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探讨云南土族的统系 　　汪懋祖 　　余前在滇西推进边地教育并研究滇边问题，抗战胜利，重返故乡。有人问及云南边地土族究竟有多少种，因何形成如此的琐散，其生活及性情之大概又如何? 特作此篇。 　　按《云南续通志》载有一百二十余种，《南诏野史》列举六十条，又追溯《新唐书南蛮传》（列传一四七下）所记两爨蛮之支派部落乃至永昌徼外之黑齿、金齿、银齿、等蛮，种落尤伙。《唐书》巳有“群蛮种类，多不可记”之叹。但倘寻其源流，约之亦不过四五种。历时愈久，生齿愈繁，地方愈远，部落愈多，此乃自然演进之理。故往往同一族内数度移徙，山谷深阻，风气隔绝，因定居地环境之不同，而生活习惯亦发生殊异。即在同一区域各部落，因女子装束略有不同，或因饮食上有特殊的嗜好，风俗上有略异的色彩，遂加上一种殊名，以资识别者。或有与他族混合而滋生种种新聚落，或因与本支隔远，语音遂变，而其名称亦讹者。且汉人记载，其音多系汉译，往往本系一种名称，而衍成数种者。故必须实地调查，根据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之研究，庶可明其系统。但此种研究，若过于分析，不免要引起分化民族之嫌，以致有损无益。盖我中华民族，本由多元而化成一元，其混合之方式，或由交互的兵争，或由天灾而移徙，或异时各因不堪其上所施之虐政而流亡；彼来归化，此往逃亡。如秦始皇时筑长城，而民多流亡塞外，唐太宗时远人慕化，四夷种人来归甚多。血统上巳难指出一种原始单纯血液之种人，即有留剩之一小部落退居山中，必长久闭关而不与外界相通。如大凉山一带有所谓“独立倮倮”之类，其族性甚强，且自视甚高。耻与汉人通婚，又常掠人充奴隶，闻有美国兵阑入其地，亦被迫为奴，至今仍在交涉释放。相传澜沧江南之葫芦王地，亦是神秘地带。地理环境之限制，为其主要原因。 　　中华民族凝结之因素，尤在其文化之力量。其中自以汉族文化为特高，且具有甚大之弹性。一方面能常把握其文化领导权，一方面能吸收四围文化之优点而融化于大文化体系之内。孔子作《春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意即文化较低之别族，能来受我文化之陶镕，无不一视同仁，不分畛域。所以自古代蛮夷戎狄，以至五胡乃至契丹、女真乃至蒙古、满州与我角逐中原，或帝王一方，或入主中华，无不加入大文化之体系之内，而成为今日大中华民族也。 　　余从历史以研究滇边各部族之类别，贵与一般民族学家之研究不甚相差。明代迤西巡道谢肇淛曾大别为二种：谓黑水以内为爨，黑水以外为僰，此二大族诚为云南土族中最老最大之主干。但其东、南及西南、西北四边上主要之部族，似犹未能为所概括，兹分别条理之： 　　 　　一、爨系《新唐书》载： 　　“两爨蛮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距龙和城，通谓之西爨白蛮，自弥鹿、升麻二川（今马龙）南至步头（今建水）谓之东爨乌蛮。西爨自云本邑人。七世祖晋，南宁太守。中国乱，遂王蛮中。” 　　“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胁西爨，徒户二十余万于永昌。东爨以言语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自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川南北，至龙和皆残于兵，日进等（两爨大鬼主崇道之弟）子孙居永昌，乌蛮种复振，徙居西爨故地。” 　　“乌蛮与南韶世昏姻,其种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蛮。六曰磨弥敛。七曰勿邓。土多牛马，无布帛……大部落有 　　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勿邓地方千里，有邛六姓……又有初裹五姓……又有粟蛮……雷蛮……梦蛮散处黎隽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隶焉。其南有丰琶部落，阿诺二姓隶焉……勿邓、丰琶、两林皆谓之东蛮。” 　　（以上见《新唐书南蛮列传》一四七下）。 　　由上文可知爨族之分布最广，纵的方面由曲靖以北，至川康间宁属、雅属，至于邛徕。南至滇南蒙自、开远、建水，以至元江流域。且经阁罗凤移徙二十余万户西去，以实永昌，所以西部种落愈繁。至今黑白夷家外有妙○○、海○○、乾○○、撤弥○○、阿者○○、鲁屋○○、撤完○○、阿竭○○、葛○○、普拉○○、大○○、小○○。此外如窝泥、摩察、苦葱、披沙夷、扯苏等，皆其别支，栗粟亦为乌蛮旁支，以上七部落中，卢鹿一部为倮倮名词所由来，殆为倮人之嫡系，其它各部为旁支。但广义通称倮属。（○○代倮倮字） 　　 　　二、僰系僰之名称，有狭义、广义之别。 　　狭义专称白子，即白手国之遗裔，后称民家；但民家巳数度与外来诸族大混合。明洪武初，大军入驻滇西，因有军家民家之称。五百年来浸润汉化，而环洱海各大城镇，巳与内地无甚差别（见拙著《苍山洱海之间》）。且其种人实多优秀而健硕，所出人才亦不少，乡村妇女多能手艺，知礼貌。但多数尚不通汉语，知识落后，尚停滞于神权时代。 　　广义的僰是概括澜沧江外一般夷人。故谢肇淛言明“黑水以外”，殆尤以摆夷为主要，因此有人以摆夷与民家同一族，其实不然（见下）。 　　以上“爨属”与“白子”为云南最古之土著。大概姚州以东多爨家及加入爨系之部众，其西则为“白子”及加入白子系之部众。此外尚有： 　　 　　三、苗系苗与诸夏接触最早，自长江中部渐渐移处湘西及贵州，由贵州入滇，散布迤东各县，乃至武定，以花苗、白苗为多。 　　现在苗胞青年入学校者渐多。石门坎教会学校为苗胞教育努力有年。抗战期间，教育部开设之国立西南师范（在昭通）及榕江师范皆以苗胞作教育之主象。 　　 　　 四、羌系云南西北部丽江一带之那希（即磨些），其来源及其社会风尚文化，详见拙著《丽江观风》，其濡染汉化，虽不及民家之深，而市镇上层社会巳融合一致。乡村上虽不通国语，而其父老领袖向化之心甚切。那希来源有谓自蒙古，有谓自西藏，似皆不合。按《后汉书》及《华阳国志》所载以推求之，则那希族实出于越隽羌，即眊牛羌。羌为古氏族姜姓之别支，与中原接触最早而最久。《商颂》：“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自三代至唐，不断加入于中原族姓之体系，如五胡中之姚氏，即自称出于虞舜之后也。 　　古宗系吐蕃后裔，居丽江之北，自中甸至德钦等处，多崇喇嘛教文化，语言及其生活习惯与西藏大同小异。至古宗与那希两种人之体格，凭吾等直觉即能辨知其不同。试观其青年男女，尤为显著。古宗人体格魁梧，面庞阔扁而现酱褐色。那希多较矮小而清秀。其外表古宗颇犷悍，那希则多温文。那希呼古宗为蛮子。但古宗亦同出自羌族，其文化上之差异，由于环境之不同，固无论巳。至其体格亦发生显著的差异者，我的解说，照以下《后汉书》记载一段： 　　“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隽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其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大概羌人本来半含中原血液，忍季父以后即分两大支：一支向西南移植，是旧支。其独留湟中，多娶妻而繁殖之子孙为新种。新种与西部土族相配合。因此远祖遗传方面发生差异。近自明初经营云南，兵队驻扎丽江，而外省人到丽江者亦渐多，每就地结婚成家，输进新血液，其遗传渊源之差别盖如此。 　　至于贡山之怒子，求江流域之求子，可概为羌人之别支远裔。 　　 　　五、掸族西南部分在澜沧江夹谷至萨尔温江以外，为摆夷分布之地。其人习惯暑热，能耐瘴气，所居多为低洼之坝子。因此聚落或傍山或傍水，遂有旱摆夷、水摆夷之分。摆夷文化较高，其青年男女多白皙美秀，女子有少似观音，老似猴子之谚。摆夷为古掸族之后裔，考《后汉书南蛮传》： 　　（永元）九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永初元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遗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金银、印绶、彩缯各有差也。 　　掸国通海道，固巳甚明。大概自下缅甸以至暹罗之西南，肯掸人播殖之范围。故至今摆夷语与暹罗语相通。其人一面向东蕃殖于腾龙及思茅沿边。一而经安南，入广西为侬家，为龙人。迨侬智高叛乱失败，逃入大理，其徒众亦散入贵州及云南东部，称仲家，又有种家，皆属一系。 　　暹罗改称“泰”国，当系牵附“掸”字音。殊不知其祖先早巳归化中朝，接受荣封。有人以摆夷民家同称僰为同族，有以摆夷为南诏之遗族，其实非也。前见某报载有《逻罗与南诏》一篇论文，大意谓“该族人曾创建两国：一为过去之南诏，一即现在之暹罗云云。”而日本人煽动逻罗“打回老家”即是根据此种论说，不可不辨。南诏王族为乌蛮别种，与其所统治之白子当非一系。至于摆夷之称“摆”乃由其土俗歌舞摆动之姿态而得名，非“僰”字或“白子”字之音转。惟南诏强时，兵力控制缅甸，曾移边民三千到拓东，而南诏兵民流驻其地者当亦颇多。再则滇西自祥云以西，一遇天灾饥荒，每向腾越以外移徙。俗称“穷走夷方”，由来已久矣。即桂王入缅，随从官兵亦有数千人，流落于木邦等处，称为“桂家”(亦作贵家)。所以他属被掸人同化，亦非无有，而谓其与南诏或民家同族，似无可征。 　　掸人以东，当澜沧流域南部，有蒲蛮，又称蒲僰，亦非与掸人同系，有人以为澜沧流域各部为古之“百濮”。即《牧誓》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中之“彭濮”，曾参加周武王时之王会。但以地理考之，从澜沧夹谷南端赶到孟津大会，实未可能。如其有此事实，则西南夷道，早已可通，何必待至汉武帝时，唐蒙、司马相如等而始发现可以通道耶？ 　　案《左传》文公十六年： 　　“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楚人谋徙于阪高。蒍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又五日，百濮乃罢。” [注]庸 今郧阳府竹山县。 　　又文公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败麇师于防渚。潘崇复伐麇，至于锡穴。防渚及锡穴均郧阳府治。据《春秋左传杜注补辑》增注。或说：湖广、常德、辰州府境即古百濮地。 　　由此可证《牧誓》上之庸与濮，即在楚国境内，皆在郧西左近。庸与麇具有国家的组织，而百濮则系群星聚落，故由麇人统率，与庸联合攻楚。苟非与楚相近，则楚师一出，又何能“各走其邑”也耶？然则古之百濮与滇西南之蒲蛮渺不相关，亦巳明甚。然则蒲蛮究属何系，曰原出哀牢夷而为东爨、白蛮所混化。据《后汉书》载： 　　哀牢夷者……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群西南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渡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后汉书列传》第七十六西南夷） 　　《明史云南土司传》：“顺宁府本蒲蛮地，宋以前不通中国”。《新唐书》有扑子蛮，并未提大濮人，可见蒲蛮并非《牧誓》之“彭濮”，前古未尝通中国也。 　　又考南诏阁罗凤以兵胁西爨、白蛮三千万，移之永昌。由是白蛮蕃衍与该区哀牢土人混合，其部人即混称蒲蛮，是则蒲蛮之称由白蛮汉译之转音，非“濮”字之音转。 　　卡瓦亦蒲蛮别种，集中于葫芦王地澜沧县境内，西有沧源设治局。有班洪银矿，其地土著聚落中有杀人祭谷之举。西教士永怀礼父子在该区传教多年，颇着成绩，势力极大。 　　闻凌纯声氏言永怀礼在糯佛地方传教，设立礼拜堂学校，编成《罗马标音土语读本》以教土民。男女兼收，毕业后配成夫妇，令回原村组织小学。除薪俸外，并拨给田地一方，由村民代种，归教员收入。土人习俗改革不少，种烟改种棉花，迷信亦多销除。土民对永氏极其崇拜。又闻永怀礼初到该地，冒险深入，被土人捉住，几充作祭谷之牺牲，后用金钱货品运动，得以释出。出后仍在该地外围学习卡瓦语，一年后学习纯熟，并谙悉土俗习，知土人之需要；再入传教，能说一口流利的土语，土人遂信仰如神。 　　六、百越系云南东南部与广西及越南接壤，其土民除原有倮族分布各县外，多由广西及越南移入。如交人、土獠、侬人、沙人、喇奚徭人、普岔等等，名目亦殊繁多。惟其中侬人、沙人均与掸人同系，徭人为苗之别支，亦自称系槃瓠之后，想最初自湖南西移，即分为二支，大部分入黔，而一小部分入广西。 　　越南人原出自骆越，上古即通中国。越史首称少昊金天氏，其为我宗支之一，决无可疑。迨秦汉开郡，交广并称。后汉马援征交趾，任延、锡光分守九真、交趾：教其耕稼，制为冠履，指导婚姻，设立学校，教以礼义。于是越南文化大启，举种慕化内属。逮及明初永乐时，改设布政司。府厅州县，一同内地。治理二十年，仍还与自治，其时贵州尚未建省也。越南与中国关系之亲如是。余于二十六年岁尾出镇南关，于河内，见越南婚丧及年节风俗，乃至寺庙香火陈设，均与中国相仿。又目击法国驻兵之行为，不觉流涕赋诗一首： 　　溶溶一水暖流长，残腊清郊正布秧。上国风华非渺远，五洲铁血数兴亡。 　　槟榔嚼赤遗民泪，鴂舌啼寒南海霜。我亦有家归未得，况堪遥夜和吟商。 　　 　　凌纯声氏说明云南土族之分布与地势垂直高度之关系。云南地兼温带及亚寒、亚熟三带之气候，自澜沧及怒江流域南部至其北端，地高自拔海七八百公尺到三千余公尺，动植物亦各有其特产。人类定居于高度不同之地，因适应自然的背景，形成不同的生活习惯。故同一族类之移动，在横的平面移动易，在纵的方面移动难。前见《云南日报》刊行之《云南边疆问题研究》一书中，记述山头人（卡庆）的话说：“老祖生三子。长为山头人，最能吃苦，故派其居住高山；次为摆夷，亦能耐苦，派其住居炎热的瘴地；三子为汉人，身体最弱，派其居住高燥的平坝。”颇有意味。 　　抗战以后建设边疆，推广边疆教育及增进边胞福利之呼声，时有所闻。欲推进边地教育，必须与改善边政同时并进。一、须废除土司制度；二、须选择贤良热心的地方官吏；三、须有洞悉边情，热心服务的干部。但人力往往为自然所限制，如交通不便，即有热心之士，埋头苦干，而因耗人力太多，收效不过点滴。若交通一便，则风气自开。边疆富源，因以开关，而教育亦易于发展。今单就教育论之，则热心边教之青年甚少甚少，且往往原系生长边地，一旦出而就学，毕业后多不愿回乡服务，一若脱离关系者然。此因其所受教育，概为都市式之教育，余巳数数指陈其弊。余前在大理创边学，标揭三义： 　　一、学校不但收教边人子弟，且须推广教育于边地民众。 　　二、教师不但教育学生，且须自加训练，同心合力，期成为边疆服务之志愿团。政府如求人才，随时可以效力。 　　三、学校设施不但须具边疆地方之特色，及体合边民生活需要，尤须作为边疆问题研究之中心。 　　 余在滇西五年，招到各部族青年人数虽不甚多；但各族皆有区域分布颇广，巳竭尽筹措。所堪自慰者，则中华民族团结之观念，巳发生小小效力。至于教育的方案与其细节，见著者《抗战期间在滇西推进边疆教育追记》（教育通讯复刊第二卷第四期）。今须重言申明者：边疆服务人员亟须特别训练，其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强健的体格；（2）宗教的精神；（3）政治的识略；（4）教育家的修养及施教的技术；（5）科学的头脑及随事研究的兴趣。至于学习方言，尤为敲开门户之初步，无庸再述。抑更有言者：传教士之精神，吾人极端崇佩，对之极端惭愧。惟传教士之事业，有教会团体的鼓励，有其国内社会的称崇，甚至王家及政府的奖助。有经济的后援，有外交的保障，故能安心工作。吾国边疆教育，于抗战期间，巳发生萌芽，固自可喜。但愿勿以某地某处已有学校，有人肯去办理，为巳足。次则，勿再以内地学校的成规，移用于边地。至如何取得边胞的信仰，发生实效而避免发生反作用，则又从事边疆工作者所应战战兢兢者。余自惭病且老矣。请以在大理时，所拟学校礼堂楹联作结： 　　主义崇三民，万年建极。 　　光风被四表，九边来同。 　　原载于《东方杂志》第43卷，第5号，29～34页 　　本文转抄时，标点符号稍有更改（抄者注）。

原文 发表于东方杂志43卷5号  浏览：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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