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懋祖教育思想与实施 　　汪安琳 　　 　　我的父亲汪懋祖先生以“教育救国”为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在他从事教育34年间，遇到办学的困境及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辛，他始终坚持“教育救国”的信念。 　　父亲曾先后执教于七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师大、东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西南联大、东方语专、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所以人们称他为教育家。他在30余年的教育工作生涯中，重视观察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个阶段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发展与变化。他对中小学生的“教育心理学”，以及对少数民族边疆教育的特点，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他特别重视学生的“人格教育”，并对智力发展不同的学生采取了相应的教育实施。，因此同行认为他是一位教育学家。 　　父亲的教育理念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杜威的教育理论为其指导思想。他将两者结合，组成自己的一套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体系。他的很多文章和演讲以及专著《教育学》中都充分表明了他的教育论点。 　　苏州中学校史研究室杨镜如老师在苏中领导张昕校长和丁云衍副校长的支持与鼓励下，阅读了很多父亲的论著。从中选取了一些论述，汇编了《汪懋祖教育语录》，可为当今教育工作者参考。《汪懋祖教育语录》包括八项：1. 教育起源；2. 教育功能；3. 教育意义；4. 教育原则；5. 教师责任；6. 教育对象；7.教育实施；8. 教材编写。下面将《汪懋祖教育语录》中较有指导意义的观点，加以叙述，供大家讨论。 　　 　　一. 教育起源 　　汪懋祖在他的专著《教育学》第8、9、31、32页中提到：“人生必须经过长时期倚赖长辈的抚养。儿童的行动自不能离成人间接或直接的指导。而各种适宜的反应动作，皆有待于长期的学习。因之，成人社会的经验得以代代承续而进步。即此便是教育的本原。” “人类有语言，所以能传遍意思，能将个人获得的经验，传播为共同的知识，是即教育之所由起。” “广义的教育并无预期的效果与有意的选择，要成就怎样一个人，便看环境所供给的机会如何。迨人类生活进步，才从广泛的教育之中组成了有目的、有选择的正式教育。” “有人谓正式教育起于文字发明以后，因为文字代表观念，有了文字便可以传达思想经验，便产生了有目的有选择教程。” “迨人类思想日益高明，因探究人生问题而连带探讨教育是什么（本义）？教育为什么（目的）?教育要怎样才可发生效力（方法）？这便是教育学说之所由起。” 　　 　　二．教育功能 　　汪懋祖《教育学》第6、13、40、81页中提到：“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在利导本能，化成理性，使人类进于合理互助的生活。” “教育工作要在利用遗传及控制环境，俾得适宜的配合，各得适度的发展。遗传代表各种倾向，教育之功，在使优良倾向得以加速进步，低劣的倾向则改导其表现之途径或裁抑其表现。” “教育应须努力奋斗，以实现一种改造环境的理想。” “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国家教育在平时若健全充实，在战时即立著其功能。”在《苏中校刊》第三十二期第二页中提到：“中等教育之功能有三：一曰完全公民训练、二曰升学准备、三曰职业训练。同人根据此条，确认中等普通科应以前二者为中心；其欲习师范者，可入师范科 ；欲准备其他职业者，可入农工商等科，或农工商学校。如普通科学生亦须有职业上之陶冶，则于选科中视社会需要，设置职业学程可矣。” 　　 　　三． 教育意义 　　汪懋祖《教育学》40、51、55、78页中提到：“教育之要义，一方面固在安排环境，一方面尤在自我控制自然趋势，发生良好的行为。” “教育为实现生活理想的历程，故教育之最高目的即人生最高理想之实现。” “中国教育最高目的，虽在化成天下，达到至善，进入大同，但必不可遗忘了国家民族的本位。” “民族生存之基本力量有三：一为团结力，一为自卫力，一为经济力。一切教育设施，其初皆由民族生存上之需要而产生，其继因民族文化之发展而繁衍。” 《苏中校刊》第十七、十八期合刊第十页中提到：“教育，就广义说，是社会文化递嬗进步的作用。各种社会活动都含有教育的功用。教育学说，一方面固然跟着社会的改造而变迁；一方面又随着心理、生物等各科学的发达而充实。” 　　 　　四． 教育原则 　　汪懋祖《教育学》15、67、79、150、169页中提到：“教育对于这种天赋的差异，应当使各人的能量，循很合适的路向，尽量发展出来，并引导他到很适宜的人生工作，而为国家社会服务。” “人类平等早为我国先觉所公认。因此教育机会均等为我国教育理论上一大原则。” “教育之方式与方法虽因社会进步而繁变，但推究到上项基本原则，未尝废弃，且益加强调。现代科学发达，为‘知而后行’之时期。故各种社会组织及其力量的配合，亦日进于精密。” “现代教育的大原则为机会均等及全民教育，但人为的限制可以设法打破，天赋的差异不能强同。” “民众教育之根本原则：第一，教师须为民众良友；第二，须把握民众直接的需要；第三，教学设施须在其空闲时间，不妨碍其生产工作；第四，教材须切实有用，能鼓舞其兴趣；第五，先从一般青年入手。” 　　 　　五． 教师责任 　　汪懋祖《教育学》66、97、98页中提到：“吾国择师的条件是经明行修，或品端学优。为师的责任，就韩愈《师说》上说，是“传道、授业、解惑”。 ‘传道’是将民族文化道德作系统的传授；‘授业’是传授学术技能；‘解惑’是辩正思想观念。教师的精神，是要如孔子的“学不厌，诲不倦”；教师的修养，要如颜子的“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 “中国社会早就知道教师责任之重要，所以一面尊重师道，一面择师甚严。” “须知现代教师与前代教师，其不同之点至少有二：（一）前代教育除少数官学外，皆为自由职业。而现代教育为国家之任务；（二）前代教师多为家庭聘请，即天子师傅亦为家塾式的教师，故待之以宾礼。现代教师除非外国客卿，自不能称作宾师。其所以应受国家之尊礼，实因其责任之重大，惟能尽其责者，乃配受国民之尊礼。” “吾人年来研究师范教育问题，乃以中小学师资为对象。实则小学师资处于师范及中学，中等学校师资出于大学，则正本清源，宜先谋大学师资之健全。” 　　《苏中校刊》第五期“汪校长在乡师部演讲”中提到：“现在中国前途都在农村教育。农村教育，都在诸位身上。望大家努力，在学校里打定基础，养成劳动的习惯、牺牲的精神。我们不是因求名誉而为教师，是为普及教育而为教师。当以全力去普及教育，增进农人生活。” 　　 　　六． 教育对象 　　汪懋祖《教育学》第110、126、147、151页中提到：“现在幼稚园与小学之间，尚有极大的隙陷。因为幼稚园以游戏方式为教导中心，极为生动。而一入小学，即有读、写、算等类定型的教学，不免呆板，环境改变太骤。作者以为小学一年级，仍应采取幼稚园方式，或根据身心发展程度分组教学，方为合宜。” “中等学校具有选择优秀份子的功能，非如小学教育之须普及。吾人希望初级中学及初级职业学校能设法推广，便易普及。但高中则为人才教育之准备，必须严格选择。师范生关系国民教育，亦须选择。” “高等教育为成德达才之阶段。现制包括专科学校、大学及各项研究所。专科学校培养专门技术人才，以熟练应用为主。大学传授高深学术，培养自动精研之能力，以期于学术上、事业上有较大的表现。” “社会教育是籍教育的设施以改造社会环境，控制社会势力，提高民众文化。其主要对象则为一般成年失学或仅受义务教育之民众，使有补习及继续教育之机会。” 在《苏中校刊》第一期第一页中提到：“社会之中心，在中等人物，而中等教育实为中等人物之出产地，是则移风易俗之大责，固非异人任。我中等教育成绩之良楛，实一地方荣瘁之所关矣。” 　　 　　七． 教育实施 　　汪懋祖《教育学》第25、75、82页中提到：“本能倾向，若一味禁遏，只有害处。务须整治环境，布置合宜的刺激，替代不良的刺激，以提高兴趣，改变习尚，或将有害的反应，移接到有益的反应。” “教学要知个性、要有兴趣、要有调节、要尽其材。”“今后教育之设施，其方针有可得而言者：一曰三育并进，二曰文武合一，三曰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重，四曰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五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六曰对于我国固有文化精粹所寄之文史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七曰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八曰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应加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新，以求一切适合于国情，九曰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各地平均之发展。对于义务教育，依原定期限，以达普及。对于社会教育，力求有计划之实施。” 《苏中校刊》第三十三、三十四期合刊“课程研究”中提到： “高中急须加以补充国文，非特为求知之工具，同时并可陶养民族特性。” 　　 　　八． 教材编选 　　汪懋祖在《苏中校刊》第二十三期“初中及乡师实用自然研究教本序”中提到：“自然教科之目的：一曰养成控制自然之能力，以期厚生利用。一曰养成探索真理之兴趣，以期创作发明。二者交相因果，故有十七、八世纪科学上之发明，而后启十九世纪之工业革命。由是科学之进步，一日千里。迨夫今日无科学知识，几不足自存于世界。非过言也。” “欲编纂一乡村师范适用之自然教本：第一，其人必先于自然学各科如生物、理化皆有相当之研究；第二，须于现代教学方法有运用之技能；第三，对于乡村生活，尤须有深切之经验。三者融合，乃生良果。” 《苏中校刊》第二十四期“高中英文选序”中提到：“国内高级中学英文一科，几与国文并重。考其目的关于技能者有三：（一）能阅读书报而翻译之，（二）能作普通书函论文而使人了解之，（三）能作通常会话及简短演说。关于精神者有三：（一）能增进学生世界常识，（二）能涵育青年德性，（三）能诱掖修学兴趣。编定课程标准者所望未奢，而欲达此目的，则须视师资之训练，与教材之编纂如何为衡焉。有优良之教师，而后教材之驱处条理乃能合节而得宜。” 　　 　　以上叙述了八项父亲对教育工作的部分言论，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与其办学的实施方案。他曾反复讲过五个观点：（一.） 理论联系实际：例如，“每一学校之设立及每一科系之设置，均应规定其明确目标与研究对象，务求学以致用、人尽其才……”（见《汪懋祖“教育学》第82页） “教育原于生活。理论与实施，本诉合无间，不可或分。” （见《苏中校刊》第二十七、二十八期合刊“第三届师范科沪杭参观报告序”） （二）教师责任重大：例如：“教师的任务关系最重，苏中所以有今日之成就，全在有良好的教师。” “ 教师的人格思想，灌入学生全部灵魂，这于学生道德行为的影响颇为重大 。” (见 《苏中校刊》第八十六期，第九、十页)（三）学生团队精神的培养：例如，“个人生活于群体之中，决不能孑然独生于群体之外。不仅物质的养生所需，要靠群体中众人的供给。即凡聪明才智、思想能力，无不因感受了环境多方面的刺激，从反应中陶冶发展起来。”（见汪懋祖《教育学》第31页） “校内平日训练，须一本夫和与爱，则理想之乐园匪遥，即在此耳。”（见《苏中校刊》三周年纪念专号）（四）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例如：“本校创始即鼓励学生课外活动，设立许多研究会，每研究会都有专任教师指导。同学得就个性所近，参加研究、提高兴趣、增殖能力，为他日入大学自动探究的始基。而教师既时时与学生切磋，不但知识进益，举凡应世接物服务种种正当的态度亦籍此可相砥砺。”（见《苏中校刊》第八十六期，第十页） “必使各个学生毕业出校以后，有转移环境之能力，而不为不良环境所屈服，始克表现苏中之精神。”（见《苏中校刊》 三周年纪念专号） （五）应重视人格教育：例如，“就个人人格言，教育目的在养成智、仁、勇具备的人格” （见《汪懋祖教育学》第53页）“一个优良学校成绩的表现，不仅在毕业生多数能考取大学，或中学会考能得到锦标。而在入学后能独立研究学术，崇高人格，出大学复能发展其能力，以各得其用，此亦清醒的教育者所当注意的 。” （见 《苏中校刊》第八十六期，第十一页） 　　 　　父亲汪懋祖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在创办苏州中学与大理师范时，都是竭尽全力，采取他的一套教育论点及办学实施，为这两所中等学校培养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代优良学校的办学任务，正在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尤其关心中小学生道德品质的提高；对于高中和大学生特别注意独立思考与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对教师也有较高的要求，制定了多种检查制度。这些做法与汪懋祖80多年前的教育工作理念相一致。他的教育观点，至今对于各类学校的办学举措，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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