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57号馆文选__汉史评论和feifei小说《大汉雄风》等

李陵为汉朝立下惟一的战功是在对单于一战中取得的，然而投降也正是在这一战末。 　　李广利固为庸才，李陵亦不过猛将而非良将，比起卫青霍去病实在是差得太远啊。至于品行，平素李陵对士卒似好于李广利；战时李广利苦战单于，后因其家人死于巫蛊案而降，李陵则虽在战时屡有“丈夫一取单于”、“兵败，死矣”、“吾不死，非壮士也”等豪言壮语，却一诺值“零”金，兵败便降，还因其投降并娶了单于女儿及武帝误会他训练匈奴军连累家人被诛、司马迁腐刑。两人相较，李陵的品行并不强过广利半分。李陵远不配太史公“有国士之风”的评价。司马迁对李陵的才能和品德都做了过高而且是错误的判断，他在《报任安书》提到李陵军被围时讲“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单于征左右地部分兵力可能是实情，然“悉征左右贤王”之说则是夸大其辞，并非事实。 　　 　　汉武卫霍固然不是完人，司马迁同样不是，他也会因为感情因素和判断力问题犯错误。 　　李国文先生将司马迁因错估了李陵为其辩护，说成是“为李陵主持公道”，我认为是错误的。 　　 　　令feifei深为不解的是，当代相当一部分人（从某些学者、作家到一些网友），对投降者李陵（还有名过其实的李广）“维护”力度与热情之大、评价之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之于卫青霍去病特别是对霍去病的冷然、求全责备乃至鸡蛋里挑骨头。这出于何种心理，源自哪种文化思潮或社会风气？颇耐人寻味。 　　 　　李国文先生认为，“在历史的长河里，汉武帝刘彻者也，充其量，不过是众多帝王中并不出色的一位。而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搔”的他，在历史的文学中的永恒地位，是那个宫他的刘彻，再投胎十次也休想企及的。” 　　个人认为，他对刘彻的评价是很不恰当的，将汉武帝与司马迁作比，也是关公战秦琼——若吹汉武时，云汉武大帝作为帝王的“雄才大略”（班氏评语），史学家司马迁“便是投胎十次也休想企及”，岂不无聊？ 　　“悉延百端之学”，改革制度，引领包括司马迁在内的群星灿烂“于兹为盛”的时代；让大一统思想深入人民心中，凝聚我民族我中华历两千年而不衰；远见卓识，以军事和外交的胜利开拓了伟大的陆上和海上丝路，造福人类，功在千秋……这样的大事业岂是李国文先生所谓“并不出色”的君主做得出来的？ 　　汉武帝的文采是逊色于司马迁的。然而，贵为君主，汉武帝能够屡次公开承认并尽量改正自己的错误；作为太史令和中书令，司马迁是否更勇于承认自己也有错的时候？在这一点上，谁更出色呢？ 　　 　　李国文先生还认为，司马迁受腐刑，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文人之受屈辱者，莫过于此。”“汉武帝异想天开，在‘刑不上大夫’的年代里，他不杀头，也不判刑，更不戴上什么分子的帽子，而是采用‘宫’刑，来对付他的国史馆馆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使其丧失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既活不下去，也死不成。这一招，实在可谓既恶且损，加之下流下作。”feifei也不能赞同。腐刑是刑罚的一种，司马迁判的是死刑，武帝准他用钱赎死或受腐刑，在汉律的范围内，不是武帝专为对付司马迁的“异想天开”。司马迁由于为李陵说话受腐刑，可以抨击这一法律的黑暗，可以讲汉武帝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最黑暗”是谈不上的，文人受辱过于此者举不胜举，更扯不到什么“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上去。 　　 　　今天我们读《史记》，谁不深深佩服太史公直书从开国君主刘邦到当朝皇帝刘彻和权臣的丑陋面的勇气？但我们也不应忽略，自秦至清直到今天，有哪个朝代几个皇帝或最高领导者有这样的度量，能够容忍这样尺度对其先祖甚至自身及宠臣的抨击，并让其流传后世的？在这方面，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等不值得佩服吗？

原文2005-09-18 发表于千秋汉英雄  浏览：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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