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摄政王监国 　　 　　我做皇帝、我父亲做摄政王的这三年间，我是在最后一年才认识自己的父亲的。 　　那是我刚在毓庆宫读书不久，他第一次照章来查看功课的时候。有个太监进来禀报 　　说：“王爷来了。”老师立刻紧张起来，赶忙把书桌整理一下，并且把见王爷时该 　　做什么，指点了给我，然后告诉我站立等候。过了一会，一个头戴花翎、嘴上没胡 　　须的陌生人出现在书房门口，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按家礼给 　　他请了安，然后一同落坐。坐好，我拿起书按老师的指示念起来：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立于沼上……” 　　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梁惠王立于沼上是下不来了。幸好我 　　的父亲原来比我还慌张，他连忙点头，声音含混地说： 　　“好，好，皇帝好，好好地念，念书吧！”说完，又点了一阵头，然后站起来 　　走了。他在我这里一共呆了不过两分钟。 　　从这天起，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不像老师，他没胡子，脸上没皱纹， 　　他脑后的花翎子总是跳动。以后他每隔一个月来一次，每次呆的时间也都不过两分 　　钟。我又知道了他说话有点结巴，明白了他的花翎子之所以跳动，是由于他一说话 　　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 　　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 　　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 　　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满族语父亲）那样！”这段故事和父亲自 　　书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虽都不足以证明什么真正的“退隐”之志， 　　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 　　对他说来，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 　　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 　　没有的。摄政工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 　　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 　　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 　　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 　　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 　　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问了一下，因此构成了 　　“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注]。溥伟有 　　一柄咸丰皇帝赐给他祖父奕訢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 　　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 　　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 　　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也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 　　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 　　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 　　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 　　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了， 　　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 　　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 　　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 　　无论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觉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 　　之间又都互有分歧，各有打算。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庆王的总揆 　　夺过来，而醇王府的兄弟们首先所瞩目的，则是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就是向英国 　　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兄弟，所好也各有不同。摄政王处于各伙人句心斗 　　角之间，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对两边全说“好，好”， 　　过一会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 　　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奕劻和载泽。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 　　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度支部尚书载泽最为忿忿不平的。载泽 　　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劻的短。西太后既搬不倒奕劻，摄政王又 　　怎能搬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劻相对立的态 　　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和 　　庆王间的争吵，失败的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 　　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 　　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 　　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费一次力气。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注]的袁 　　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 　　后来武昌起义的风暴袭来了，前去讨伐的清军，在满族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 　　作战不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时机已至，就运动 　　奕劻、那桐几个军机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这回摄政王自己拿主意了，向“愿 　　以身家性命’为袁做担保的那桐发了脾气，严肃地申斥了一顿。但他忘了那桐既然 　　敢出头保袁世凯，必然有恃无恐。摄政王发完了威风，那桐便告老辞职，奕劻不上 　　朝应班，前线紧急军情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摄政工面前，摄政王没了主意，只好赶 　　紧赏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挽请奕劻“体念时艰”，最后乖乖地签发了谕旨：授 　　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并委袁的亲信冯国璋[注]、段祺瑞为两军统领。他垂头丧 　　气地回到府邸后，另一伙王公们包围了他，埋怨他先是放虎归山，这回又引狼入室。 　　他后悔起来，就请这一伙王公们出主意。这伙人说，让袁世凯出来也还可以，但要 　　限制他的兵权，不能委派他的旧部冯国璋、段祺瑞为前线军统。经过一番争论之后， 　　有人认为冯国璋还有交情，可以保留，于是载洵贝勒也要求，用跟他有交情的姜桂 　　题来顶替段祺瑞。王公们给摄政王重新拟了电报，摄政王派人连夜把电报送到庆王 　　府，叫奕劻换发一下。庆王府回答说，庆王正歇觉，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说。第二天 　　摄政王上朝，不等他拿出这一个上谕，奕劻就告诉他，头一个上谕当夜就发出去了。 　　我父亲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统治，首先 　　把兵权抓过来。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一条：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 　　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 　　己家里。在我即位后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载涛做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建立 　　皇家军队。袁世凯开缺后，他代替皇帝为大元帅，统率全国军队，派兄弟载洵为筹 　　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管军谘处（等于参谋总部的机构），后来我这两位叔 　　叔就成了正式的海军部大臣和军谘府大臣。 　　据说，当时我父亲曾跟王公们计议过，无论袁世凯镇压革命成功与失败，最后 　　都要消灭掉他。如果他失败了，就借口失败诛杀之，如果把革命镇压下去了，也要 　　找借口解除他的军权，然后设法除掉他。总之，军队决不留在汉人手里，尤其不能 　　留在袁世凯手里。措施的背后还有一套实际掌握全国军队的打算。假定这些打算是 　　我父亲自己想得出的，不说外界阻力，只说他实现它的才能，也和他的打算太不相 　　称了。因此，不但跟着袁世凯跑的人不满意他，就连自己的兄弟也常为他摇头叹息。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我七叔载涛 　　陪他进宫，托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自己说还没 　　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经迈的面子。李经迈答应了他，进殿去了。过了不大功夫， 　　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迈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 　　就问李经迈是怎么回事。李经迈苦笑着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你 　　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 　　就说：‘好好，好好地干，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 　　上你的事？” 　　我祖母患乳疮时，请中医总不见好，父亲听从了叔叔们的意见，请来了一位法 　　国医生。医生打算开刀，遭到了醇王全家的反对，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敷药之前， 　　医生点上了酒精灯准备给用具消毒，父亲吓坏了，忙问翻译道： 　　“这这这干么？烧老太太？” 　　我六叔看他这样外行，在他身后对翻译直摇头咧嘴，不让翻给洋医生听。 　　医生留下药走了。后来医生发现老太太病情毫无好转，觉得十分奇怪，就叫把 　　用过的药膏盒子拿来看看。父亲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一看，原来一律原封未动。 　　叔叔们又不禁摇头叹息一番。 　　醇王府的大管事张文治是最爱议论“王爷”的。有一回他说，在王府附近有一 　　座小庙，供着一口井，传说那里住着一位“仙家”。“银锭桥案件”[注]败露后， 　　王爷有一次经过那个小庙，要拜一拜仙家，感谢对他的庇佑。他刚跪下去，忽然从 　　供桌后面跳出个黄鼠狼来。这件事叫巡警知道了，报了上去，于是大臣们就传说王 　　爷命大，连仙家都受不了他这一拜。张文治说完了故事就揭穿了底细，原来这是王 　　爷叫庙里人准备好的。 　　醇王府的人在慈禧死后都喜欢自称是维新派，我父亲也不例外。提起父亲的生 　　活琐事，颇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时新风气的举动。我还听人说过，“老佛爷并不 　　是反对维新的，戊戌以后办的那些事不都是光绪要办的吗？醇亲王也是位时新人物， 　　老佛爷后来不是也让他当了军机吗？”慈禧的维新和洋务，办的是什么，不必说了。 　　关于父亲的维新，我略知一些。他对那些曾被“老臣”们称为奇技淫巧的东西，倒 　　是不采取排斥的态度。醇王府是清朝第一个备汽车、装电话的王府，他们的辫子剪 　　得最早，在王公中首先穿上西服的也有他一个。但是他对于西洋事物真正的了解， 　　就以穿西服为例，可见一斑。他穿了许多天西服后，有一次很纳闷地问我杰二弟： 　　“为什么你们的衬衫那么合适，我的衬衫总是比外衣长一块呢？”经杰二弟一检查， 　　原来他一直是把衬衫放在裤子外面的，已经忍着这股别扭劲好些日子了。 　　此外，他曾经把给祖母治病的巫婆赶出了大门，曾经把仆役们不敢碰的刺猬一 　　脚踢到沟里去，不过踢完之后，脸上却一阵煞白。他反对敬神念佛，但是逢年过节 　　烧香上供却非常认真。他的生日是正月初五，北京的风俗把这天叫做“破五”，他 　　不许人说这两个字，并在日历的这一页上贴上红条，写上寿宇，把坚笔拉得很长。 　　杰二弟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叫长寿嘛！” 　　为了了解摄政王监国三年的情况，我曾看过父亲那个时候的日记。在日记里没 　　找到多少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如每逢立夏， 　　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因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 　　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关于天象观察的详细记载和报上登载的这类消息的摘 　　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一 　　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的热烈爱好。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 　　家。但可惜的是他生在那样的社会和那样的家庭，而且从九岁起便成了皇族中的一 　　位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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