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懋祖虽是杜威的学生，但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却有不同的观点。在他所著“教育学”一书中明确地阐明了他的观点。以下是汪著“教育学”第3章第6节所述： 　　“教育即生长”说，握当代教育上权威。但未可即以此说为圆满无缺的理论。杜威以为真理常在不断的进步之中，故教育无最高之目的。对此汪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一）照杜威的意思，生长是继续不息的，身体的生长自然有一定的限度，而经验的生长是无有止境的。因此教育上不当有一永久的最后的目的。也不能说什么‘完成’教育的目的，只在保持教育的继续性，使人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作者以为意识界的生长，总有一个至高至远的目的，给予吾人无穷的希望。其至高至远的目的为人类生活中所必须构成，可以引伸至‘无限’而不能说‘无定’。否则人生活动，类如球场打球，虽对于情境，极其控制之能事，终不过物来顺受而已。 　　 （二）杜威教育学说，根据实验主义（pragmatism），实验主义的要点为真理需在演进的过程中，并无绝对的真理。真理的程度全靠实际的效用去衡定。因此教育上也没有最高的目的或最高原则。活动是连续不断的，行一步就有一步的目的。所谓目的是从现实情境中产生，而为暂时的，不是高悬的。我们以为人生活动的归向，是最高的善，此最高的善为总善之所归，人生在不断冲突中奋斗创造，为的是企图发展此理想的至善。所为善，即是社会生活美满的境地。教育为发展人生目的之途径，哲学家研究教育目的虽非一致，往往随时代逐步展开，而总其归趋，自必与此至善的理想呼应。 　　（三）宇宙为一活动之总体，而创造的活动，归诸于人类，教育即生活，不仅是应付现实环境且要发展理想。杜威阐明教育不能离开社会活动，生长是生长于社会活动之中。作者主张不但生长于社会活动之中，且孕育陶熔于一种社会理想之中。一方面要尊重儿童的自发活动，一方面要将其自发活动陶熔于此理想的体系之中。 　　 （四）杜威的生长说反对过去理想主义者以‘理性’或‘普遍的意识’为宇宙完备之实体。此体在中国谓之‘道’或‘理’。作者认为所谓‘理’是社会活动的条理，因活动之进展而进展，先知先觉者出，集合人类生活的经验，修明此理，常超越于现实的情况，使现 　　实向此理努力推进。如儒家学说主张‘大同’，‘至善’，要人们努力推进社会，最后达于‘大同’达于‘至善’是无限的而是有定向的。 　　（五）教育一词，西文为education,原意为‘引出’即将天赋之智慧引出之谓。我国教育有两方面意义，在自然方面谓之育如‘发育’，在社会方面谓之教。两字连用见于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由是以观，则教育本须兼顾儿童发育，与社会理想两方面。 　　我们深信教育之意义不能离开最高的理想，否则所谓引进、生长等词恐全无着落了。 　　 　　以上各节录自汪懋祖“教育学”一书，略有删节。汪懋祖不同意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他认为教育应该有至高至远的目的，人们应该有美好的理想。美好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促使人们奋发图强，给人以无穷的希望，才能推进社会。不能像杜威所说，教育无最高目的或最高原则，行一步有一步的目的。汪认为人生活动的归向是最高的善，人生在不断冲突中奋斗创造。为的是发展此理想的至善。所为善，即是社会生活美满的境地。 　　 　　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是为了应付现实环境。汪认为教育不仅为应付现实生活环境，而且要发展理想。杜威认为经验的生长是无止境的，教育只是保持生长的继续性，不该有最后的目的。汪认为意识的生长总有一个至高至远的目的，它可以说无限不能说无定。杜威认为教育不能离开社会活动，生长是生长于社会活动之中，这点汪予以肯定，但他认为不但生长于现实的社会活动之中，而且孕育陶熔于一种社会理想之中。 　　 　　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汪懋祖对杜威的批评是正确的。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理想，前赴后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解放了中国。如果没有远大理想，和革命目标，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人们努力奋斗，为了建设祖国的远大目的，全国人民努力工作,祖国才有今日的繁荣昌盛。 　　 　　在他那个时代，作为杜威的学生，能够摆脱思想束缚，提出对杜威的批评意见，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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