党特务盯几个优秀的进步学生。有一天，父亲说，有个生病的学生来我家，要母亲给他治病。后来得知，这个学生是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之一，是个优秀生，很进步的，已被特务盯上了。父亲发现后，要保护他，认为把他安排在家里最安全。我也告诉了母亲，抗战前，有一次我陪爸爸在南京发生的父亲救学生的这件事。母亲说，你父亲保护的学生真不少呢！有的叮嘱他们注意点，有时让他们转学。早在父亲任苏州中学校长时，也有一些思想进步的教师和学生被当局盯上了，要父亲调查这些人的言行。 　　 　　1983年吕叔湘先生给我姐姐的信中，也曾提起了这件事。他写道：“记得有一次，据说是公安局秘密通知学校注意某几位教师和同学的言论和行动。典存先生就照实告诉了这几位教师和同学，要他们自己注意。同时，向公安局申说，为这几位洗刷”。母亲还讲：“你父亲爱护学生的另一方面，是对贫困学生特别同情。他总是解囊相助，让他们安心学习；而他自己则非常节约，衣服破旧了，还不肯做新的”。 　　 　　我记得，父亲在大理办学时，经常为了经费不能及时拨下来而发愁。照理父亲可以拿到教授级的薪水；但是，那时不可能按月发给。有几个月他拿到了薪水，只留出一小部分做全家的生活费，大部分钱用来贴补生活困难的教师和职工。好在母亲很支持他，家里安排得很节俭。由于教职员中一部分是父亲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逃难到昆明的爱国青年，他们大多是单身。每到节假日，父亲总要请他们到家里来，母亲做了好吃的，有时我和弟弟表演节目，唱抗日歌曲等。父亲跟他们谈古今中外有意义的故事，鼓励并赞扬大家艰苦奋斗的爱国精神。在大理，父亲关心学生和同事的另一件事，是当时校医室缺少西药。师生病了，校医无法医治。父亲就请母亲去会诊。母亲会开中药方，大理的中草药特别丰富，母亲治好了不少患急性肠胃炎和重感冒的人，他们都很佩服我的父母。 　　 　　1948年暑假，我回苏州，帮助父亲整理信件。从1946年春，他回到故乡后，仅两年的时间，就有很多来信。我替他分类，有朋友的、同事的，也有不少过去学生的来信。这些信对他都很友好，有些敬佩他带病工作，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希望他安心治病养病，减轻病痛。不少学生来信中称他“典存恩师”，表达了感激之情。我读了这些信，加深了对父亲为人的了解。我下决心，大学毕业后，也要从事教育工作。我于1950年大学毕业，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我由教育部分配到清华大学任助教，1952年全国院校大调整，又分配到沈阳农学院工作。1957年调到南京林学院（后改名为南京林业大学）任教。我和我的爱人万元康，都是教师，任教四十多年，以父亲为榜样：教书育人，身传言教，爱护学生，关心同事，努力把教育和教学工作做好。虽然没有突出的成就，但能尽自己的力量，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作了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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