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才教授在撰《林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争史事编年》一文中写道：林纾何以会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选对手？林纾是怎样被卷入“五四”时期新旧之争的？林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间的激战该如何评价？林纾果真是所谓的“封建复古派”吗？“五四”新文化派果真是无可指责吗？——所有这一切，历史自当作出严肃的回答。然而，遗憾的是，自“五四”迄今，各式各样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却都没有客观地、公正地回答上述问题。说句不客气的话，真正的史学家在这里缺席了。因为对不少有幸从事中国现文学史写作的人来说，他们写作的最高追求并不是客观地记述历史事实，而是通过写作“论证”诸如改革必然占胜保守，先进必然战胜反动之类“历史发展规律”。由于“历史发展规律”已被赋予了“元叙事”的权威性，“秉笔直书”、“信而有征”的治史原则常常被抛诸脑后。于是，我们看到，在上述各式各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结论都是：林纾蓄意挑起了“五四”新旧思潮之争，是林纾对新文化派谩骂不休；是林纾企图借助北洋军阀武力镇压新文化派，是林纾公然运动国会议员弹劾教育总长……但真相果真这样吗？ 　　为了避免“叙述”可能带来的对某些的有意遮蔽，笔者在这里将采取最原始的治史之法，为林纾与新文化派之争做一个“年表”。林纾与新文化派之间的纠葛，始于1917年2月迄于1919年5月。但事情总有个前因后果，为了能把事实显现。更系统对比，我们这个“年表”就姑且从民国元年编起，一直到林纾辞世。 　　通读“年表”使我们更深刻地读懂了林纾还原了林纾与新文化派论争的始末，我们不得不认同下述事实：一、林纾不是“五四”新旧之争的主动挑起者。二、林纾在《荆生、《妖梦》中对陈、胡、钱的谩骂和丑化确实过甚，但事后也曾数次就此公开认错，这对于名满天下，孤傲狷介的林纾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新文化派之谩骂对手在先，较之林纾并不逊色，可新文化诸公却不仅拒不认错，反而强调对林纾此类对手则“唯恐天下不乱唯有痛骂之一法”。我们看到了新文化派诸公的意识深入层存在着一个旧文化的幽灵，这就是封建的“王侯意识”：他们标榜“平等”，但在思想上却未想到应该与反对者就文化问题开展民主讨论；他们抨击“特权”，但在精神上却以为自己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因而在新旧之争中尽显示霸权：他们可以无视公认的学术道德去炮制所谓的“双簧戏”；他们可以声讨别人的骂人但却不反省自己的骂人；他们可以调动舆论工具对林纾施以围剿却不容林纾对自己施以批评。四，林纾在当年的中国的文化建设中是主张革新的，其“会通中西”的文化建设方略却遭到主张“全盘西化”的新文化派的反对，“五四”时代新旧思潮之争决不是一次理性、平等的学术争鸣，而是激进派将意识形态的启蒙介入到文化学术争鸣之中，使学术失去其独立的目的而成为为自身以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且将林纾纠缠其中。张教授在文中写首的诸多没回答自然是否定的。 　　制做“年表”须要仔细翻阅大量文献资料，考辩博引史实，付梓辛劳可想而知。这不是每个史学家都愿意做的。方法虽然原始，但所获结果无疑是全面、客观、真实、可信，最具说服力的权威之作。张教授对史学家道德良知、社会责任、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的彰显可见一斑。在正确评介林纾的时代进程中尚有诸多有胆识的史学家仗义执言，通过反思，还原历史真相，多视角地对林纾这位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做出积极卓越贡献的文化老人人生面目思想真谛予以研究，还他人格尊严公理、公正。公道自在人心！自然，张教授在篇首提出的诸多设问也自有了严肃，公正的回答。[（2010.12.28）

原文2011.2.4 发表于网上林纾先生纪念馆  浏览：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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