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傀儡戏开场 　　 　　在板垣的宴会上，我的思想是紊乱而又矛盾的。我不知道对自己的命运是应该 　　高兴，还是应该忧愁。那天晚上，板垣召来了一大批日本妓女，给每个赴宴者配上 　　一名，佰酒取乐。他自己左拥右抱，把斯文正经丢得一干二净。他时而举杯豪饮， 　　时而纵声大笑，毫不掩饰其得意的心情。起初，在他还能矜持的时候，曾十分恭敬 　　地向我祝酒，脸上带着暗示的笑容，祝我“前途顺利，达成宿愿”，这时，我觉得 　　似乎可以高兴一点。到后来，随着钦量的增加，他的脸色越来越发青，情形就不对 　　了。有个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了我一句：“你是做买卖的干活！”板垣听见 　　了，突然怪声大笑起来。这时我又想，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我这种忧喜不定、前途茫茫的心情，一直保持到胡嗣瑗、陈曾寿等人回到我身 　　边的时候。这些老头子得到关东军的准许，能回到我的身边来，都是很高兴的。这 　　种高兴与其说是由于君臣重聚，倒不如说是出于官爵财禄的热衷。他们一面因我纤 　　尊降贵屈为执政而表示悲愤，一面向我列举历史故事，说明创业的君王每每有暂寄 　　篱下，以求凭借之必要。有了这些教导，加上商衍瀛拿来的“老祖降坛训戒”，我 　　的心情居然逐渐稳定下来。二月二十六日，我命随侍们给我准备香案，对祖宗祭告 　　了一番，祭文如下： 　　二十年来，视民水火，莫由拯救，不胜付托，丛疚滋深。今以东三省 　　人民之拥戴，邻邦之援助，情势交迫，不得不出任维持之责。事属创举， 　　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念自昔创业之君，若晋文之于秦穆，汉光武之于 　　更始，蜀先主之于刘表、袁绍，明太祖之于韩林儿，当其经纶未展，不能 　　不有所凭借，以图大举。兹本忍辱负重之心，为屈蠖求仲之计，降。心迁 　　就，志切救民；兢兢业业，若履虎尾。敢诉愚诚，昭告于我列祖列宗之灵， 　　伏祈默佑。 　　二月的最末一天，在关东军第四课的导演下，沈阳的所谓“全满洲会议”通过 　　决议，宣告东北独立，拥我出任“新国家执政”。上角利一和郑孝胥告诉我，这个 　　会议的‘代表”们就要来旅顺向我请愿，须先准备一下答词。答词要准备两个，第 　　一个是表示拒绝，等“代表”们二次恳请，再拿出第二个来表示接受。三月一日， 　　张燕卿、谢介石等九人到达旅顺。郑孝胥先代我接见，拿出了第一个答词： 　　予自经播越，退处民间，闭户读书，罕间外事。虽宗国之砧危，时轸 　　于私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讲。平时忧患余生，才微德鲜。今某某等前来， 　　猥以藐藐之躬，当兹重任，五中惊震，倍切惭惶。事未更则阅历之途浅， 　　学未裕则经国之术疏，加以世变日新，多逾常轨，际遇艰屯，百倍畴昔。 　　人民之疾苦已臻其极，风俗之邪讠皮未知所届。既不可以陈方医变症，又 　　不可以推助徇末流。所谓危急存亡之秋，一发千钧之会，苟非通达中外， 　　融贯古今，天生圣哲，殆难宏济，断非薄德所能胜任。所望另举贤能，造 　　福桑梓，勿以负疚之身，更滋罪戾。 　　然后由我接见。彼此说了一通全是事先别人已嘱咐好的话，无非是一方“恳请”， 　　一方“婉辞”。历时不过二十分钟，各自退场。三月五日，按关东军第四课的计划， 　　“代表”人数增到二十九名，二次出场“恳请”。这次“代表”们完成了任务。我 　　的答词最后是这样的： 　　承以大义相责，岂敢以暇逸自宽，审度再三，重违群望。……勉竭愚 　　昧，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后，如多陨越，敬避贤路。傥一年之内，宪法 　　成立，国体决定，若与素志相合，再当审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 　　走完“过场”，我于次日和婉容以及郑孝胥等人回到汤岗子。张景惠、赵欣伯 　　等人早已在此等候，表示“恭迎”。我们在此过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长春。 　　三月八日下午三时，火车到达长春站。车还未停，就听见站台上响起军乐声和 　　人们的呼叫声。我在张景惠、熙洽、甘粕、上角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上站台，看见 　　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 　　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我不禁激动起来，心想我在营口码头上没盼到的场面，今 　　日到底盼来了。我在队列前走着，熙洽忽然指着一队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给我 　　看，并且说：“这都是旗人，他们盼皇上盼了二十年。”听了这话，我不禁热泪盈 　　眶，越发觉得我是大有希望的。 　　我坐上了汽车，脑子里只顾想我的紫禁城，想我当年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城 　　的情形，也想到“东陵事件”和我发过的誓言，我的心又被仇恨和欲望燃烧着，全 　　然没有注意到长春街道的景色是什么样子，被恐怖与另一种仇恨弄得沉默的市民们， 　　在用什么样的眼色看我们。过了不多时间，车子驶进了一个古旧的院落。这就是我 　　的“执政府”。 　　这所房子从前是道尹衙门，在长春算不上是最宽敞的地方，而且破旧不堪，据 　　说因为时间过于仓猝，只好暂时将就着。第二天，在匆忙收拾起的一间大厅里，举 　　行了我的就职典礼。东北的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关 　　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等等重要人物都来了。参加典礼的“旧臣”除了郑、 　　罗、胡、陈等人外；还有前盛京副都统三多，做过绍兴知府以杀害秋瑾出名的赵景 　　祺，蒙古王公贵福和他的儿子凌升以及蒙古王公齐默特色木丕勒等等。此外还有旧 　　奉系人物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张海鹏，在天津给我办过离婚案件的律师林迁琛、 　　林囗。曾给张宗昌做过参谋的金卓这时也跑来做了我的侍从武官。 　　那天我穿的是西式大礼服，行的是鞠躬礼。在日本要人的旁观下，众“元勋’ 　　们向我行了三鞠躬，我以一躬答之。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代表“满洲民众”献上了 　　用黄绫包裹着的“执政印”。郑孝胥代念了“执政宣言”，其文曰： 　　人类必重道德，然有种族之见，则抑人扬己，而道德薄矣。人类必重 　　仁爱，然有国际之争，则报人利己，而仁爱薄矣。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 　　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实事。凡我国人， 　　望其勉之。 　　典礼完毕，接见外宾时，内田康哉致了“祝词”，罗振玉代读我的“答词”。 　　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相。最后举行庆祝宴会。 　　当天下午，在“执政办公室”里，郑孝胥送上一件“公事”： 　　“本庄司令官已经推荐臣出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他微弓着身子，秃头发 　　光，语音柔和，“这是特任状和各部总长名单[注]，请签上御名。” 　　这原是在旅顺时日本人甘粕正彦早跟我说好了的。我默默地拿起笔，办了就职 　　后的第一件公事。 　　我走出办公室，遇上了胡嗣瑗和陈曾寿。这两个老头脸色都不好看，因为知道 　　了特任官名单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名字。我对他们说：我要把他们放在身边，让胡 　　嗣瑗当我的秘书处长，陈曾寿当秘书。胡嗣瑗叹着气谢了恩，陈曾寿却说他天津家 　　里有事，求我务必准他回去。 　　第二天，罗振玉来了。他在封官中得的官职是一名“参议”，他是来辞这个不 　　称心的官职的。我表示了挽留，他却说：“皇上屈就执政，按说君辱就该臣死，臣 　　万不能就参议之职。”后来他做了一任“监察院院长”，又跑回大连继续卖他的假 　　古董，一直到死。 　　但是我的思想反而跟他们不同了。长春车站上的龙旗和军乐，就职典礼时的仪 　　节、以及外宾接见时的颂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不禁有些飘飘然。另方 　　面，我已公开露了头，上了台，退路是绝对没有了。即使板垣今天对我说，你不干 　　就请便吧，我也回不去了。既然如此，就只好“降心迁就”到底。再说，如果对日 　　本人应付得好，或许会支持我恢复皇帝尊号的。我现在既然是一国的元首，今后有 　　了资本，就更好同日本人商量了。由于我专往称心如意的方面想，所以不仅不再觉 　　着当“执政”是受委屈的事，而且把“执政”的位置看成了通往“皇帝宝座”的阶 　　梯。 　　在这样自我安慰和充满幻想的思想支配下，如何好好地利用这个“阶梯”，顺 　　利地登上“宝座”，就成了我进一步思索的中心问题。我想了几天之后，有一天晚 　　上，把我思索的结果告诉了陈曾寿和胡嗣瑗： 　　“我现在有三个誓愿，告诉你们：第一，我要改掉过去的一切毛病，陈宝琛十 　　多年前就说过我懒惰轻佻，我发誓从今永不再犯；第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兢兢 　　业业，发誓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 　　承继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我死亦瞑目。” 　　典礼后一个月左右，“执政府”迁到新修缮的前吉黑榷运局的房子。为表示决 　　心，我亲自为每所建筑命名。我把居住楼命名为“缉熙”，系取自《诗经：大雅· 　　文王》“于缉熙敬止”句。我更根据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以“勤民”命 　　名我的办公楼。我从此真的每天早早起来，进办公室“办公”，一直到天晚，才从 　　“勤民楼”回到“缉熙楼”来。为了誓愿，为了复辟，我一面听从着关东军的指挥， 　　以求凭借，一面‘官衣吁食”，想把“元首”的职权使用起来。 　　然而，我的“宵衣旰食”没有维持多久，因为首先是无公可办，接着我便发现， 　　“执政”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并不在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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