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中华民族的爱国情结铸就了林纾一生的性格，人品和情操。无论对晚清或民国的当权者他都主张对外增强国力，抵御外侮，对内停息战乱国泰民安，并为此支持维新变法和提出救国主张。这是一种道德精神的恪守，其内涵不是对一家一姓的封建王朝及其君主的忠贞不二，而是对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忠诚，并自发地承担相关的道德责任。 　　林纾在应聘《平报》编纂期间，他发表译著作品，议论时政，贡献着自己的救国主张发表了近六十篇译自外国报纸上的评论，凡是有关中国时局者林纾总要借机申述自己的反帝思想。在《论专治与统一》一文中申述自己希望南北方和衷共济的愿望：鄙人一生如叶，在四万万人海中，特一寒螀之鸣。顾身为国民，不能不持和平之论，今救亡之策，但有两言：一曰公，一曰爱。公者争政见不争私见;爱者爱本党兼爱他党。须知兄弟虽有意见，终是兄弟。外人虽肯借款，终是外人；在《中国海军》一文中林纾批评了当时有人以“中国财力单弱”为由，主张舍海军备陆军。他写道：“吾国海岸之多，指不胜屈。乃以海中权利拱手授人，谓既难人不如不备。是掷长戈大戟于战场，但备短兵巷战，此策之下下者也；”又如《论中国丝茶之业》中林指出由于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中国传统的丝茶之货尚已竞争不过日本和印度，他明确提出：“今若振顿丝业，则宜立蚕学分馆，又广立女子蚕学堂，经费悉出官中。然后合伙立一至巨之公司则庶已可分外争衡矣。”林纾曾应邀到北京某青年会讲三题为《青年宜尊重国家》他说：“吾人但有‘生’字，‘死’字，并无所谓‘老’，‘病’者。‘生’即少年, ‘死’即少年之收局。惟中间却有一轴点，是“国家”两字。有了国家思想，替国家出力，即到了八十，九十，还算少年。无国家思想，步步为己，事事徇私，即力极强，官阶荣显，总算是无用而夭死。”他的这些道理难道对时下的祖国统一，台海关系以及融入国际贸易和青年的爱国教育就没有些许启迪吗？林纾虽然有一腔热血，矢志报国但他始终不是一位政治人物，对翻云覆雨，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感到厌恶。作为这样一位“非政治主义”的爱国文人，林纾一直厌乱思治，期望能在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中上上下下同心协力做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实事。这也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们所企盼的“和谐”社会。林纾这一民族化的爱国情绪也表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维系。他对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中西文化的融合交流国人与世界均有目共睹，视为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加以研究保护。如何评介这样一位具有深厚振兴中国的爱国情绪的文化老人，努力营造有利思想解放的文化环境必须要克服封建社会占传统地位的思维方式——“两个凡是”：凡是皇帝讲的话都是真理，凡是“圣人”写的如都是真理，只唯上，唯书不为实。我们反封建的口号喊了多年，但是后来仍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使“文化大革命”重创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中西文化，使民族和国家遭到了严重挫折。我们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是同批判唯上，唯书不维实的错误路线分不开的。在思想文化领域清楚“两个凡是”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我们要坚持以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两个尊重，不断克服唯上、唯书的“两个凡是”，使我们的思想不断获得新的解放，使我们的理论和事业不断获得新的发展。进入21世纪文史界对把文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以阶级斗真为纲的极“左”思潮予以林纾不公正评介的历史以及对“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反思，使受众更加客观真实地了解了林纾，还予了他清白。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伟大领袖“钦点”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政治造成的负面影响仍不敢深刻反思和认知，唯恐投鼠忌器越过雷池，张俊才先生就有坦诚的担忧。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61届法兰克福国际发展开幕式上的致辞中讲到意识形态不应成为文明交流的障碍，我们认为文化的交流既须要理解和尊重，也须要超越偏见和误解，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客观现实，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积极维护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对话交流，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我们在坚持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一如既往地兼收并蓄，博采世界各种文明之长，借鉴各国有益文化，进一步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用这段文字结束本文应该是对如何评介林纾最好的诠释了。（2009.10.28於上海）

原文2009.11.10 发表于网上譯壇泰斗──林紓先生紀念館  浏览：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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