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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禁书 文字狱 乾隆 空前绝后 文化自信
《清代禁书总述》由王彬主编,出版于1991年。王彬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 “随着清人的入关,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顺治到乾隆,又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禁书狂潮,尤其乾隆年间的禁书运动真可以用不绝如缕来形容。这一点,在中国的禁书史上可以说是绍承秦皇而又空前绝后,无人可以相比的。禁书、笔祸、文字狱,紧紧相连,是清代禁书的最大特色。” (feifei:“空前”这一评价非常到位,而这样的文字恐怖时期能被某些清史研究者捧成是“盛世”,其标准实在是匪夷所思,其心理也颇值得研究。)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上谕内阁说:“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如愚民之惑于邪 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州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 (feifei点评:“不识书籍”实在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以“纯朴”搪塞是掩耳盗铃之举,用“所谓书籍”之语来贬低书籍,更是可笑。四书五经固然是“正传”,《水浒》、《西厢记》却也是好书,“诱以为恶”?乾隆干的危害国家、残害知识分子的恶事比读了《西厢记》的人还多得多吧。) 王彬认为:“万历与雍正,尽管族属不同,还是有一脉相通之处的,展示了封建帝王对小说这种市民艺术的一种共同心理,可说是清对明的一种认同。但是,这种认同,仅从中央一级查禁的谕旨与奏议看,也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在明只有四次,清则是二十二次……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昭然若揭,并不是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整理,而是寓禁于修,包藏祸心的。这种挖补、抽换、删改的手法,正如鲁迅所说,是乾隆对中国古籍的暗杀,以至我们使用《四库全书》时不免疑心惶惑。” (feifei点评:明代算不上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代,然而即使这样,明朝皇帝对书籍的包容性也比“圣明”的清朝皇帝强得多,修《永乐大典》并没有连带着像清修《四库全书》这样毁书改书贯穿始终的文化浩劫。比明朝还惨烈N多倍的文字狱,说明清代的康雍乾们其胸怀连明朝皇帝也比不上,缺乏起码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王彬说:“总结清人的禁书历史……可以说,以禁书始,以禁书终。在理论上,禁书的宗旨,无非是王朝思想、种族意识、皇权观念与传统道德。在策略上,与历朝相比,清以前,几乎是一片白地,清则寓禁于修,通过“暗杀”达到禁书与禁锢思想的目的,策略高明了,但也真可怕。这就说明清人的禁书,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进行研究,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禁书史上的高峰。” (feifei点评:皇帝的“高明”处用在禁锢思想搞文字恐怖,而不是用于改革制度,睁眼开世界,开拓进取,这样愚民最终愚己的皇帝,绝对不是圣明之君而是自卑愚蠢的暴君,这样的时期注定是把一流的中国引向落后愚昧引进深渊的时期。) (待续。feifei@千秋汉英雄&天汉星云,2007-11-23) |
| 原文2007-11-23 发表于千秋汉英雄、新浪天汉星云博客 浏览:14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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